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我国辽西夏金蒙元时期15位顶级文臣的生动故事。

辽西夏金蒙元，这是一段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这些北方民族崛起、改革、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入主中原，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众多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真实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讲述有助于读者消除某些错解，对于读者正确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御封匣列——韩延徽

安邦定国——耶律屋质

国姓汉臣——韩德让

国宝臣——萧孝穆

辅弼重臣——张浦

开国功勋——野利仁荣

一代谋臣——张元

将相之才——完颜希尹

改革栋梁——完颜宗干

定策功臣——李石

大金贤相——纥石烈良弼

胡丞相——失吉忽禿忽

治天下匠——耶律楚材

治世奇才——刘秉忠

佛学大师——八思巴

除了拥立世宗即位，耶律屋质还平定了世宗朝的几次动乱。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

天禄年间(947—951)，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致使很多契丹贵族十分不满；再加上世宗本人也并不算是个有道明君，给反对汉化的守旧贵族们创造了可乘之机。天禄二年(948)，萧翰(述律平弟弟的儿子)与皇妹阿不里成婚。是年，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联合驸马萧翰和太祖弟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秘密报告给了屋质。屋质带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对于他们的谋反认识不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没有深究。世宗虽不想深究此事，屋质却执意劝谏皇帝，认为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世宗才命屋质捉拿他们，萧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世宗竟然没有治他的罪，反而放了他。天禄三年(949)，萧翰又与公主写信给明王安端，劝其一起造反，屋质查获了这些书信，将其奏明世宗，萧翰服罪。

世宗对于刘哥参与篡位也没有察觉，事后对刘哥也是姑息宽容。后来刘哥请世宗对弈，在观樗蒲向皇帝敬酒，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发觉。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想赦免他。这一次，耶律屋质奏请，说坚决不能就这样宽恕。世宗乃命屋质审问，得到了确切的证据。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这次的谋反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最小的弟弟安端的儿子，世宗的堂叔)觊觎帝位，他将自己的庐帐一步步地移向世宗的行宫，伺机谋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察割乘机诬陷屋质这样做是因为嫉恨自己，还“哽咽流涕”，世宗反倒安慰察割：“我当然知道屋质所说之事并不属实，你何至于哭泣呢?”以后，察割屡出怨言，使屋质陷入被动。但屋质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他的职责，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方面规劝察割“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一方面又告诫世宗警惕，世宗却认为“察割能向我揭发自己父亲，表明他对我是忠心耿耿的”。屋质说：“察割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不孝顺，怎么可能忠于自己的君主呢?”这句话正中察割要害，无奈世宗丝毫不听屋质的劝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屋质也是一时都没有放松对察割等人的警惕。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天禄五年(951)七月，世宗在太液留饮三日，察割就想伺机下手，但未能得手。九月，世宗不顾臣僚的反对，强行进军至归北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世宗和太后在行宫祭祀“让国皇帝”(东丹王、人皇王耶律倍)。世宗与群臣宴饮皆大醉，却不料祸起萧墙，耶律察割趁机策动了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政变前，察割回上京见寿安王(太宗长子)，企图约寿安王一起谋反，遭到了寿安王的拒绝。察割又把阴谋告诉耶律盆都。当天晚上，察割伙同盆都闯进宫帐，杀死了世宗和太后，察割“因僭位号”，不服从官员的家眷都被囚禁了起来。

世宗如此宽容这些谋反的人，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当年还在世宗与述律平对峙的时候，耶律察割劝刘哥和自己的父亲安端谋归世宗，在后来世宗出战李胡时，安端和刘哥“请为先锋”，主动要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击，迎战李胡。察割、安端以及刘哥因为辅佐世宗有功，而受到了世宗的嘉赏，“以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察割位泰宁王，刘哥为惕隐”。可见世宗对这几个人的信任。但是无论是察割父子，还是耶律刘哥，尽管他们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了世宗一边，可是并不说明他们是真心地拥护辽世宗、支持辽世宗所代表的政治倾向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与述律太后和李胡之间有着宿怨。正是这种守旧派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促使他们暂时转向了世宗一边。在这场代表了两种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耶律兀欲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守旧派内部的矛盾、斗争得以缓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的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会日趋尖锐、突出，从而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世宗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当时作为右皮室详稳的耶律屋质，统领着皇族的精锐部队皮室军，这是察割最忌惮的。当时屋质穿着紫色的朝服，在变乱中，逆党急欲抓到屋质，耶律察割下令“衣紫者不可失”。屋质改换服装，逃出行宫，立即召集诸王，连同禁卫长皮室等同心合力讨伐叛臣察割。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景为帝。时耶律景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琛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您是圣宗的长子，叛贼如果抓住您，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您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让群臣去跟随谁?江山社稷又托付给谁呢?如果您真的落人那些反贼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首领，诸将得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与之会合，到了天明，整军讨叛，杀死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景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在仓促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这次平叛的顺利完成，除了耶律屋质当机立断的正面原因以外，也与叛党的准备不足有关。这次叛乱从预谋、发动、实施到结果整个过程都给人随心所欲、敷衍了事、率性为之的感觉，甚至很是可笑。这个耶律察割在杀了皇太后和世宗，自称皇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内府搜刮珍宝。见到一个玛瑙碗，他喜不自胜地说：“这可是稀世珍宝，今日为我所得了。”拿回去向他的妻子炫耀。其妻反倒很有远见，说：“寿安王带了兵马在外面，大事未定，这个宝贝又有什么用?”大敌当前，政局未稳，便以得到一个玛瑙碗为满足，见识还远不及其妻，这倒不能说察割低能，实在是他眼界太窄，因为他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珍宝，高兴得已经晕了头。后来察割被寿安王围住，势穷力窘。但察割因有宗室家眷人质，双方僵持不下。本来察割还有回天的资本，但是他却以保全自身富贵为条件，向寿安王投降，终落得被杀的下场。

