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秋冬，鲁迅离开北京开始在南方生活和战斗的时候，著名文学团体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等人，跟鲁迅发生了一场冲突。鲁迅一生，跟许多人发生过论争，五四时期是跟复古派，女师大风潮中是跟陈西滢等人。“高鲁冲突”是第三次比较大的论争，同时周作人也参加进来，形成周氏兄弟跟高长虹大战的态势。双方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加上谈其他事时顺便讽刺、挖苦一下的，约有一百二三十篇。论争之激烈，高长虹言辞之刻薄和鲁迅对高长虹评价前后之不同，都是少见的。本书介绍了这次冲突的始末、许广平之争、冲突之外、对高长虹的评价及其文学作品等内容。

一位智者的抉择，以为狂者的传奇，主将与战士，合作与冲突。

1926年秋冬，鲁迅离开北京开始在南方生活和战斗的时候，著名文学团体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等人，跟鲁迅发生了一场冲突。鲁迅一生，跟许多人发生过论争，五四时期是跟复古派，女师大风潮中是跟陈西滢等人。“高鲁冲突”是第三次比较大的论争，同时周作人也参加进来，形成周氏兄弟跟高长虹大战的态势。双方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加上谈其他事时顺便讽刺、挖苦一下的，约有一百二三十篇。论争之激烈，高长虹言辞之刻薄和鲁迅对高长虹评价前后之不同，都是少见的。本书介绍了这次冲突的始末、许广平之争、冲突之外、对高长虹的评价及其文学作品等内容。

绪论

“高鲁冲突”是怎么一回事?／1

高长虹之名是“骂”出来的吗?／3

第一章 且说高长虹与狂飙社

狂飙起兮太原／7

一生落寞为哪般／12

第二章 “高鲁冲突”始末

“高鲁冲突”始末／18

第三章 所谓“许广平之争”

高长虹的“单相思”／45

这月亮不是那月亮／47

“石高之恋”有隐情／50

“月亮诗”之谜／52

《奔月》与《射月》／68

第四章 两个作家群之间

“《斧背》风波”略说／72

“争夺地盘”：从《豫副》到《莽原》／74

第五章 “冲突”之外

鲁迅的《一句诗》／79

一篇《小引》连三人／81

鲁迅与《心的探险》／82

高长虹对鲁迅的崇高评价／86

第六章 误读鲁迅

偏见产生误读／94

藕断丝连兄弟情／101

再谈《南北》／103

高长虹“蒙冤”记／105

第七章 高长虹其人

“长虹是个好人”／117

高长虹在抗战中／123

高长虹的最后岁月／130

张申府与高长虹／132

第八章 高长虹其书

宣传一种美的主张／136

一——《给——》

从传统起步／141

——《精神与爱的女神》

瞬间所思的记录／144

——《闪光》

“精刻”的反抗之碑／146

——《心的探险》

从虚无到实有新时代的花／149

——《光与热》

像黄河决口／151

——《献给自然的女儿》

对“自我”的拷问／153

——从《游离》到《神仙世界》

批评与呈露／156

——《走到出版界》与《时代的先驱》

智者的哲思／161

——《草书纪年》

理想在燃烧／163

——《延安集》

高长虹的佚文／165

第九章 鲁迅的盖棺论定

鲁迅的盖棺论定／169

最后的话／174

附录一 狂飙社编年纪事／177

附录二 高长虹与狂飙社研究资料目录／196

狂飙起兮太原

狂飙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至少有几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是很突出的：它是除北京和上海以外在省会城市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它是除文学研究会以外成员最多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其活动领域最宽广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其成员积极追求进步、大都参加了共产党、且在党内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个文学社团，在后一点上，大约除了创造社，其余社团是很难跟它相比较的。

1924年8月的一天，正当炎夏，骄阳似火。太原的六个文学青年，心比天高，情比火热。他们在“酋长”(按，这是两年半后“高鲁冲突”中周作人加给高长虹的一个徽号，本文借用)高长虹带领下，来到汾河岸边，讨论成立文学社团之事。高长虹，盂县清城镇西沟村人，生于1898年，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肄业。五四运动前，曾在北京的大学旁听和自学。1919年开始，在北京的报纸上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其他人爱好文学跟高长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此他自然成为人们心中的“首领”。高长虹十分喜爱德国狂飙诗人歌德，他也很想在中国掀起一场“狂飙突进运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倒障碍”，去创造出新的生命。这也正是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共同愿望。现在讨论成立文学社团，也就是大家聚一聚，聊一聊，给它起一个名字罢了。讨论的结果，是叫“平(也写作‘贫’)民艺术团”，立即办一个刊物，叫《狂飙》。高长虹把“平民艺术团”称作“新的上帝”，说：在“他的额上，刻着他的发光的名字，叫做：‘狂飙’。”从此，“狂飙社”成立了。

