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区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富有神秘色彩……

本书以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背景，浩瀚无尽的史料素材，紧紧围绕周恩来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全面、系统、客观地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白区斗争，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再现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与战斗的经历，展示他与上海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

本书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融纪实性、思辨性、文学性为一体……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党性原则、外交策略、人格魅力……深受中外人士所赞扬。随着时代的推移，周恩来作为东方道德的代表，不仅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传扬。

本书是作者创作的史传文学《周恩来》之第二部，它集中地描写了周恩来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在这期间，周恩来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尽心竭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他在对敌斗争、党内路线斗争、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收集情报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等方面，都以惊人的智慧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并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周恩来的这段经历鲜为人知。本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周恩来在上海这四年又一个月的革命活动。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连昼夜忙碌的客货两用码头九龙深水步，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着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个“共匪”漏网。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轮停靠在码头旁边，持枪的港警如临大敌，操着粤语骂骂咧咧，查看着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白忙了一阵，没有抓到一个可以领赏钱的“共匪”分子。自然，他们一个个也就没有了情绪。就在这时，从客轮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沓港币，塞到一个港警小头目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们喝早茶吧！”

这些港警见钱眼开，一个个点头哈腰。那个收钱的小头目有意摆了摆手中的港币，说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溃败的‘共匪’出入香港。”

这位大副十分通情达理且又不失身分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一辆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打开轿车后门，恭立门旁，伸出右手挡在轿车后门的上面，生怕主人碰着头。少顷，一位身着旗袍、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士侧身钻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双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飘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银的红木手杖，很自然地说明了他的身分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绅士。

随着一声“伍先生，请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经赶到近前，躬身一边，伸手指着检票登船的地方。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位女士的搀扶下缓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回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等奉命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恰在这时又身染恶性痢疾，发着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他身边的叶挺、聂荣臻，以及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由陆丰甲子港登上一条小船出海，向着香港驶去。这条小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诚如聂荣臻所忆：“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

省委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是杨石魂背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走进租住的小楼的，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为了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省委又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由她出面请医生诊治。三天过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他一见床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叫范桂霞，是党派我来护理你的。”

“派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沈宝同。”

周恩来认识沈宝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人员，便放心地点了点头。在他养病期间，不仅知道了范桂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而且还从范处获悉邓颖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当他知道范桂霞的男朋友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潘耀芳后，又风趣地问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爱他？他是不是很爱你？”

范桂霞一听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脸也红了，当她想到心爱的潘耀芳还在普宁训练农民军的时候，低下头小声地答道：

“我觉得是的。只是，现在革命形势紧张……”

周恩来一看范桂霞害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是，当他想到范桂霞欲言难吐的隐情时，便十分郑重地说：

“你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总会见面的。祝你们相爱终生！”

周恩来在范桂霞细心的护理下，历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范桂霞的搀扶下走到户外，进行恢复体力的练习。

十月十三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来到香港。接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此，周恩来又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参加会议。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并通过省委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与此同时，讨论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各地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会后，南方局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接着，周恩来又带病参加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久，张太雷经汕头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并参加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后，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除对广州暴动提出意见外，还特别写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来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不顾身体虚弱，化装成富贾绅士，在杨石魂、范桂霞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九龙深水土步，又在这位“大副”的帮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轮。分别前，他紧紧握住杨石魂、范桂霞的手，低声地说：

“要有信心，胜利总归是我们的。我们在胜利后再相见！”

客轮缓缓驶离九龙深水炒码头，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乘风破浪，向着上海驶去。

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它不仅是东西方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种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自然，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来，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同时也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这里处处都是腥风血雨，时时都在响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声。进入十月之后，为了谨防南昌起义失散的共产党人潜回上海，黄浦港码头又成了国民党军警宪特肆虐扬威的地方。他们就像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狼，每人手里拿着一沓放大的相片，对着走下客轮的旅客认真地查看，希望能发现周恩来、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

但是，化装成富贾绅士的周恩来在那位大副的陪同下，就在这群恶狼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检票口，走到了热闹非凡的广场。顷刻之间，接送客人的、拉黄包车的、做小买卖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几个报童的叫卖声格外响亮：“看报！看报！蒋总司令下野去日本，终于追上了宋家小妹宋美龄，声称近日回上海结婚！”正当周恩来欲要取钱买报之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嘎的一声停在他的身旁。他寻声一看，轿车前门打开了，走下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摇着手中的报纸，非常客气地说道：

“伍先生，请上车吧！”

