一段白人与土著民血与火、爱与恨相交织的悲壮历史；一份甜蜜而又感伤的超越种族、文化隔阂的美丽爱情；一场年轻一代正在进行的破除传统、重建家园的奋斗！

土著人世代居住的石头之乡，原本平静、神奇而美丽。自诩为文明人的欧洲移民，却野蛮地把它变成血与火的战场。即使如此，在这片曾经充满背叛、诅咒、杀戮和仇恨的土地上，一种爱的情愫正在后代人身上顽强地孕育……

墨尔本大学女教师安娜贝尔发现丈夫另有所爱之后，愤然离家出走，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文物考察队工作的好友苏珊劝说安娜贝尔做她的搭档，于是她们一起到即将变为煤矿的牧场和山区进行文物普查，途中遇到了有四分之三土著人血统的博。博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这一带，他的祖母是土著人首领之一。老祖母和安娜贝尔的祖父辈恩恩怨怨，纷争不断，在当地留下许多传说，影响了两个家族的关系。然而对家乡共同的热爱使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截然不同的安娜贝尔和博走到了一起。他们抛开世俗偏见和现代文明打下的烙印，真诚相爱。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罪恶的“白澳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热情讴歌了超越种族、文化鸿沟的纯真的爱情，以及对土地、家园的深深爱恋，并预示了澳大利亚年轻一代正在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

中文版前言

旅程尚未结束，老弟

——追忆早年间我的澳大利亚石乡之行 亚历克斯·米勒

墨尔本，1995年冬天

布兰贝煤矿

旅途

泽米街

奇格泽格牧场

兰诺牧场

泛滥成灾的狗

汤斯维尔

科隆山

梅的小村舍

感人肺腑的馈赠

石乡最后一个女人

沃尔比纳牧场

墨尔本，1995年冬天

她一推开前门，走进过道就意识到：他离家出走了。她默默地站在门厅衣帽台前，从斜挂在衣帽台上的镜子里凝视着自己，沉甸甸的公文包从手中垂了下来。过道里弥漫着邻居家做饭的鱼香味。雨又下了起来，外面汽车车轮沙沙沙地响着，驰过马路。上个星期，在卡尔顿她喜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他们一起庆祝了她的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傍晚，他们以一瓶葡萄酒佐餐。饭后回家，上床做爱。做爱以后，她睡得很香，次日早晨醒来，精神格外爽。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开始筹划来年秋天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各自要去参加学术会议。她参加的是在肯特郡举行的全球化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而他要去利兹参加关于传记文学的研讨会。会议之后，她去萨默尔特拜访亲戚，然后两人在法兰克福会合，在他哥哥家做客一个星期，再一起回家。

她一边顺着过道向楼梯望去一边喊：“亲爱的，在家吗?”在傍晚寂静的楼房里，她的声音显得很微弱。由于确信自己的判断，她的调门定得不太高，因此，她的嗓音在寂静中也变得模糊不清。她嗓子又涩又干，吸了一口凉气，站在那儿倾听楼里的动静。外面的车轮在湿漉漉的马路上沙沙作响，透过墙壁隐约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她的希腊邻居总是找到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喊大叫。后来，她看见衣帽台上放着一个信封。她也注意到，他的绿色风衣和雨伞不见了。其实，潜意识里，她也许一进门就已经注意到这些东西不翼而飞，而正是这些东西的“不翼而飞”，才使她断定他不辞而别了。因为每个星期四，他总在家里从事传记文学的研究工作。安娜贝尔的丈夫史蒂文·奎恩副教授确实是个品行端正、处事严谨、不会让你失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他或许有点儿守旧、古板。她一直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并且心甘情愿地保护他，使他免受暗箭的伤害。他比她大八岁，今年五十岁整。他把即将来临的生日称为“大寿”。当他向她承认自己害怕变老的时候，她还开玩笑地说，塞万提斯的不朽之作《堂·吉诃德》是六十岁以后才发表的。她对他说：“如果不是五十岁以后坚持不懈，塞万提斯很可能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不会被誉为近代欧洲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了。”她曾经拿“怕老”取笑史蒂文，并且因为自己比他年轻八岁而放心。

