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大家国学》丛书之顾随卷。收入本书的文字是从《顾随全集》、《顾随诗词讲记》中选摘出来的。大量的有关古代词学、诗学、戏曲、小说、佛教文学、文章学、文字学方面的论述，许多只是在课堂上的讲述、在与朋友和弟子们的书信中，经后人整理才得以公之于众。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才具有了原汁原味、生动鲜活的特色，可以更为直观地想象先生上课时的那种“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的风采，更为深刻地领略先生文字背后的妙义。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本书为《大家国学》丛书之顾随卷。

 总序／1

 前言／1

顾随谈诗

 关于诗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在北平的一次讲演稿／3

 《诗经》谈片／10

 曹操乐府诗初探／15

 东临碣石有遗篇

——略谈曹操乐府诗的悲、哀、壮、热／26

 太白古体诗散论／34

 论杜甫七绝／45

 朗诵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后写给中文系三年级同

 学的一封公开信／52

 读李杜诗兼论李杜的交谊／79

 说长吉诗之怪／82

 论小李杜／87

顾随谈文

 驼庵文话／115

 《论语》六讲／138

 《文赋》十一讲／161

顾随谈戏曲

 夜漫漫斋读曲记／203

 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

——《西厢记》与《西游记》／209

顾随谈小说

 看《小五义》

——不登堂看书外记之一／217

 看《说岳全传》

——不登堂看书外记之二／226

 说“红”答玉言问（未完稿）／234

顾随谈佛教与文学

 禅与诗／245

 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253

 佛典翻译文学

——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258

在旧日，最为脍炙人口的曹操的乐府诗还是属于抒情诗一类的作品，其中尤为有名的是《短歌行》和《苦寒行》。这两首诗自经萧统收录在《文选》之后，历代选录古诗的从来就不曾遗弃过，而研读古诗的也几乎人人读得口熟。现在先说《短歌行》。

余冠英同志在其所编的《三曹诗选》里，解释《短歌行》的主题是“对贤才的思慕”，这相当正确，但仍有其不足之处。说是“思慕”，不免有偏于消极之嫌；而曹操在这首诗里所表现的则是积极的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情绪和态度，其目的则在于使贤才闻风而来，为之奔走效命。要说明这点，怕须稍费笔墨。

首二解八句，不得说曹操对于人生抱着虚无主义。正是因为人生短促，所以才急于在有生之时，做出一番事业，正如同《离骚》所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举大事，成大业，必须有贤才相助；而在旧社会里，又常苦于“才难”。所以“慨”“慷”之后，继以“忧思”。第三解中之“子”和“君”俱指贤才。“悠悠我心”和“沉吟至今”则是念之不能去心。第四解引用《诗经·小雅·鹿鸣》篇诗句，而涵义不同。原诗是宴乐嘉宾，是写实；这里则是招待贤士，是虚拟（因为贤士尚未到来）。第五解中之“忧”仍是思贤之心。思贤而不得见，其忧心之“不可断绝”正如天边明月不可摘取。这是诗人加深、加重地写出自己之思贤；同时，结束了前四解，而引起了以下三解。第六解中，思想成为行动，变消极的思贤而为积极的访贤；所以开头便是“越陌度阡，枉用相存”。以下“契阔”两句写出访贤者对贤士的情谊之殷勤。至此，总合以上六解，可以说俱是围绕着求贤这一主题而写成，但还不曾达到主题的凸出点，即是一首诗还不曾发展到它的高峰。凸出点或高峰在结尾的七、八两解。分别说之。

第七解“月明星稀”四句是有名的诗句，曾被后来许多诗人征引、融化在他们的作品里。这四句可以被理解为写实：诗人同贤士“谈宴”到夜深时所见之景，但已流露出诗人在天下荒荒时的感触和感受。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象征。《文选》五臣注，张铣注说：“忠信之士游行，当择其栖托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则患害之必至。亦如乌鹊匝树，求其可托之枝。”但还可以更进一步，那就是：良禽择木也并不容易，倘若南飞，即使费尽气力，也还是找不到栖身之所——“何枝可依”者，无枝可依之谓也。这样就暗示：贤士倘若南去（姑且这么说，孙权在东南，刘备在西南），也还是找不到可事之主，不如来投我（曹操）吧。但这不是诗中主题的最凸出或其最高峰。

最末一解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意思是说：大自然中最高的山并不因为自己之高而拒绝再添一块石头、一堆土；最深的海也不因自己之深而拒绝再添一点一滴的水。在旧时，公认为大圣人的周公在周朝开国曾树立下大功勋，但也并不因为自己“之才、之美”（见《论语》）而拒绝召纳贤士；甚至在吃饭时听说有贤士来见，他也立刻吐出口里的食物而出去接见；所以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这四句像是客观地写出山之高、水之深、周公“之才、之美”，但通过这些，诗人自己之高、之深和“之才、之美”也形象地、生动地呈现于我们眼前。曹操的意图当然并不在此。他是要当时“天下”贤士看见了，“归心”于自己。这才是《短歌行》一诗的最凸出之点或其最高峰；而且把求贤这一主题抒写得面面俱到。艺术手腕之高超不必说。在意识和思想方面，曹操可是过于突出了个人。

《苦寒行》是曹操最成功的一首古典现实主义五言古诗。首先写太行山之高峻，次写路途之艰险，末幅的“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就不止于纪实而已。这六句，特别其中的末两句还象征着曹操这位英雄人物在困难的客观环境中作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精神。这是曹操作为诗人最可佩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诗论诗，其题材、技巧和风格已扩大了汉代五言诗的范畴，为后来古典现实主义诗人开辟了新途径。唐代号称诗圣的杜甫，不能说是模袭曹操，但其五古中有些篇章就很近似《苦寒行》，特别是发秦州、入西川那些篇。而杜甫给予曹操的评价是：一则曰“英雄割据”，再则曰“文采风流”（见《丹青引》）。他很可能受到曹操的影响。

为什么《苦寒行》全篇结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却又提出了“悲”和“哀”呢？

不错，曹操可以算得是一位敢于和困难作斗争的英雄。不过他毕竟是千余年前的人物，世界观的局限，他绝不可能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所搞的事业也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是为自己。因此，我要说他是个人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短歌行》一诗可证。）同时，他处境艰难（本文第一节已曾提及），时时有非干不可、干来不易的预感。而疑忌多疑的人又每每苦于自己之孤立。孟子说：“睢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曹操虽不能说是个十足的孤臣孽子，但环境所迫，却使他之“操心”、“虑患”十足地“危”和“深”。他在做到大丞相、武平侯时，曾下令说：“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为人所祸”，这时他尚且这么“操心”、“虑患”，则这之前以及创业之初，更可想而知。以上所说种种原因就是曹操的悲哀之由来；而且习与性相成，根深而蒂固，以致随时随地，一触即发。诗为“心声”，所以不独《苦寒行》，便是其他篇章也往往流露出忧伤愁苦之思。钟嵘《诗品》说他“甚有悲凉之句”，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短歌行》和《苦寒行》之所以古今传诵，当然是由于其艺术性较高于本文第三节中所举诸篇。但这两篇也并非没有政治性；《短歌行》更为显而易见。

P20-23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人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