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的散文有着学者散文特有的智性之美。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学者，他最关注的就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的思想，“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他的文字有学者特有的严肃冷峻深刻，在对史料扎实考证的基础上，他的观点和发现往往发人深省；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文学性的温度。

请看由傅国涌所著的《问史哪得清如许》。

《问史哪得清如许》是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书稿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陈寅恪、胡适等人的留学生活等；二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比如民国饭局、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如在南通想张謇，在无锡想荣德生等。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纸上的县治理想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第二辑

 时局饭局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九○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到成都寻找历史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排场来迎接他。袁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是这样的：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就连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袁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究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

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中国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生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周树人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以鲁迅笔名发表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这位中国最具有洞见的作家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P10-12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王鼎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问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人类全部的历史。结果他拈出了四句话：

上帝教谁灭亡，先要教谁疯狂；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这四句谚语，第三句是中国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让我心动，许多的失望，许多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历史，都可以在这句话中得到安息，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获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远的根本的盼望。我们不过处在历史的过程中，磨还在转动，虽然转得很慢，但着急不来，毕竟我们能看见的常常只是现实的表象，我们并不明白历史何以如此。王鼎钧就这句话也有很好的点评：“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历史永远在进行，只是你不觉得。这也正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道在冥冥之中。历史上重大的改变虽然来得慢，但是常常变得很彻底，冥冥之中进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细活。”难怪德国大诗人歌德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台湾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吟诵的就是这四句谚语，只是将第三句放在了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国传教和行医，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看看近世以来中国的转型，帝制瓦解，共和诞生，袁世凯这个新权威看上去已稳如磐石，就连解散国民党、取消民选国会，都无人可以质疑。因此，他一转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正是这一转念，他的权威就如同纸糊一般被戳穿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短短几年之间，让人眼花缭乱。

袁氏当国，遇上了开创新局的大好机会，不幸他只有旧手段、旧眼光、旧见识，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难为他了。他与留美博士顾维钧关于共和要多久的问答，确乎生动、真实。袁氏是中国的官场里历练出来，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与古老帝国的纠缠极深，也是古老帝国一步步造就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史中人。

张东荪在盛年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将来，苦思冥想，为中国求出路。在那个阶级论思潮勃兴的时代，他也以阶级来分析两千年来之中国，认为中国有三个阶级：官是一个阶级（商也好，士也好，都可归在这个阶级），民是一个阶级，军和匪是一个阶级。士和官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矛盾。农民通过读书考试可以成为士，也可以成为军或匪。他很看重士这个阶级，长远地看，这算是承担责任的一个阶级，也是造就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支撑力。

清末废科举，改学校，学生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党，保留了一些士的气味。辛亥革命却主要由新军起事造成，如果没有新军，光凭革命党，清帝国不可能被撼动。袁世凯何许人？他是官，他更是新军的主要缔造者，在新军打造的新局势中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乃是顺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曾几何时，“非袁莫属”不是一句空话。

……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当天在场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着：“天气异常隐晦，细雨濛漾，使人对于时局的前途更加感觉沉郁。老河口、临汾都在这两天失落于共产党之手，市场物价又极度的波动混乱，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也发生许多幼稚和冲动的言论。”不过，他依然认为，“民主是要学习的，更是要代价的，我们自然不必因此灰心。”当月23日，因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许多人私下非难蒋介石，以为他不够民主，陈克文却不以为然，认为造成僵局的原因更复杂，不能归咎于他一人，国民党和立法院都有责任：“我总觉得民主政治的养成，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二人的意见和努力所能奏效的。我们现在才上第一课，只要大家认定方向，耐心向前走，一定可以慢慢走到目标的。”这些思考没有影响过那个时代，却是认真的，也是切实的。

从这一天，到次年南京易手，只剩下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陈克文他们来说，心情之悲凉是可以想见的。1949年4月23日上午，他怀着无限的凄怆悲伤告别南京，留下一声深长的叹息：“呜呼！国民党的政府竟这样的垮台！”

但，历史不会在这里戛然而止，历史是一个过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也许成败就是一切，时间、空间是最大的限制，机会失去了就不再回来。而一个思想者能给予时代的最大贡献则是思想。思想的种子一旦落在地上，即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早已过去，他提出的“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一说，却是不会被时间长久淹没的，时间只会让他的思想更显出生命的力量来。从袁氏称帝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一百年很长，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这是每个个体的“小时间”。一百年也很短，在横穿古今的“大时间”中，真的不算长，上帝的磨子还在转。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

2015年4月14-15日初稿 5月7日、6月16日修改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