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胡适论述中国佛教及禅宗的文章。胡适本人不信任何宗教。然而，说到对佛教和禅宗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学者，胡适先生的通彻见解，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他的开创之功，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研究佛教禅宗的学者们。全书对于佛教禅宗的传播、流布，以及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严谨细致的研究。

胡适先生如是说：“禅学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佛教史又是中国整个思想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只有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就像中国其他哲学流派都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一样，才能予以正确的理解。”本书正是如先生所言，对中国佛教及禅宗进行了一番认真研究。

第一篇 禅海钩沉

1.中国禅学之发展／3

2.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34

3.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52

4.菩提达摩考／63

5.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72

6.海外读书杂记／75

第二篇 寻本溯源

1.禅学古史考／85

2.荷泽大师神会传／100

3.《坛云经》考／130

4.楞伽宗考／148

5.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178

6.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188

第三篇 论禅札记

1.论禅宗史的纲领／199

2.诗僧与谐诗／203

3.《楞伽师资记》序／206

4.朱子论禅的方法／212

5.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222

6.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224

7.《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225

8.《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227

9.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229

10.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232

11.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的纲领／246

12.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257

13.胡适禅学研究记事／265

2.诗僧与谐诗

唐朝初年的白话诗，依我的观察，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子来的居多。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与传教的一路很接近了。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当有嘲讽的意味。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

从两部《高僧传》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佛教推行到中国的知识阶级的时候，上流的佛教徒对于文学吟咏，有两种不同的态度。4世纪的风气承清谈的遗风，佛教不过是玄谈的一种，信佛教的人尽可不废教外的书籍，也不必废止文学的吟咏。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他与竺道壹书云：

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因有诗云：

连峰数千重，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棒。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走践其迳，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种和尚完全是中国式的和尚，简直没有佛教化，不过“玩票”而已。他们对于孔释正同庄老没多大分别，故他的游山吟诗，与当日清谈的士大夫没有分别。这是一种态度。到了4世纪以后，戒律的翻译渐渐多了，僧伽的组织稍完备了，戒律的奉行也更谨严了，佛教徒对于颂赞以处的歌咏便持禁遏的态度了。如慧远的弟子僧彻传中说他

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律禁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这又是一种态度。

但诗的兴趣是遏抑不住的，打油诗的兴趣也是忍不住的。5世纪中的惠休，6世纪初年的宝月，都是诗僧。这可见慧远的主张在事实上很难实行。即使吟风弄月是戒律所不许，讽世劝善总是无法禁止的。惠休(后来还俗，名汤惠休)与宝月做的竟是艳诗。此外却像是讽世说理的居多。5世纪下半益州有个邵硕(死于473年)，是个奇怪的和尚；《僧传》说他：

居无定所，恍惚如狂。为人大口，眉目丑拙，小儿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饮。而性好佛法；每见佛像，无不礼拜赞叹，悲感流泪。他喜欢做打油诗劝人。本传说他

游历益部诸县，及往蛮中，皆因事言谑，协以劝善。……

刺史刘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试硕云：“以此二人给公为左右，可乎？”硕为人好韵语，乃谓明曰：

宁自乞酒以清醮，不能与阿夫竞残年！

孟明长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严重常科。硕谓玉曰：

天地嗷嗷从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最有趣的是在他死后的神话：

临亡，语道人法迹云：“可露吾骸，急系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后，而二日，不见所在。俄而有人从郫县来，遇进云：“昨见硕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语云：

小子无宜适，失我履一只。”

进惊而检问沙弥，沙弥答曰：“近送尸时怖惧，右脚一履不得好系，遂失之。”

这种故事便是后来寒山、拾得的影子了。6世纪中，这种佯狂的和尚更多了，《续僧传》“感通”一门中有许多人便是这样的。五梵志与寒山、拾得不过是这种风气的代表者罢了。

《续僧传》卷三十五记6世纪大师亡名(本传在同书卷九。亡名工文学，有文集十卷，今不传；续传载其《绝学箴》的全文，敦煌有唐写本，今藏伦敦博物院)的弟子卫元嵩少年时便想出名，亡名对他说：“汝欲名声，若不佯狂，不可得也。”

嵩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群，触物搞咏。……自制琴声，为《天女怨》、《心风异》。亦有传其声者。

卫元嵩后来背叛佛教，劝周武帝毁佛法，事在574年。但这段故事却很有趣味。佯狂是求名的捷径。怪不得当年疯僧之多了。“人逐成群，触物摘咏”，这也正是寒山、拾得一流人的行径。(元嵩作有干字诗，今不传。)

这一种狂僧“触物摘咏”的诗歌，大概都是诙谐的劝世诗。但其中也有公然讥讽佛教本身的。《续僧传》卷三十五记唐初有个明解和尚，“有神明，薄知才学；琴诗书画，京邑有声。”明解于龙朔中(公元662—公元663)应试得第，脱去袈裟，说：“吾今脱此驴皮，预在人矣！”遂置酒集诸士俗，赋诗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归？”云云。这诗是根本攻击佛教的，可惜只剩此两句了。同卷又记贞观中(公元627—公元649)有洛州宋尚礼，“好为谲诡诗赋”，固与邺中戒德寺僧有怨，作了一篇《悭伽斗赋》，描写和尚的悭吝状态。“可有十纸许(言其文甚长，古时写本书，以纸计算)，时俗常诵，以为口实，见僧辄弄，亦为黄巾(道士)所笑。”此文也不传了。

这种打油诗，“谲诡诗赋”的风气自然不限于和尚阶级。《北史》卷四十七说阳休之之弟阳俊之多作六字句的俗歌，“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阳俊之有一天在市上看见卖的写本，想改正其中的误字，那卖书的不认得他就是作者，不许他改，对他说道：“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这是6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可惜这样风行的一部六言白话诗也不传了。

P203-205

“时至今日，对中国禅学作研讨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

——日本著名禅宗史学者 柳田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