参加这次集会的，除高长虹以外，是高沐鸿、段复生、荫雨、籍雨农和高长虹二弟高歌。高沐鸿是武乡具人，前一年从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在位于太原三桥街的一师附小教书。他以写诗为主，学生时代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多首新诗，接着写了诗集《天河》《夜风》，散文《狭的囚笼》《在隧道中》和中篇小说《红日》，在朋友中传颂。段复生，平陆县人，笔名沸声，主要写小说。高歌，是高沐鸿省立一师同学，高·个年级，1922年毕业，在故乡盂县第一高级小学任教，爱好新戏(即话剧)，自作剧本多部，多次带领学生在街头演出。荫雨和籍雨农都是中学生。另有高长虹三弟高远征，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亦是文学爱好者，已跟另九位同学组成“石燃社”，课余从事文学活动。

9月1日，《狂飙》月刊问世，所刊作品全为高长虹作，署“编辑者平民艺术团，发行者太原少年贩书社”，地址在桥头街。由于六个人开会的确切日子无法查清，姑且以《狂飙》问世之日为该社成立之日，即9月1日。在此以前，我国已有四个文学社团成立，即：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成员共一百七十余人。

创造社：1921年7月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成，主要活动地点在上海，成员十多人。

湖畔诗社：1922年3月在浙江杭州成立，成员四人，后有数人加入。

南国社：无具体成立时间，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该社的起始可溯源至1924年1月，活动地点在上海，成员以田汉及其妻为主，后几次扩大，成员约十几人。

狂飙社是第五个成立的社团。以后成立的则有：

语丝社：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人们便以这一日为该社成立之日，成员十多人，先在北京，后迂至上海。

新月社：据韩石山《徐志摩传》，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成员十几人或二十人左右。

未名社：1925年11月18日成立于北京，成员六人。

沉钟社：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四人。

太阳社：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蒋光慈、阿英、孟超等四人，主要成员还有约十五六人。  

以上十个社团中，湖畔诗社限于诗，南国社限于戏剧创作和演出，未名社限于翻译。就综合文学社团说，狂飙社是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后成立的第三个社团。其余九个社团中也成立于省会城市的，只有湖畔诗社一家，但由于它的专业性特强，跟狂飙社涉及文学各个领域，又扩及戏剧演出，大不相同，两者是无法相比较的。它也是整个20世纪山西向中国文坛的第一个重大贡献。

二

再看狂飙社的发展。

《狂飙》月刊问世后，高长虹即赴北京，留高沐鸿负责，以后由高沐鸿经手，出版了《狂飙》月刊第二、三期合刊。

高长虹到北京后，积极活动，多方联系，于1924年11月9日办起《狂飙》周刊，附于山西著名报人、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国风日报》，称《国风日报》狂飙出版部。该刊共出十L期，后因《国风日报》暂时停刊而中止。高长虹兼做《国风日报·学汇》专刊校对，同时参与《世界语周刊》编辑。他想另外办四种杂志，未能如愿。《狂飙》周刊出版两三期后，鲁迅即对人说好，高长虹乃于12月10日前往拜访，从此成为鲁迅座上客。北京文学青年见到《狂飙》，无不欢迎，纷纷找上门来，结为同伙。高歌于这年秋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他也有些同学参加到狂飙社来。这年冬参加到狂飙社的文学青年有十几人，主要是：向培良，湖南黔阳人；吕蕴儒，名琦，河南人；阎宗临，笔名已燃，山西五台人；常乃德，字燕生，山西榆次人；尚钺，河南罗山人；郑效洵，福建闽侯人；张蕴吾，《鲁迅日记》作云五，山西人。另有在《狂飙》周刊发表作品者多人，按尚钺说法，都应该算作狂飙成员。

1925年初，高歌和向培良、吕蕴儒三人受邀赴河南开封筹办《豫报副刊》，于5月4日创刊。《狂飙》周刊停办后，高长虹和向培良于1924年4月11日受鲁迅之邀参加筹办《莽原》周刊，于同月24日问世，此后高长虹用全力帮助鲁迅编《莽原》，鲁迅喻为“奔走最力者”，直至同年11月出满32期后改出半月刊而作罢。在《莽原》时期发展的狂飙社成员主要有：黄鹏基，即朋其，四川仁寿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王鲁彦，浙江镇海人，本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跟高长虹相识后参加狂飙社。