她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伸手拿起衣帽台上的信封。信封正面是他亲笔写的“最亲爱的”四个字。那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称谓。亲爱的、最亲爱的、心爱的，相关的词语悄悄涌上心头，然后联结成：“亲爱的，我们相聚在这里……”可是，这话究竟是在婚礼上讲的，还是用在葬礼上?她记不起来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这两种仪式了。她和史蒂文从来不用他们各自的名字互相称呼。即使在刚刚认识的那段时间也不。不管什么时候，倘若他叫她安娜贝尔，或者她叫他史蒂文，听起来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她把信封翻过来，信口已经封上。她倏然想到“第七道封缄”的故事：“当他打开第七道封缄的时候，哑口无言了……”她戴上眼镜，打开信封，然后展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站在那儿读了起来。她一读完信，就把信纸折起来放回到信封里，然后把信封放回到原处。好像那封信就应该放在那个地方似的。她摘下眼镜，放在短上衣里边的口袋里。

她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显得疲惫不堪，还有点儿憔悴，一个中年妇女的模样。经过整整一天的奔波，已是残妆满脸，但是上车回家前，她嫌麻烦，没有补妆。她双颊绯红，嘴唇薄而苍白，唇纹依稀可见。短发的根部已呈灰色，的确需要重新染一染了。她一直以为自己被他珍爱着，在他们的私生活中，没有责备，只有爱和尊重。和他在一起时，不必刻意掩饰自己的过失、弱点和不体面的污点……谁能想到他竟然抛弃了她。

她知道，她现在如此的镇定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她早已六神无主。她觉得仿佛由于某种轻率的行动，由于没有恰当地照顾自己，而被玷污。她感到一种耻辱，觉得丢脸。这都是史蒂文一手造成的，是他把她扔在了一边。她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肮脏的、不纯洁的、不再值得尊敬的东西被他随意抛弃了。她明白，丢脸的不是史蒂文，而是她。史蒂文反而会受到赞扬，甚至被人嫉妒，因为他胜利了。史蒂文再也不会为避免明枪暗箭的伤害而需要她的保护了。

她从镜子旁边转过身，沿着走廊缓缓向楼梯走去，然后手扶楼梯栏杆走进史蒂文的书房——展示他勃勃雄心的书香圣地。书房里散发着他的气味，洋溢着为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渴望。她打开电灯。每样东西都在原处，他没有带走他的书籍或电脑。日渐增高的传记手稿堆放在电脑的机壳上，用鲜亮的粉红色标记标出来的章节被做了注解。手稿上压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灰色楔形大理石。那是他在弗罗·罗马诺捡来的。此时此刻，她仿佛看见他一心想把那块大理石作为纪念品而偷偷塞进背包里的情景。她站在他那张椅子旁边，目光从书桌上移开，回头注视着屋子。他的电动刮胡刀不在文件柜上通常所在的地方。除了史蒂文·奎恩副教授在星期四傍晚异乎寻常地不在书房之外，她送给他的那架贵重的照相机是唯一不翼而飞的东西。这架照相机是他四十岁时，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在给那个姑娘拍照吗?在精心设计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让那个赤身裸体的姑娘摆好姿势，把她的凝脂软玉留在黑白照片上。他搜肠刮肚，用各种词汇描绘那美丽的肌肤：如蜜的，似金的，有金子般光彩的，淡咖啡色的，像幼鹿皮肤般柔嫩的……接着就努力把情意绵绵的话语变成切身的体验。老男人趴在年轻女人身上，想到自己的死亡。安娜贝尔感到一阵恶心……她从来没有打开过丈夫的抽屉。他们从不窥探对方，他们没有彼此不信任的理由。此刻她却俯身打开书桌上层的小抽屉，史蒂文就是把右肘倚在这里用手指轻轻操纵鼠标的。抽屉里只有一本卷了角的、用有光纸印刷的杂志。这本杂志叫《呸!》，好像古代人用以表示不同意见的那种奇特的呐喊。杂志的封面女郎是个身穿三点式泳衣的姑娘。姑娘撅着圆滚滚的屁股回头张望，她那如蜜似金的淡咖啡色的屁股对着照相机，嘴唇张开，撩人的紫色眼睛大睁着，金黄色的秀发披在背上。姑娘的年龄可能不会超过十八九岁。尽管她搔首弄姿，摆出一副卖弄风情的架势，但在安娜贝尔看来，天真幼稚在她身上并未完全消失。她那美丽的身段虽然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总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她的母亲知道女儿在干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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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尚未结束，老弟

