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生活方式站着不动或能够站着不动；它或者往前走，或者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死亡。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也应该往前走，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企图站着不动，它已开始走上通向灭亡的道路。

本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20世纪30至40年代发表过的论文选集，为读者勾勒了杜威的民主理论和现代教育观点的脉络。杜威对教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他的教育主张和课程思想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本书学术性较强，是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约翰·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和哲学观的必读著作。

前言

序 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

第一部分 民主与教育

一 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

二 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1938)

三 民主对教育的挑战(1937)

四 民主与教育管理(1937)

五 教师和他的世界(1935)

六 关于文学院的问题(1944)

七 方向的需要(1935)

八 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1936)

九 自由与社会控制(1935，1936)

十 自由主义的前途(1935)

第二部分 人性与学术

一 对自由思想的挑战(1944)

二 对科学的反抗(1945)

三 科学与哲学之关系是教育的基础(1938)

四 宗教、科学与哲学(1936)

五 什么是社会研究?(1938)

六 人性改变吗?(1938)

七 在经验中的自然(1940)

第三部分 价值与思维

一 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条件

二 评价判断与直接性质(1943)

三 再论评价是判断(1943)

四 关于价值的几个问题(1944)

五 “内在的善”的模糊性(1942)

六 凭借自然与凭借艺术(1944)

七 心灵是怎样被认知的?(1942)

八 现代哲学的客观主义一主观主义(1941)

九 探究与情境的不确定性(1942)

十 命题、证实的可断言性与真理(1941)

第四部分 关于思想家们

一 马希与美国哲学(1941)

二 威廉·詹姆斯的哲学(1942)

三 詹姆斯心理学中消逝着的主体(1942)

四 怀特海的哲学(1937)

即便最有远见的人们也不能在五十年前预料到近五十年来事变推移的动向。乐观主义者所抱的种种期待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事变的实际动态曾有力地奔向相反的方向。19世纪的热忱的、怀着希望的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已被证明是如此错误的，以致发生了一场极端相反的反动。一个现代作家曾建议悲观主义者应组织一个兄弟会，在一个社会的沙漠中的绿洲内过着共同生活。把在今天看起来已遭到悲惨挫败的旧信仰的项目列举出来，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第一个项目是关于废除战争的期望。从前大家认为商业和交通的革命会打破那些使各民族相互感觉生疏和敌对的藩篱，并会建立足以保证持久和平的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况。只有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敢提出这样的暗示；相互依赖可能会增加摩擦和冲突的地点。

那种信仰的另一项目是：相信随着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知识的增进和传播，教化和理性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因为相信理性和自由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大家认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陆续产生的走向民主制度和平民政府的运动必定会继续展开，直到自由和平等成为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基础。

普遍愚昧和无教化的一个时代和专制压迫的政府统治的一个时代，曾被认为在实际上是意义相同的名词。因此牵涉到信仰的第三个项目。在社会哲学家中，曾有这样一种信仰：政府的活动必然是或多或少带压制性的；政府的行动常是对于自然律的作用进行的一种人为的干涉。所以教化和民主制度的传播，会使国家的政治权力逐渐地但是必然地萎缩下去。大家假定自由植根于人性中是如此深固的，只要有理性的教化的传播，自由会照料其自身，而最少的政治行动则限于保证外部的警察秩序而已。

应提及的信仰的另一项目，是大家相信工业革命引起的伟大的、差不多无法估计的生产力的增进必定会把生活标准提高到在实际上消灭极端贫穷的地步。大家相信，对于每一个身体上和道德上正常的人，都保证有机会去过一个适当的、自足的和自尊的经济生活。

现在，事变的动态足以证明这些殷切的期望怎样遭到悲惨地挫败。代替着世界和平，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范围的广大与破坏性的严重，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代替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律的和稳步的进展，我们看见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其彻底压制信仰和言论自由超过从前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我们看见，作为保证多数人自由的工具，政府在立法上和行政上权力的范围与重要性的增强，已是一个证明了的确切事实。代替着经济的安全性的增进与消灭贫困的运动的进展，我们看见工业危机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大增加与工人失业人数的大大增加。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到这般地步，如果不设法加以制止，那就可能引起革命。

表面上看来，悲观主义者的看法好像是最正确的；但在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以前，我们应考察理想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所根据的前提的真实性。这个原则肯定，更可欲的目标是为种种势力的一个复合体所完成的，这些势力的总称是“自然”。在实际效果上，接受这个原则就等于采取忽略人类智慧与努力的放任政策。结论是无根据的，直到我们已查明失败和挫折是信赖放任政策的结果；这个放任政策把那只有人类智慧和努力可能完成的工作委之于“乔治”，委之于自然和自然律。结论不能作出，直到我们已考虑到另一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在国际间建立和平情境，并在国内保证自由和经济安全的责任应为深思熟虑的人类合作的努力所完成，其结果将如何呢?就专门学术性的意义上来说，所谓放任政策在应用上是有限制的。但其有限制的和专门学术性的意义即是一个例证，足以表现一种普遍的信任，即信任非人格的种种势力或自然有能力去做那应由人类智慧、预见和有目的的计划去做的工作。P3-5

紧跟着这一前言之后的那篇序是特别为本书所写的，没有在别处发表过。本书中其他各篇论文都是从它们原来所发表的期刊中转录重印的。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目录中所附的年份所显示，都发表于离现在相当近的时期。其中有一篇是在20世纪初发表的，先前也没有重印过。自然，由于过了许多年，我在各种各样哲学题材方面的立场有了某种改变。那些离现在最近的时期写的文章，当然代表我现在的观点。考虑到已过去的时间，那比较老的论文似乎值得重印，以作为我在这间隔的五十年间的动向的一个先兆。

收入本书的少数论文是专门性的，以致表面看来并不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但也给了它们一个地位，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自我批评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我在序言中所说，哲学如果要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本当属于它的任务，是需要做这种自我批评或清除工作的。

约翰·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