以上是北京时期。高长虹在《一点回忆》中说：“培良本来是同鲁迅很接近的，但从同我认识后参加到狂飙这面来了，尚钺是他的学生，也参加到这面。后来朋其也参加了狂飙。北京一时有希望的青年作家都被狂飙席卷了去。”这些人大都成为杰出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尚钺后来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是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的老师。常乃德在五四运动期间就发表文章不少，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参加狂飙运动时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到台湾，有全集行世。从名单可以看出，这时的狂飙社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社团，成员来自好几个省份。

1926年2月14日，高长虹、高歌、郑效洵三人合办的袖珍小刊物《弦上》问世。该刊一共出二十多期。其间，1926年4月，高长虹和郑效洵赴上海，整个狂飙社基地逐渐南移。同年10月10日，上海版《狂飙》周刊问世，历经数月，出版十七期后停刊。在上海版《狂飙》周刊创刊同时，高长虹编辑出版多套《狂飙丛书》，并成立狂飙出版部，设立书店，由女子经营，为妇女解放开辟一条道路。1928年1月1日创办《世界周刊》，张申府主编。同时，高长虹跟戏剧家塞克相识，决定开展狂飙戏剧运动。同年1O月13日，高长虹的个人刊物《长虹周刊》问世。该刊全部发表高长虹个人的作品，间有他人来信，每期五六万字。他走到哪里，该刊就在哪里出版，前后共出二十多期，据说后来还在日本出版过。与《长虹周刊》创办同时，狂飙演剧部在上海成立，先后由向培良、高歌负责，多位著名戏剧家参加，并开始排演戏剧，有的剧本为高长虹作，以后在上海、南京、厦门等地演出。高长虹又到北京开展狂飙戏剧运动，成立另一狂飙演剧部，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演出。编辑出版其他刊物多种，不计。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新成员主要有张申府、柯仲平、塞克、沉樱、吴似鸿、马彦祥、常风、冈夫、陈德荣、武新字、张稼夫、袁殊、潘汉年、欧阳山、罗石君、朱谦之、赵石宾等四十余人。张申府是著名哲学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和朱德入党是他介绍的。他是在读到高长虹一篇论文后，因赞赏而主动写信联系，遂成为狂飙社员。柯仲平是著名诗人。塞克、沉樱、马彦祥、袁殊、吴似鸿等是当时上海活跃的、有名的戏剧家，有的兼搞文学。塞克1938年赴延安，住在招待所，毛泽东亲自去看望，并邀他到自己家里谈话。塞克特立独行，敢说敢干，为“延安四怪”之一。潘汉年是高长虹办上海版《狂飙》周刊时的文友，当时潘汉年办《幻洲》杂志。1938年高长虹从国外回来，睡在香港街头，潘汉年看到，马上给安排了住处，并介绍到武汉参加全国“文抗”，遂又到重庆。

狂飙社成员除向培良等个别人外，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高长虹三弟高远征上中学时即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支部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牺牲。在上海时期，高歌和柯仲平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影响到狂飙运动，这是狂飙运动解体的客观原因之一。尚钺等人也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稼夫、张磐石、赵石宾等后来担任党的地区领导工作，段复生在延安时是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主席的秘书。

现在名字落实到人头的有六十多人，另有在狂飙社刊物上所见二十多个署名尚未弄清。所以该社成员也许会达到七十人以上。

P7-10

“高鲁冲突”是怎么一回事?

八十年前，1926年秋冬，鲁迅离开北京开始在南方生活和战斗的时候，著名文学团体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等人，跟鲁迅发生了一场冲突。鲁迅一生，跟许多人发生过论争，五四时期是跟复古派，女师大风潮中是跟陈西滢等人。“高鲁冲突”是第三次比较大的论争，同时周作人也参加进来，形成周氏兄弟跟高长虹大战的态势。双方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加上谈其他事时顺便讽刺、挖苦一下的，约有一百二三十篇。论争之激烈，高长虹言辞之刻薄和鲁迅对高长虹评价前后之不同，都是少见的。