——追忆早年间我的澳大利亚石乡之行

亚历克斯·米勒

“我们喜欢在陌生人中间，”她说，“默默无闻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她凝视的目光离开咖啡馆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我喜欢在城市中所感到的迷惘和孤独。城市使我们感到轻松自如。我们害怕灌木地带的迷惘和孤独，尽管我们需要这样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面对的是自己，无法逃避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说喜欢荒无人烟的地区，其实我们害怕它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这话是玛丽娜·戈尔丁说的。她是我的新书《普洛乔尼克之梦》中的主人公——一位非本土的墨尔本当代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她热情、正直，是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玛丽娜的见解的真实性是无懈可击的。澳大利亚虽然是世界上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除了少数著名的旅游景点之外，对于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曾涉足，也不甚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内陆地区在全球化影响下已经没有了澳大利亚自己的特点，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把景观看做内陆地区，受到挑战的是幸存的人类个体；而把景观看做荒无人烟的地区，感觉恰恰相反：脆弱而且处于人类介入危险之中的则是景观本身。

我们断定你本人是在内陆地区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可是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生活在沿海大城市里的人，内陆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业的营销术语，因此，他们对内陆地区显然比对未曾涉足过的偏远地区更为熟悉。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旧时的含意是很明确的，而半个世纪前，正是这种辽阔的、遥远的腹地所需要的冒险拼搏精神才把我吸引到了澳大利亚。我从英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农场出发，只身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才十六岁。那时，我自以为自己不是移民，而是一个探险者。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去探险。我去澳大利亚的决定，既不是受到谋求个人飞黄腾达的愿望的支配，也不是去投机。我对那个年代从英国去澳大利亚的同龄人通常所怀有的目的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去，就是因为渴望找到一个我的祖先崇尚的价值观依然盛行的地方。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似乎正是实现我这一青年时代就富有的浪漫色彩梦想的地方。

此前，我仅仅从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了解了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我是在我热爱的一位埃克斯穆农场工人的厨房油灯下看到那张照片的。有一个人——遗憾的是，我记不得是谁了——送给我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本书籍。那本书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书中的照片之一是一群牧场工人懒洋洋地坐在或站在低矮游廊的阴影里，凝视他们面前的景色。除_r天空映衬下的枯树、断枝之外，牧场工人们凝眸眺望的景色中，没有一个人影。他们仿佛在那里等待能够消除他们紧张心情的某个踪影，或者某种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很快就会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内陆地区，你可以骑马走几个月，却决不会遇见一道栅栏。

我在悉尼一下轮船就带着我的小提箱沿着公路向北走去。一位卡车司机让我搭车到昆士兰，还帮我在贾伊姆派找到一份工作。那里尽管也有牧场工人和牛群，但我明白，这片富裕的近海岸地区不是内陆地区。于是，贾依姆派那位仁慈而又愿意帮助我实现探求愿望的农民便把我介绍给他在城里澳大利亚地产办公室的一位朋友。他们还为我在昆士兰高原地区的一个养牛场找到一份牧场工人的工作。“那儿就是内陆地区，老弟。”他们言之凿凿地向我保证。在高原地区，尽管有山川河流，有长着萋萋白草的茂密的桉树林，有清晨的白霜，满山的野花和蕨类植物，还有夕阳下变成红色和橙黄色的高耸的悬崖和沟壑，但当我提及到内陆地区时，当地人却摇摇头，然后指着西北的方向告诉我：“这里不是内陆地区，老弟。内陆地区在那边呢。”我在那儿待了两年。虽然他们宽厚、仁慈、富有人情味，他们的家园也壮观而富有异国情调，可是我依然向往着那张照片上的那些牧场工人，憧憬着他们在那片偏僻又充满期待的土地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对寂寞的坚忍。我知道，我迟早会重新开始我的旅程。在我的梦境中，那些牧场工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或站在游廊下，凝望着寂寥的地平线，等待着某一个踪影。

