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精英的主要姿态是反对世俗、鄙视流行、抵拒沟通、抵拒传媒，而真精英的主要任务就是推侄这一切界限，为民众承担责任。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在讨论，我们今天在人文坚持上究竟要坚持一些什么？是儒家学说中的哪几条教诲，还是西方文明的哪几条原则？是高雅的情操风度，还是传统的处世哲学？

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可惜常常流于学究式的逻辑归纳，与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接受可能隔了一层。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在讨论，我们今天在人文坚持上究竟要坚持一些什么？是儒家学说中的哪几条教诲，还是西方文明的哪几条原则？是高雅的情操风度，还是传统的处世哲学？……本书是余秋雨的语录绘本。

追问与感情

大学与大师

文明与蒙味

失落的艺术

历史的脸谱

文明的冲突

心中的恶狼

文化与青春的对峙

人生的况味

跋

追闻与感悟无可能

经常有读者问我：“您对中华文明作出过很高的评价，请问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天下?”我的回答是：不仅毫无可能，而且一切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应该作这种幻想。任何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一样，都是邪恶的。中国自古至今的统治者，不管是明主还是暴君，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而且我查阅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也找不到片言只语这样的记载，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在本土上延续至今的原因。

我又说，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制造业。至于制造业的两端——上端的创新产业和下端的营销产业，才是真正高价值的，也真正地紧贴着文化。我们在这两端还刚刚起步。至于纯粹意义上的中华古今文化，国际间还非常陌生。我们很多人以为全世界都熟悉屈原、李白、《红楼梦》、鲁迅，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国际间知道较多的，还是功夫、中国菜、万里长城、舞龙舞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长期陷入自欺欺人的文化幻想中。不会

有读者问：“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接受国外的文化和时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缺少热情，长此下去，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消亡吗?”我的回答是：不会。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大的面积中，即便再过多少年，真正熟悉国外文化的也只是极小的一个比例。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说，未来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中，中国输于印度的一项劣势就是外语水平。在正常情况下，外语水平是一种沟通能力，而不是一种文化臣服，对此，我们不应再有狭隘的壁垒意识。

对国外文化的接纳，只会增进对自身文化的认识。韩国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解除对日本电视剧和流行音乐的禁令，解除至今才几年，他们的电视剧和流行音乐发展如何?连日本，也被“韩流”席卷，并通过“韩流”，对韩国的传统文化、历史风俗都尊重起来。

因此，我认为，如果要让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更加像模像样，必须进一步加强文化开放的力度，必须有更多的年轻人熟悉国际文化。构思过度

最近有很多朋友看到韩剧在中国的大成功，对比我国电视剧的差距，突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我二十年前在学术专著《艺术创造化》和《观众心理学》中一再警告过的“构思过度”的毛病，这使我很高兴。

韩剧的构思以简单明了取胜，即使篇幅很长，节奏很慢，波澜很多，在情节结构上还是简单明了的。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构思过度”了。

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普遍性。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

我们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很多中年人都在不断提醒年轻人：生活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于是，年轻人的目光也复杂起来；很多老年人在弥留之际告诉中年人：生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但是，他体悟出这个道理的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了。可怜的人们整个一生都在“构思过度”中度过，加添了多少破灭、纷乱和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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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配图，合作一个新的语录绘本的想法是几年前就有了的，但一直不太好意思提起，因为知道他忙，找他的人又多。后来，一次闲聊时偶然谈及此事，他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甚至连文字也一并由我来摘选编辑。我很高兴，直追问他对这本书有什么具体要求，余先生笑着回答：“唯一的要求是可不可以稍微批评笑话一下你的画?可不许恼啊!”——我跟他坦白过，我配图常常是不看文字埋头乱画的，有时还会在画上题首歪诗，说句怪话儿，就像淘气的学生在课堂上接老师“话把儿”一样——小时候为这毛病不知罚了多少站。这次余先生说不罚站，但要口头批评，我也笑着一口答应了。

用了大半年时间把余先生的新文旧作再次通读，最后整理出本书的二百余条，我自己觉得和他以往的格言语录集有个显著不同是：书面文字少，口语谈话多。即从他以往著作里摘选的东西极少，大多数是他近年的答记者问，在电视或网站的访谈，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一方面，这些内容很分散，下面上尚未见结集汇编的本子，读者很难集中看到；另一方面，大概是我自己的偏好：我喜欢听他随口而来的妙语，信马由缰的闲谈，比看书更亲切好玩儿。记得一次说到时下当红的美女作家，旁人问余先生有什么意见，他侧一侧头，认真地回答：“说她们是作家，我没有任何意见，作家没什么了不起，写几篇字还不容易么?但说她们是美女我意见很大，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当院长那么久，还给中华小姐一年一年做评委，对‘美女’两个字还是有点儿要求的呢!”说毕眨眨眼，满桌人拍案大乐，茶壶茶碗都跳了起来。我当时便想，这真是一则新世说，可以配张漫画一笑成趣了。

余先生桃李满天下，称他“老师”的人多，但他自己承认的学生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即在学校课堂上听过他讲课的。我不算他的学生，但时常听他三言两语，一点即止，便有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的感觉，如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期间，我突然发现和我有同好的人原来还挺多：电视台的朋友跟我说，大赛的知识问答环节请余先生来当评委，作现场点评，结果歌手唱歌时观众数量还一般，等余老师拖着他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出来一评论，收视率立刻直线上升。连我的大学老师也在电话里跟我讲，他平日从不看电视，那些天却天天从书房踅出来听余先生“说话儿”——“难得的是有益又有趣，轻松随意，而且心平气和。”这最后一个词，大概是因为当时网上又有几个人跳出来跟他捣蛋生事了，话说得极难听，却不见余先生有一字回应。我的老师算是更上一代的知识分子了，半生坎坷，但他对余先生的一个考语是“勇敢”。说起余先生十几年来受诬不辩亦不低头，他曾微笑摇头：“自问我不能。”

老师所说的“不能”，指的大概是生之大事，但我对大事向不留心，记住的只是零星细节。记得八九年前的一个夏天，在上海和余先生吃饭，餐厅很安静，但几个服务生在旁边窃窃笑语，商量不定：想来是他们认出了余先生，又不好意思贸然上前。后来终于推了一个小伙子上来斟茶时问：“您是余秋雨先生吧，见到您很荣幸!”——那小伙子衣襟上别着镌有名字的铜‘牌，余先生眼神恁好，当即放下筷子笑呵呵回答：您是某某某先生吧，见到您也很荣幸!几个年轻人马上放松了，拿着余先生的书一哄围上请他签名，又说又笑，匆忙间把一小碟酱油倾到了余先生搭在一边的西装上。我暗自跌脚，但余先生不等道歉即说：真巧!这衣服正要送干洗店了。但其实我知道，饭后他赶着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呢。当时窗外大雨如倾，正是黄昏时候，路上车辆喇叭乱响，堵成一片。余先生把他的伞推给我，自己挥挥手就转身走进了雨幕。我一直记得他那个背影，还记得旁边一个服务的小姑娘没头没尾的话，她说：他很……嗯……善良。

我的第一本书便是余先生作序，近十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与余先生合作，我自己写跋，“狗尾续貂”。恰巧余先生不在国内，稿子都没有请他过目。过几日新年，新书出来，正歹了是我小外甥女一岁生日，那女孩叫“天月”，名字还是余先生取的。写到这里，突然想到天月原来是肖狗的，取这么一个乳名，真是有趣。

二00七年一月于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