“高鲁冲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退稿事件”，二是对“思想界之权威者”的认知分歧，三是高长虹是否跟鲁迅“争夺许广平”，即所谓“月亮诗”问题。狂飙社是五四以来第二大文学社团，成员总数在七十人左右。其中许多人在文学上和戏剧上做出过很大贡献，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狂飙社成员除个别人以外，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狂飙社解体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高歌等人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无心再搞狂飙运动，弄得高长虹孤掌难鸣。1941年秋天高长虹徒步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当时在延安的原狂飙社成员约有十人。由于高长虹被说成“反对鲁迅的急先锋”和“坏青年的典型”，从上世纪50年代起，高长虹和整个狂飙社就从现代文学语境中彻底消失了，他们的书没有出版，文学史著作避而不谈，连高长虹本人的下落也成了谜。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不能不说，跟发生在八十年前的那场冲突密切相关。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人谈论高长虹和狂飙社。最初集中在跟鲁迅有关的史实梳理上，对“高鲁冲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仍然很少涉及。过去人们都是根据鲁迅著作和《鲁迅全集》的注释谈论“高鲁冲突”的，这自然不够妥当。1990年初三卷本的《高长虹文集》出版，使人们得见另～当事人的说法，才眼界大开。

“高鲁冲突”，一言以蔽之，是由韦素园“退稿”引起的。韦素园为什么要“退稿”?用鲁迅的话说，是因为他们“互相嫉妒”。“他们”者，高长虹等狂飙社作家群和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安徽霍邱四作家也。1925年4月《莽原》周刊问世，狂飙社的高长虹和向培良参加了筹划时的“五人吃酒”，高长虹又是帮助鲁迅编这个刊物“奔走最力”者。后来鲁迅南下，《莽原》半月刊交由韦素园编辑。韦素园把向培良和高歌两人的稿子“退”了回去，引起高长虹不满，于是兴起问罪之师。构成冲突的另两个问题也出自韦素园。发表“思想界之权威者”广告的是他，向鲁迅通报“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月是她，我是夜”的“流言”的，还是他。高长虹等人放过了韦素园等人，而把鲁迅作为靶子，以致变成“高鲁冲突”。

多年来，我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在把能够找到的材料做了全盘考量和辩证分析以后，认为高长虹攻击和谩骂鲁迅是十分错误的，但这场冲突的发生，却不能主要归罪于高长虹。在“退稿事件”上，他是无辜的；在“思想界之权威者”问题上，高长虹的意见符合五四精神，鲁迅也没有错，同样他是无辜的；在“许广平之争”上，高长虹有很大的冤屈。高长虹被人们骂得最多、其人格被指责最烈的，恰恰是这个问题。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那纯粹是一桩冤案，是由‘传说’、‘流言’(均鲁迅语)所引起的‘桃色新闻’，应该彻底推倒。”我这样说，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不是臆测。对我所做的一点辩护，有好心人提出“‘矫枉’不可过正”的劝告，又说：“我不明白，这冤案，究竟是鲁迅冤枉了长虹，还是长虹冤枉了鲁迅?人们只知道，‘以其好喝醋也’一语，就出在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中。”其实，那是由“传说”、“流言”引起的，既不是“鲁迅冤枉了长虹”，也不是“长虹冤枉了鲁迅”。鲁迅说：“‘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可是我们却听信了“流言”，把“流言”当做真实的故事。至于“以其好喝醋也”，原出于周作人，高长虹只是引用，并且其含义跟男女间的争风吃醋并不相同。

在对待高长虹上，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固然，在冲突发生以后，鲁迅进行了反击，在听到韦素园传来的“流言”后，写了《奔月》这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可是在鲁迅进行过两次调查以后，看法就变了。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序》中，更是破例对没有小说入选的高长虹做了大段的议论和评价，实际带有为高长虹“平反”的意思。鲁迅的那些话，比我说“有一点道理”强过几十几百倍，要说“矫枉”的话，这才有点像，只是算不算“过正”，“正”在何方，仍要由我们来研究。

“高鲁冲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它的发生跟鲁迅无关。其后高长虹和整个狂飙社被压在阴山之下，也跟鲁迅无关，不应该由鲁迅负责，相反，倒是跟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缺少实事求是精神有关。现在不是急于下结论的时候，不要急于说你是我非，也不宜衡量“正”多少“偏”多少，最主要的是弄清事实真相。不弄清事实真相，一味把过去多年的偏见当标准，怎么能行呢?狂人有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其实是鲁迅向我们提出的警示，应当牢记。

高长虹之名是“骂”出来的吗?