牧场的主人理解我的渴望，于是，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偏僻的卡奔塔利亚湾莱察兹河畔大牧场的总管。“那里是真正的内陆地区，亚历克斯，”他向我保证，“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栅栏。”于是，我告别了那个待我如子的家庭，乘上东去的火车，从斯普林肖来到澳大利亚海岸的“肉牛之都”奥古斯塔斯，接着又乘火车一路向北，沿着海岸从罗克汉普顿到达汤斯维尔，然后从汤斯维尔乘坐西去的慢车，穿过景观奇特、布满蚁琢的平原，最终抵达铁路线最西端的小镇克伦卡里。从埃克斯穆尔农场出发，我走过了漫漫长路。可是，我到达内陆地区了吗?

在克伦卡里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搭乘一辆邮车，穿过红色的尘埃，向北行驶三百英里，到达奥古斯塔斯的唐斯大牧场。那里没有公路，因此，通常情况下司机会小心翼翼地沿着莱察兹河干涸的河床行驶。在牧场，那位牧场总管又开车把我送到大约五十多英里外的牧场工人营地，并把我留在那里。营地坐落在水潭旁边一片奥克桑番荔枝树林里——一个有帆布帐篷和厨房用具的小小居民点。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被人遗弃的住所，后来才发现有人睡在蚊帐下面的网眼床铺上，一台紧靠他的收音机正隐隐约约地播放着乡村音乐。我没去打扰他，独自闲荡到日落西山。

三十多位骑士骑着马奔驰进营地，但是直到他们出现在长长的树影之下，并且呈半圆形地几乎把我包围起来时，我才发觉。我站了起来，孤独地暴露在尘土之中。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戴着宽檐帽，长长的头发飘散在肩上，衣服和马身上落着一层红色的尘土。谁也没有说话。我倏然认出，他们就是北方大牧场传奇式的牧场工人。其中一个人用踢马刺催马走出队列。他对我说话时，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地观望着。“你是英国人?”他态度生硬地问。我告诉他：“是的，我是英国人。”“你的英式马鞍在哪里?”那个人朝我身后张望着。可我没有英式马鞍。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哄笑着，掉转马头四散而去。他们对我不感兴趣。他们盼望从地球那边来的有异国气派的骑士。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后来，为了满足另一个强烈的欲望，我离开那个海湾，南下墨尔本，并且进了墨尔本大学。我相信，在牧牛营地的两年里，我已经深切地体验到了与昆士兰那些土著牧场工人结下的崇高的友谊，而且，把这种情谊珍藏在我的记忆中。四十年后，我去汤斯维尔拜访一位朋友，遇见了她的合伙人博·雷尼。博正是四十年前我在昆士兰牧场结识的工人中的一位。他现在是土著部落的领头人，他们部落的文化与信仰顾问。我们谈论多年前由于争取同工同酬而引发的那场土著牧场工人被牧场主赶走的悲剧，谈论在西部辽阔的大草原上漫无边际地漫游的牧牛营地。博说：“有朝一日，你应该写一本有关它的书，老弟。”我说我尚无写书的打算，但他似乎不太相信。他答应带我去看看他的家乡。博言中了，我们一起旅行的最终结果，便是我创作了《安娜贝尔和博》。

