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围绕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这两位前清帝王，展现了他们的悲喜人生。作者在尊重公认史实的前提下，突出揭秘性和争议性，以现代人文主义观点解读历史，探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宫廷政治风云和宫闱秘事。

本书得到了吴思、李零、秦晖等国内知名名家学者一致推荐。

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们如成吉思汗等比较起来，如果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真正值得深入考究的是：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如此成熟、富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引子

 1.努尔哈赤速写

 2.李成梁，唉，李成梁

 3.战争真的开始了

 4.夺取广宁

 5.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

 6.遗产与剑

 7.走向智慧之宫

 8.炮轰皇太极

 9.博弈：只有一次机会

 10.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1.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

 12.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

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他的老师徐阶那样活到八十岁；假如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能够再年轻二十岁；假如万历皇帝不是在酒色财气中一混就是三十年；假如帝国官场没有陷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假如……

诚如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上时常可以看到的那样——当大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关键性人物，时常会以他们的作为将时势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必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一眼看上去，这些影响与我们时常听到的“规律”、“潮流”、“趋势”之类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建设和变革，其原因根本就是为了人，为了将人的作为及其影响尽可能地纳入到公正合理——合乎理性的轨道上去。舍此之外的堂皇言辞，大体上都可以被看成是扯淡。

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如”中，哪怕有一个成为事实，晚明前清的历史都可能要重新书写。而那位据说是雄才大略的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大约便很难有机会施展他杰出的军事才华，说不定只能像他同时代的女真部族兄弟们一样，在醇酒妇人的陶醉与怀抱中，在白山黑水间的奔腾渔猎中，度过一个部落酋长快乐而悠长的岁月。

不过，“假设”和“如果”对于历史没有意义。于是，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关于这个人的传奇。

公元1559年，是为大明嘉靖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出生在大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其地在今日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

这一年，大明朝连着换了三个辽东巡抚，显得有些蹊跷。南倭受到挫败，北虏却折腾得很凶，京师大震，致使蓟辽总督入狱。此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说这个年份有理由被记住的话，恐怕就是因为努尔哈赤生在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女真族酋长家里。人们要是知道，这个女真族男孩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改变中国的话，大概就不容易忘记这个年份了。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是蒙古人的王族，爱新觉罗则为女真人的王族和黄金种姓。据说，天上的仙女三姐妹下凡到长白山上的天池洗澡，小妹吃了一枚乌鸦衔来的红色果实后，生下了一个落地就会说话，而且见风就长的男孩儿，名叫布库里雍顺。这个男孩儿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先祖。该传说和秦始皇的祖先起源传说几乎一模一样。在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起源传说里，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王族神话谱系，是人类早期建立意识形态时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神化王族之地位，保证其权势不受侵犯，并借以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努尔哈赤不像他的祖先布库里雍顺那样神奇特异，他生下来后的第一个表现，是和别的男孩儿一样的啼哭，而不是咏唱一首优美的诗篇。关于他的神话，需要在他成了大汗之后，由他的那些意识形态工作者们来完成。

到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一代，其家族已经衰败成了一个很小的部落酋长，其势力范围可能不会比今天的北方乡镇更大。

据说，努尔哈赤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是“野猪皮”的意思，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则是“小野猪皮”，另一个弟弟雅尔哈齐意为“豹子皮”，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多尔衮是“獾子”的意思，嫡长孙杜度则是“斑雀”，外甥库尔缠是“灰鹤”。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此钟情和热爱动物，必定与他们依赖渔猎维持生存有着密切关联。

同时期的史料显示，在努尔哈赤生长的时代，已经有女真人从事农耕，不过，更多的女真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奔放豪迈的渔猎生活。  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亲生母亲去世了。对于这个少年和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来说，这个打击至为惨痛。此后，他们的继母以不那么贤淑的行为，令他们再受创伤。为此，他们可能吃了不少苦头。以至于多年以后努尔哈赤都不肯原谅他的这位继母。于是，《清史稿》在对于这位女士只有几行字的简短记载中，还没有忘记指出，她对努尔哈赤不好。努尔哈赤回忆说，自己年纪不大就必须上山采蘑菇、挖人参、下河捞鱼、拼命打猎。他可能必须学会忍辱负重，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一点，在他早期与明朝的关系中，可能发挥了绝大的作用。