有一种说法：高长虹之名，是骂鲁迅骂出来的。以致一些名家在指责小人物时，有时竞把高长虹拉出来，说你小子可不要像高长虹那样，靠“骂名人”而成名。这不符合事实，因为高长虹在“骂”鲁迅之前已经成名，而在“骂”过之后反而从文坛上消失。

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创造者写出来的，一种是他人写出来的。前者是真实的历史，却往往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不能形成文本。后者是写历史者心目中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在的高长虹，属于后者。他的历史真面目早被歪曲了，后来人不去从头研究，却把被歪曲的历史接受下来，又在那个“基础上”加以任意发挥，结果距离真面目愈益遥远。

事实是：

高长虹于1924年12月10日拜访鲁迅之前，已经发起成立了一个狂飙社(当时名为“平民艺术团”)，编辑出版了一种《狂飙》月刊，又一种《狂飙》周刊正在出版发行。这两种《狂飙》鲁迅都看到了，并且在看到一两期后就向人说好，这才引起高长虹前往拜访。高长虹最初的“创业”全靠个人的力量。

两人见面之后，高长虹成了鲁迅的座上客，鲁迅待之不薄。1925年4月11日鲁迅筹办《莽原》周刊，首先“邀”的是高长虹，此后在一年又四个多月里，鲁迅亲自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上编发了高长虹3l篇作品，是在该刊发表最多的，特别是在周刊上，发表28篇，居首位，比居第三位的鲁迅多九篇。高长虹最初刊于周刊上的一些文章，曾经引起许广平的注意，她以为出自鲁迅之手，并因此在写给鲁迅的信里论及，这也是鲁、许二人在他们初期的通信中惟一谈到的第三人。

在同一时间里，高长虹除帮鲁迅编《莽原》周刊“奔走最力”外，还和他的狂飙朋友们，编辑出版了一种《狂飙不定期刊》，一种至少出版二十四期的《弦上》周刊，而在“骂”之同日，另一种《狂飙》周刊在上海业已筹备就绪，一并面世。

高长虹南下之前，已出版《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心的探险》三本书。其中《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后，大受青年读者欢迎，高长虹收到很多来信；《心的探险》是由鲁迅编选并设计封面的，《莽原》所载出版预告介绍说：“《心的探险》，长虹的作品，文字是短峭的，含义是精刻的，精神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此集为鲁迅所选定。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品，其特色尤为显著。”另有一篇《(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提要》，介绍《心的探险》，说：“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管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这段话很可能出自鲁迅，但绝对不是高长虹所写，因为高早巳到了上海，以致连校对都顾不上。

除《莽原》所刊和以上三本书所收作品，高长虹从1919年起，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十几种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批评、论文等合计一百多篇，后来出版的《游离》《实生活》两本小说集和散文诗《草书纪年》的全部，散文与诗的合集《光与热》、诗集《给——》的大部，批评《走到出版界》的少部，都写于这一时期。《草书纪年》出版后，立即被译成日、俄、世界语三种文字，高还被外国人称为“东方惟一诗人”或“天才”。

1925年鲁迅着手编《乌合丛书》，收许钦文《故乡》为第二种。许钦文是鲁迅绍兴老乡，许的妹妹许羡苏是鲁迅母亲的好帮手，常住鲁迅家，许的写作才能是鲁迅发现的，许这本书出版用了鲁迅《呐喊》的版税，无论从哪方面说，给许这本书作序的都应该是鲁迅，但鲁迅却要高长虹作，并要高把这本书重编一下。1925年8月最早说起，1926年4月出版前夕，又一次向高提出要求，高这才应命。为人作序，要有一定“知名度”才“不辱使命”。鲁迅要高长虹给许钦文的书作序，不仅仅是两人亲密关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看来，高长虹的文学成就已使他具有这个资格。鲁迅一生，要年轻人为他人作序，这是惟一的一次。

狂飙社最初由一批山西文学青年组成，高长虹打入北京后，立即吸引来许多外地青年作家加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团。向培良、吕蕴儒、尚钺、郑效淘、常燕生、黄鹏基、王鲁彦等，都是在北京版《狂飙》周刊时代就追随高长虹的，随后有著名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和柯仲平等人加入。加上原来的高歌、高沐鸿、段复生(沸声)等人，骨干成员有十几人，普通成员三四十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次于文学研究会的第二大文学社团，几乎等于语丝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几个文学社团人数的总和。到后来更有发展。

以上举出几点，都在“骂”之前。仅就这些事实说，怎么能得出高在“骂”鲁迅之前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他要靠“骂”才成名的结论呢?