我们宿营在土著人心脏地带外面的一片银色的金合欢树林里。这个地区杳无人烟，和能够想象到的任何内陆地区一样荒凉。清晨，我们走进低矮的丛林。地面平坦，丛林稀疏，很容易进入。在欧洲人看来，这里并非风景如画，反而是千篇一律的单调，没有值得旅游者举起相机拍摄的亮丽风景。我虽然不知道博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但我学会了等待真相的自然披露。因而不去问他。在低矮的灌木丛里，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个小时，博间或打个手势。后来，他停下脚步，用拇指把帽子推到脑后，掏出烟叶，卷了一支烟，然后点燃。他吸了一口烟，清了清嗓子，做了一个我过去习惯于理解的手势——伸开手指表示地表的平坦与规整，展开手掌表示抚慰或者祝愿。“从这里，他能清楚地看到远处的河流，老弟，”博静静地说，没有说明那个“他”是谁，“一阵柔和的轻风向他吹来。他能看到从河那边走来的人。”我们在山坡上停下脚步。穿过灌木林时，我没有察觉到那是一道山坡。对我而言，只是信步停下，没有特别之处，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蹲下来从近处看地面的时候，我发现多石的地面有异常之处。博指点着：“这儿有一块他留下的石核。”博俯身从泥土里抠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英石。他端详着石头，放在手掌上翻看，然后一声不吭地递给我，又从脚边挑选出几片石英石，“你如果有耐心，就能把这些小石片再拼到一起，恢复到原先的模样。”我们正置身于他的祖先打造石器的工地。

我们一起蹲在寂静的灌木丛里，从背后干涸的河床吹来的微风夹带着阵阵凉意。这是一个好地方，一个博的富有实际经验的祖先——石器制作者——偏爱的地方。我也领会到，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具有的不是如诗如画的美，而是植根于他的内心和梦中的美。

我回到墨尔本动手写博预言我会写的那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偏僻而人口稀少的内陆地区依然是令我难以捉摸的地方，一个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遥远的地方。于是，我开始把内陆地区看做白人对地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也许从伟大的部落东迁时代，在传说中那些壮丽的史诗、冰岛的萨迦文学作品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欧洲人的文化之中。对博和他的祖先而言，把内陆地区当做一种地貌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在博的眼里，那片人们未曾涉足的浩瀚的灌木林、那块广阔的多石的土地，是他的家乡。

自从我看见有关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第一张照片以来，五十年来，那些牧场工人未曾迁移过。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人蹲着，头戴宽檐帽，马刺的轮廓依稀可见；另一个人背靠游廊柱；第三个人坐在靠墙的长凳上，身子向前探着，前臂支在双膝上。他们在游廊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把辽阔的土地和无垠的天空分割开来的地平线。没有一点声音打断牧场工人的沉思，也没有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对我而言，他们信仰的奥秘依然完整无缺。那是古老的欧洲人的信仰，是人类心灵深处潜在的对冒险精神的信仰。在我看来，那张照片上牧场工人的形象，比我在世界各地任何一座博物馆看到的伟大的绘画和雕刻更能代表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那些沉默的人依然是我想象中的先知。我的生存就是他们的生存，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是分不开的。

博第一次来墨尔本在我家暂住的时候，我把一件古代仪式上用的石头雕刻品拿给他看。三十年前，我在一条小河的河岸偶然发现这件石器。我承认，把它据为己有，使我感到内疚。“它的旅程尚未结束，老弟，”博心平气和地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它一直完好无损。”他的手向旁边一挥，补充道，“它即将到家了，老弟。”对我而言，那件石器是我在内陆地区那些岁月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而对博来说，它是祖先神圣的家用器具。博与我不同，但我们是朋友，我们分享着对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的爱。对某些人来说，那将永远是内陆地区，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地方。

博、安娜贝尔、道格尔和他的儿子阿尼尔，经过一千多英里的旅途来到悉尼，到米切尔图书馆参加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颁奖仪式。道格尔还告诉我，我写的这本书给他儿子阿尼尔以自信，使他对自己的目标充满了信心。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得到了土著人的赞美。

2005年12月写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