在平定察割之乱中，耶律屋质功居首位。穆宗即位后，对屋质十分感谢：“朕之性命，实出卿手。”命屋质总领军国大事，并“以逆党财产尽赐之”，但是被屋质坚决地谢绝了。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发的，并不为个人谋求私利。应历五年(955)，耶律屋质被封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的两次政局动荡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同时也是领兵征战的将领，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69—979)初年，宋兵攻打北汉，、围北汉军于太原城，辽国派屋质增援，引兵助汉退敌。大军行进到白马岭的时候，他派一支劲旅夜间从小路飞驰到太原西面，鸣鼓举火。北宋军队以为是辽国大军已经到了太原西面，吓得慌忙逃窜，屋质以此战功，被封为于越。

景宗保宁五年(973)，耶律屋质病死，享年五十七岁。其后，在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

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首领世选制的惯例，首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削弱家族的势力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自己依世选传统习俗使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耶律屋质一生经历四朝皇帝，在立世宗和平叛内乱上维护了辽朝政权的统一，促进了皇室地位的稳固，为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两次政权交接的危急之际，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P24-28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日：“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年末岁初，著名明史学者毛佩琦先生找到我，说打算编辑一套讲述历代王朝顶极文臣的通俗读物，希望我能够承担其中辽、西夏、金、蒙元阶段人物的撰写工作，而且要求尽快完稿。说实在话，相对于我多年从事的考古学研究来说，这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而且心中还自感有些不务正业。但同事相邀，且各段也都有了撰稿人选，若不应允，似乎又与情理不合，于是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其实，就民族史研究而言，对有史以来北方民族创造的历史文化的发掘与探索，恰恰是我这十几年来倾注精力最多的一项研究。

辽远广袤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地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三大自然地理单元。这一地域由东向西，有东北一西南向的大、小兴安岭，其南端燕山连绵，阴山横亘，向西是同样东北一西南向的贺兰山，穿过辽阔的阿拉善戈壁，再向西是天山、阿尔泰山至帕米尔山结，其北方是连接欧亚的草原地带。以这条山系为界，这里南方宜农，北方宜牧。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和北方民族聚居的自然分界线。而中国北方的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的南北。因此，这里也就成为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往来征战，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自然经济类型，也造就了源远流长，色彩纷呈的灿烂古代民族文化。

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地域的古代文明，从其发端便是以农业与畜牧，牧业与狩猎等多种经济形态相互交错的形式孕育和发展。周、秦、两汉以降，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发展壮大，靠着强大的骑兵，如浪潮般一次次地兴起，他们跨过草原、大漠，走出兴安岭，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流与较量中，充实和壮大自己，一旦时机成熟，便越过阴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北方民族在大漠苦寒的环境下，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和射猎的生活，养成了胸襟开阔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们在融入中华文明之时，便为中华文化带来了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发展动力。同时，北方民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豪迈气概，也打通了欧亚大陆上的壁垒，犹如一座桥梁。绽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与此同对，草原文明也在这种交流中发展繁荣，其独树一帜的文明成果，叉被其他民族吸收借鉴，使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这些灿烂的古代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也离不开历史长河中那些熠熠生辉的耀眼明星们的伟大创举。因此，在研究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关注那些，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安邦定国的各不同民族的治世文臣。他们的改革之策和辅弼之才亦应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

有鉴于此，也为了加快撰写进度，我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做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我的几名研究生，参加初稿的撰写工作。其间几经调整修改，最后由我统编定稿。因此，这本小小的书稿的完成，是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晶。现将他们分列于后：硕士生张利芳；博士生魏婧、那顺达来、王晓琨和硕士毕业生张文静。在此，谨对他们的辛勤劳作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书稿付梓之时，我还要表示歉意，书中尚有许多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读者雅量海涵，并给予斧正。

魏坚2006年12月2日于人民大学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