那么，为什么高长虹的作品流传不开来?

首先应该认识到，好作品不一定是名作品，名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其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和矛盾关系，如果以为某人的作品流传不广就不是好作品，或者相反，以为哪本书“畅销”哪本就是好作品，那就显得太简单了。

高长虹先后写过一百三十多万字的作品，跟所有大作家一样，也有平庸之作，但基本上是好的，而像《心的探险》那样被称为“精刻”的“代表作品”，将近三分之一。以诗和散文的成就为高，批评、小说、剧本次之。《离魂曲》是被学者称为“承屈原之精神，铸现代之忠魂”的一首诗，至迟作于1924年。它用《离骚》体，却不拘泥旧形式，加上了自己的创造。它立意高远，意象运用熟练，含义深沉。内“吾有幻梦之灵吻兮，／吾有雄武之伟干；／朝饮巴黎之佳酿兮，／夕以柏林作战场。”“吾将溅血成洪流兮，／同众魔而永沉；／吾将横尸作虹桥兮，／渡生民于乐欣。”表现一个现代屈原心系大众、视死如归情景，有真意，有气魄，感人至深。《给——》和《献给自然的女儿》是两部献在爱情女神祭坛上的颂歌，作者称为“恋爱的华严”。两书中都有广阔的境界、奇妙的构思、丰富而多彩的意象。《给——》中尤多现代派象征手法，是我国现代文学中象征主义运用最充分、最有力的一部。对爱情女神、生命女神等的赞美，既含蓄蕴藉，又低沉婉转。诗中不乏优美句子，如“你的那一滴眼泪，／当我走的时候，／跃动在你眼里的，／我已经取了出来，／藏在我的心里。”将离别之情写得多么形象生动。《献给自然的女儿》气派宏大，如大河奔流。特别是第1首，一千余行，在一天之内一挥而就，真有“诗自然地流动，／我自然地抄写”之概。开头“一个大圆，／无边，却有限。／既已无边，／何必又有限?／／我立在地球的一点，／虽只是一点，／而也无边，／而也有限”，给人以居高临下、放眼全球之感。此诗之流畅、精练、大气磅礴，是除《女神》以外无人能比的。

再看散文。《本刊宣言》开篇对时代和社会的描写具有极大的概括性：“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睡熟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闲寂无聊的长夜呵。”然后发出呼号：“——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吧。”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全文引用了这篇《宣言》，并说它并不自满。精练而富哲理的，应属《赞美和攻击》。文中的辩证观点使它具有永恒的逻辑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即被选入一本现代杰出散文集中(共选人高长虹三篇)。文字优美而着重抒情的，应属《幻想与做梦》《创伤》《土仪》几组(每组都有十多篇)和《绵袍里的世界》《幔子下的人们》等篇。高长虹是写梦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无论诗还是散文，他经常写到梦，多姿多彩，虚无缥缈，含不尽之意。在《莽原》周刊连载之《弦上》，从自身转向客观现实，战斗性强。《论三月十八》说：“一千副挽联，抵不住无名者一刹那的真的觉悟与决心。一千行眼泪，抵不住血的一滴的跳动。惨杀不是有力的反动，无足惊，无可畏，那只是死尸的返照的回光。重要的是，有没有新生的力也在动颤?”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正义之声，今日读来。仍觉言犹在耳。

把高长虹的这些作品跟同时代的一些名家的作品相比较，你会感到，它们是并不怎么逊色的，可是为什么它们不大为人所知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品发表之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评介，而这又跟高长虹本人的骄傲自大有关；二是他跟鲁迅的冲突，到40年代后期被极“左”思潮拉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从而被彻底封杀。

文艺作品价值的认定，不是一个数学算式问题，也不存在必然性，而是既靠作品本身，也靠许多相关的因素。近年有许多作品是靠“炒作”才为人所知，足可说明“功夫在诗外”。就高长虹说，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这人有一点才气，却也难掩狂妄之态。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把“自大”分为“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两类，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种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即是说，这种人几乎无不跟“国民”相敌对，国民不仅不拥护、不理解，还常常讨厌、憎恶，视鬼神而远之。高长虹正是这样一个“个人的自大”者。除了狂飙朋友，其他人对他难免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视的态度。他的作品发表，有人首先猜测是在骂谁，谁还顾及作评呢?作品发表之后的社会反响，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认定起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高长虹的作品由于不能得到文学界普遍的首肯，它的价值便大打折扣。好作品流传不开，不能成为名作品，久而久之，就湮没在文学的大海里了。