周恩来告别了那位“大副”，俯身钻进轿车的后门，顺势往靠背上一躺。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是那样的疲惫不堪，遂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希望早一点儿到达下榻处，见到久别的战友和伴侣邓颖超……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不久，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母亲杨振德于七月底结伴回到了上海。那时，党中央依然留在武汉。她回上海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她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她心里明白，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必须首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为此，她十分理智地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制度，不该知道的就不问。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向她告别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马上去江西九江”。至于去九江干什么，待多久，他一句也没说。邓颖超也像往日分别那样，什么也没有问。但是，她作为深爱着周恩来的战友和妻子比谁都清楚，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次生离就意味着有死别的可能！所以，每到夜深人静尤其是猝然听到敌人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或警车嘶鸣的时候，她就下意识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刻，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恩来的安危……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不久，她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时，她真是高兴极了！但是，不久她又从敌人的报纸上相继获悉：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并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堵之下，转战南下广东。当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起义部队兵败潮汕，敌人胡说什么“共匪重要首领周恩来、叶挺仓皇逃窜，不日即将缉拿归案”的时候，她不仅为南昌起义失败而痛心，而且也为周恩来的命运担心。她数度在梦中见到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可大梦醒来之后，那惊喜之情又化作了忡忡的忧心……

邓颖超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愫中，不露声色地为党工作了三个多月。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些年来的革命经历，使她养成了无比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钟爱女儿邓颖超、女婿周恩来的方式——在默默地为革命工作中分担他们的喜和忧。今天中午，女儿邓颖超没有回来吃午饭，她一个人对着两个人的饭菜，还是像往日那样没有一点儿胃口，随便地吃了一些，就靠在沙发上想闭目休息一会儿。少顷，户外突然传来警车的叫声，她下意识地睁大双眼，听了听这由远而近的嘶鸣，又慌忙站起，快步走到窗前，惶恐不安地向窗外探望，直到警车的叫声远去之后。她那颗提着的心才感到踏实一些。当她再回到沙发前坐下之后，一点儿困意都没有了。这时，她为了打发午休的时间，自然也想从敌人的报纸上找到有关周恩来的消息，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摞当天的报纸。当她双手展开一份报纸之后，被通栏大字标题怔住了。只见上面写着：“北方共匪巨首王荷波落入法网，南方共匪党魁周恩来末日来临”。她捧读报纸的双手颤抖了，她那刚刚平静的心又加速了跳动，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急切地看起这条消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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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党性原则、外交策略、人格魅力……深受中外人士所赞扬。随着时代的推移，周恩来作为东方道德的代表，不仅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传扬。全面正确地反映周恩来伟大的一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笔者多年追求的创作愿望。

《周恩来在上海》是作者创作的史传文学《周恩来》之第二部，它集中地描写了周恩来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在这期间，周恩来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尽心竭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他在对敌斗争、党内路线斗争、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收集情报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等方面，都以惊人的智慧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并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周恩来的这段经历鲜为人知。拙作《周恩来在上海》，就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周恩来在上海这四年又一个月的革命活动。

由于《周恩来在上海》是一部史传文学，因此它应具备史、传和文学三个方面的属性。所谓史，就是要求作者采用唯物史观较为正确地反映这段复杂的历史。再者，正因这段历史十分复杂，且又有着很多敏感点，这就必然要求作者在忠实于历史的同时，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有所取舍。所谓传，就是说这部《周恩来在上海》是为周恩来作传的。因此，这部书的主线是围绕着周恩来展开的。自然，书中所选取的有关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为周恩来服务的。所谓文学，就是明确界定《周恩来在上海》是一部文学化的历史人物传记，非正传或评传等。这就要求这部作品除去上面说的史传的属性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因此，对历史环境的描写、对传主周恩来的心路历程的阐演，以及事件的组织和大部分对话都是文学化了的。简之，笔者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

一、忠实于历史。唯有忠实于历史才有生命力，塑造的周恩来艺术形象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为增加这部史传文学的可信性，大凡能援引史料的地方绝不行文杜撰。

二、艺术地再现周恩来。一句话：波澜壮阔的历史、浩瀚无尽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周恩来这个伟大的艺术形象服务的；所有的艺术创造手段，也只是塑造周恩来这个伟大艺术形象的工具。唯有如此，才会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

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都要随时改名换姓，因此有着很多的名字。但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那个时代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丰功伟业，笔者基本上不用代号和时名，均用党中央所通用的名字。

需要说及的是：这部《周恩来在上海》写成草稿之后，已经谢世的电影大家丁峤同志希望我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借以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后在李琦、金冲及、罗青长、何敬修、黄允升以及安全部许多同志的关心下，终于完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并由中央电视台投资拍摄。因此，这部《周恩来在上海》的完成稿，很自然地吸收了电视连续剧的内容。

在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笔者参阅并恭录了大量的史料，甚至还选录了一些本属于其他学者的科研成果。有些主要著作附记书后，有些在引用时注明出处，有些就化入行文中。对此，作者是深表感谢的。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唯望贤者指教。

二○○八年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