女真人的财产继承制度与汉族人的差别非常大，实行的是“幼子守产”制度。年纪大的兄长成家后，就要分出去单过。因此，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便分家自立门户。在今天看来，这个年龄不算大，但在当时，十四五岁就算成年，可以娶妻生子，十九岁已然老大不小，早就应该成家立业了。《清史稿》作者继续抱怨说，分家时，唯独大清朝的这位创始人分到的家产最少。

这种比一般孩子更多的磨难和历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那不顾一切、时常是不择手段的奋斗和极端而多重的个性。在中国流传的人生格言中，有“少年得志大不幸”之说，意思是：优越的青少年生活，培养不出有出息的男子汉。只有那些在青少年时代经受过生活磨炼的人，才有可能励志、成才。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表明，那些自幼失去母爱并感受到生活不公正的人，成年后，感情倾向容易变得强烈而偏颇，他们对于生活中残忍而冷酷的事物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在未来的岁月中，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努尔哈赤兄弟，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心有戚戚焉之感慨。努尔哈赤的继母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粗俗妇人的短浅见识，竟会成就一位改变中国的大人物。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努尔哈赤在江湖上闯荡，大约承受了诸多生活磨炼。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努尔哈赤就是在此期间投奔了对他一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李成梁。他可能在李成梁身边，受到了军事才能上的培养与熏陶。

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成为明清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没有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从此，努尔哈赤高举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大旗和为祖父、父亲复仇的利剑，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终至将女真人统一到了他一家一姓之下。三十六年间，他的剑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目标。直到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打击更大的目标——大明帝国时为止。

这样的事实表明，父亲和祖父被误杀，对于努尔哈赤的事业来说，实在不是件坏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好事。这一事件为他换回来了足够多的、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其中包括帝国政府对他的歉意和补偿，包括使他获得政治地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理由，包括得到大明帝国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的长期默契与支持，甚至还包括他力量足够大了之后与帝国反目为仇的理由。

三十六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帝国为努尔哈赤失去亲人的悲恸付出的代价称得上是高昂了。如果再加上本人的才华与能力，几乎囊括了努尔哈赤实现雄心大志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最后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所必需的运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努尔哈赤的运气太好了。尤其是来自大明帝国晚期政治上的腐烂，使努尔哈赤在差不多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使他能够在只有十三副盔甲、一二十个人的情形下顺利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长达三十多年。

人们传说，努尔哈赤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可能是真实的。他突出地喜欢使用偷袭、长途奔袭、疑兵与埋伏、里应外合等战法，看上去相当精彩，既很像那些古代故事，似乎又有点儿李成梁的影子。这种军事训练使他在统一女真的漫长岁月中，受益不小。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努尔哈赤身经百战，除了最后一仗败给袁崇焕之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有证据显示，与那些生理心理正常、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士一样，努尔哈赤对于美丽的异性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克制。他可能是十几位妻子的丈夫——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妾妃嫔，他是十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的父亲，他还是四个弟弟的哥哥。

他可能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奔放的男人，有时这种感情会表现得偏激而暴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指出：“酋长努尔哈赤为人多疑、狞厉、威重、暴烈，那些素来亲近昵爱的人，比如妻妾、子女等，一旦稍有忤逆，即加杀害，所以没有人不畏惧他。”（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他显然是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达到了特别偏执的程度。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他众多的妻妾、儿子、弟弟中都有人死在他的手下。由此一再证明，做这种人的亲人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P8-12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富甲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说，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20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今日破坏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2000多种，人参、黄芪、党参被视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季捕鱼、放牧、采集，冬季狩猎。（《李朝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八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家长经常会把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的礼物，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这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而又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问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的。而巴图鲁——勇士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业为生的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中，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呆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下列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公正地说，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理由，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

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看，我国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其频度与烈度，即便不是全球首屈一指，至少也名列前茅。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又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极高的生存之道。

届时，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对付人类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远比豺狼虎豹更为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常常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让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如今，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几乎所有条件。数以万计的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者了。这个人适时地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足以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爬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作战，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因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了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重新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即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承受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20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的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起初对阵时敌人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动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过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动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的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打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