还要看到，高长虹是个兴趣不断转移的人，今天搞这个，明天又搞那个。从事文学活动不多日子，他就急于研究行为主义，接着又想研究经济学，又想编字典。到国外，先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德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自己对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从不考虑，出书，首先着眼于钱，着眼于“稻粱谋”。在离开文学队伍之后，他自己从未想到把以前的书重新出版，别的人更不会想到这一点。这样，再好的瑰宝都只能尘封在旧书烂纸之间。  高长虹彻底被从文学队伍清除出去的，是在他“参加革命”以后。高长虹在延安的沉没，另有原因。且说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对高长虹“参加革命”不久就“息影文坛”这一现象不明就里，误以为高长虹跟鲁迅发生冲突被中央定性，所以到全国解放以后，高开始被说成“攻击鲁迅的坏人”、“反对鲁迅的急先锋”而遭到鞭笞。鲁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泰山压顶，高长虹当年歇斯底里地谩骂鲁迅，自然不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理解。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儿子还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如此情况下，他只有扮演反派角色，他的那些书、那些作品怎么能够出版呢?

进入新时期，许多原来被尘封的作家，如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等，都已得到实际上的“平反”，红了起来，作品印了一版又一版，“全集”、“文集”出了一种又一种，而高长虹仍然处在沉寂之中，他的真价值仍不能得到文学界的公认，则是以上两个原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由于在延安沉没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他跟鲁迅的冲突也没有得到澄清，人们依然认为他是反对鲁迅的，不原谅他。高长虹跟鲁迅的冲突，在一些人看来，属于“人品问题”，因此，即使这一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可以想象，他那“个人的自大”等等依然会使他作为“国民之敌”，成为孤家寡人。中国文化是容不得“个人的自大”的人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这是高长虹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关于高长虹的下落，最近有新发现。

高长虹是1941年10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以后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全国解放以后，高长虹到了东北，此后的行踪有两个说法。一是据舒群说，高届来得了精神病，大约于1949年被送到抚顺精神病院，不久死在了那里。另一是侯唯动说，他1952年、1953年住在东北大旅社修改作品，曾多次跟高长虹见面、谈话；师陀说，1953或1954年他和孔罗荪、汪金丁三人奉中国作协之命前往辽宁作协考察，曾经见到高长虹(这个说法得到孔、汪二人的证实)；又据草明说，“反右”以前她见到过高长虹。80年代我到沈阳调查，未得结果，后来高长虹的故乡盂县亦派人去调查，也没有结果。总之，高长虹是“不明所终”。我在《狂飙盟主高长虹》等文里都没有给出高的明确下落。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对其祖父的生平事迹和下落十分关心，曾亲自前往东北寻访。她终于打听到几位可靠知情人的地址，请他们仔细回忆。12月间，高淑萍收到了一份《高长虹是病死在东北旅社的》的材料，作者是崔运清、阎振琦、李庆祥三人，由李庆祥执笔。现全文引录如下：

五十一年前的春天，在沈阳最大的一家旅馆——东北旅社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天早上，服务员发现一位长住的老年客人竞意外死在房间，他就是高长虹。我们当时都在这家旅社的招待科内当职员，对这一事件记忆犹新，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们经过反复回忆，现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

东北旅社不是一般的旅馆，它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人在1936年建成的“奉天鼻鲁”(译音，意为奉天大酒店)。1945年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接管，先后名为“中国旅行社沈阳招待所”、“中苏联谊社”。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它隶属于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改名为东北旅社，二，直为县团级建制的事业单位，实际是东北局和大区的内部招待所，主要接待东北局组织部的调干、党政机关主要会议及来沈公务人员，1952年开始担负外宾接待任务，国家许多领导人和党政要员、社会各界名人以及国际友人都曾在这里住过。

东北旅社是当年沈阳少有的几座高层建筑之一。它地处繁华的太原街商业区，占地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拥有近d00间客房、中西餐厅、大小会议室，设施较为齐全，室内装修颇为考究，综合条件相当于今天的三星级宾馆。大楼平面是个“日”字形，整体格局反映着当年殖民地年代日式建筑的特色。如今，随着改革开放、沈阳太原街商业区的改造，这家古老年久失修的旅馆于2003年已被拆除了。东北旅社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历史。几十年来在这里发生的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轶闻逸事，将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高长虹就是其中之一。

(二)

1948年沈阳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北满迁来沈阳，随之，一些调干陆续被安排住在东北旅社。高长虹何年何月住进旅社的，我们记不得了。崔运清于1948年11月3日到东北旅社参加工作，起初在五楼当服务员，1949年调入旅社招待科，领导分配他为东北局代管调干发放供给制用品时，就知道有高长虹其人。1951年从楼上服务班调入招待科接替因病休假疗养的崔运清的阎振琦更清楚地记得高长虹。李庆祥1950年来旅社当服务员，并于1953年1月调入招待科。

据我们集体回忆，高长虹住在二楼250号房。此房位于大楼正面东向临街，使用面积二十多平方米。室内两张单人床、写字桌、椅子、木圆茶几、二把半圆沙发。卫生间约五平米，陶瓷洗脸盆、便池、日式蹲式浴缸，有自来水，但全楼热水管道年久锈蚀已不能供热水。屋内黄色油漆地板，六扇窗户分外敞亮。该房间距服务员值班室约十米距离。  高长虹中等身材，年龄六十多岁，留一头几乎齐肩的花白头发，梳理的十分整齐。身穿布料中山装、布鞋，步履稳健，给人们印象既是八路军老干部，又像一位学者。他每天都上街散步，从来不愿与旅社服务人员沟通言谈。

高长虹生活很俭朴，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吃中灶。当年，餐厅的供给制饭票分四种颜色：小灶为红餐券、中灶为绿餐券、大灶为黄餐券，还有一个白票为大锅饭。老阎记得在为数不多的长住调干中，只有王茜(凯丰夫人)吃小灶，她住的房间也大一些。高长虹的衣服全是发的，每月还有津贴费，但他从来不领取，只存放在阎振琦那里。他经常写条子让服务员送给招待科，大多是要一些文具用品，如纸条上用毛笔小楷写着：“毛笔一支、稿纸一本”等，阎振琦就及时给他买来。有一次纸条上写着：“秦皇岛火车票一张”，老阎没去买，事后他也不再催要。阎振琦每周为他代买几斤水果。

旅社二楼服务班有好几个男服务员，高长虹只乐意让一个姓李的比较诚实憨厚的服务员为他服务，每天给他清扫房间，经常换床单、送开水，一日三餐为他去餐厅打饭，他很少去一楼餐厅就餐。当他需要洗澡时自己不去旅社公共浴池，而是让小李为他去开水房拎热水，倒在房间浴缸内沐浴。他不愿意其他服务员进入他的房间。总之，他长住东北旅社这几年生活比较安静和规律。

(三)

记得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楼服务员向招待科报告，高长虹房间没开门，人们都以为他在睡早觉。到了九点许，阎振琦见门还没开，赶忙跳到二楼外雨搭上，登高往窗内嘹望，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老人趴在床边地板上。阎设法打开房门，才得知老人已经死亡。于是，老阎立即给东北局组织部打电话，行政科侯科长让阎去做当面汇报。随后组织部派来两名医生一名护士，经检查确认高长虹夜里系突发脑溢血死亡。

旅社招待科根据组织部指示，操办了丧葬事宜。阎振琦带着运输班工人坐大卡车，到大西街一家棺材铺，选购了一具上乘的价格120万元东北币板材厚度4寸×6寸黄花松木棺材，在联营百货公司购买了一套中山装、前进帽、布底鞋、袜子等，按照民俗还买了用于蒙面的二尺白布和入土前临时捆在四肢上的红头绳。并让修建组木工做了一块木牌，上写“高长虹之墓”。最后，阎振琦带领几名运输班工人，将高长虹的遗体安葬在当年塔湾的墓地了。高去世后，遗留十几支用过的毛笔、稿纸和几件衣服一并烧了，还有一双已经残破缺跟的旧皮鞋给扔了，存在阎振琦那里的几十万元津贴费上缴组织了。

上面就是高长虹晚年生活和最后病逝在东北旅社的真实情况。我们出于澄清多少年来有关高长虹下落的种种不实传说和安慰其家属，以及关心他的友人，当然也藉以让高长虹老人在九泉之下更好地安息，特写此文以为证。

这是当事人的回忆，其可靠性不容置疑。看来，侯唯动的回忆和师陀、孔罗荪、汪金丁三人在沈阳所见，都是对的。大约在师陀等三人见过之后不长时间，高长虹就离开人世了。无论如何，弄清了高长虹的下落，是一件好事。

2006年2月22日，三闲居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慰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

——鲁迅《261208致韦素园》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

——高长虹《革革革命及其他》

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予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