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十几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来到法国，从事最艰苦的劳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战火中的法国。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华工赴法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对法国的贡献，并且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探讨华工赴法造成的影响。这段历史不应被忘却，值得后人进一步发掘。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本书是根据作者多年的研究所撰写的，在书中，作者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赴法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华工对法国的贡献，并且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探讨华工赴法造成的影响。徐先生的这项工作是值得赞许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段不仅不应被忘却，而且很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历史。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序/吴建民

前言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

2.“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

3.英国招工团

4.华工数字问题

5.华工在法国的生活

6.华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献

7.华工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

结论

注释

鸣谢

附录一：惠民公司招工合同

附录二：英国招工合同(仁记公司)

附录三：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1917-1920)

公元1895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古老的中国文明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下奄奄一息。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倚仗船坚炮利逼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中国人直到败于日本之手，才终于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思索中国何以衰败到此种境地，如何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换言之，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中国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

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在欧洲爆发这2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观等多方面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彻底失效，认识到坐井观天只能将中国进一步推人深渊。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的心态，寻找救国之道及新的国家认同。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时成为部分中国精英阶层心目中的救世良方。他们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主张西体西用，主张放弃落伍的“朝贡”制度，建立现代外交体系；主张放弃儒家文化，彻底向西方学习，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赛”(即民主和科学)二先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从农历到西历的转交，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转变，从“不谈国事”到人人竞谈时务的转变。在变革的洪流之下，执掌中国意识形态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似乎毫无招架之力，从秦朝开始实行的专制制度也霎时瓦解。1912年，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吐故纳新和寻求与世界接轨的时代。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化(intetnationalization)。本书所谓的中国“国际化”，实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的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地位严重关注的结果，一战的爆发则为其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催化剂。一战时期的中国固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上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低微、处处受人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之特征，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竞相走上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复兴及国际化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换句话说，一战时期的中国颇有些像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成为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梁士诒(1869-1933)、李石曾(188l-1973)、晏阳初(1890-1990)、顾维钧(1888-1985)、王宠惠(1881-1958)、陈锦涛(1870-1939)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中国外交新思维问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无实力可凭，才使梁士诒、顾维钧等利用一战的爆发，书写了一曲绝妙的外交乐章。长期以来，治北洋史的人大都认为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因为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求生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后盾。大革命后的法国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t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精心策划下，虽战败却能够出席维也纳会议，未蒙受重大损失，甚而继续跻身强国之列，此乃弱国外交的经典案例。在北洋时期的中国，胸怀韬略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许多“外交政策群体”成员所依赖的是他们的胆识、学养及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民心。一战的爆发为他们施展才华、推动中国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不过这一时期的最大转变可能还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兼收并蓄以及“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固然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色，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此民族主义决非排他性的、狭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愿望的基石之上，是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之思考的结晶。换言之，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是建立在“世界主义”之上的“国家主义”。用近代集政论家、学者及政治家头衔于一身的杨度(1875-1931)的词汇来说，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所谓“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他们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且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这一群体大致包括言论精英如梁启超(1873-1929)、外交才俊如顾维钧等及部分工商业人士，一大批能够阅读的知识分子思考群，以及那些因环境、职业等因素迫使，在某些地区居住或从事某些职业而对有些重大外交事件及国际事务表示强烈关注的人群。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他们利用参与决策和控制舆论的优势，利用国人对时务普遍关注的背景，指点江山，以文字、决策、罢工、抵制洋货等多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构成一战期间影响中国外交及中国国际化的重要有生力量。一战期间的在法华工，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所关注的重要对象。P2-5

1914年夏，人类历史上一场所谓的“大战争”(Great War)在欧洲打响。当这场美国人在自己参战后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的炮声在1918年11月11日11时终于沉寂时，已有约200万美国人先后奔赴战场。其中5万余人捐躯，20万人受伤。然而，美国只是36个卷入战火的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中，全世界共有6500万军人参加作战。以几个主要参战国而言，每三个年龄在03-30岁之间的法国男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法国男人死亡率达13.3%；英国军人死逾72万，伤160万，死亡率在15-49岁男人中达6.3%以上；德国死200万，伤420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总人数高达900万，每8个士兵中至少有1人阵亡。在四年多的战争中，平均每天的士兵死亡人数为6046人。此外，仅到1917年底，一战战俘就达350万。这场战争还造成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英、法老牌大国亦随之衰落，而美国、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异军突起。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的大战之紧要关头，十几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西方文明的存亡，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丁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幅壮丽图画。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然而，标示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辉煌一幕的这段往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军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提到一战华工。在众多捐躯欧洲的一战华工墓碑上，大多刻有下列四个成语中的一个：“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的确，他们在欧战的前线或后方，固然“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流芳百世”，而是被人类集体遗忘了。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农民，更不用说表彰他们了。国际学术界对一战华工的系统研究，也大致尚付阙如。相关国家政府对一战华工贡献的承认，更是姗姗来迟。迟至1998年，法国政府才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影视导演奥列维．纪顿(d'Olivier Guiton)鉴于法国人民对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几乎忘却，拍摄了近一个小时的记录片《一战中的14万中国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国人民介绍一战华工及其历史贡献。该片的重要价值在于采访了一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后代，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现了当年一战华工及其后代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通过这部记录片，一般法国民众才意识到一群中国农民曾参与创造法国历史的杰出贡献。

当华工同法国人民、英美军队一起，在法国以不同的方式同德国军队浴血奋战时，这些华工不但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叫做“苦力”(coolies)，蔑称为“中国佬”(Chinamen，Chinks)。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相贝尔福(ArthurBalfour)声称一战期间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末死一个人”。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之论。一战期间中国为英、法两国提供了14万精壮青年华工。这实际上间接为英、法提供了14万大兵，因为有这些人驶赴欧洲大陆，才让英、法腾出至少14万自己人走上战场。更须一提的是，这些华工至少有约3000人或在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或捐躯欧洲．血染沙场。本书的目的就是向中国人及使用过华工服务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世界一切关注人类文明进程的人们，介绍这一群中国人如何用他们的“苦”和“力”参与东西方文明的重建，重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国，他们也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因此，要完整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世界格局谈起。

本人之所以愿意在诸事纷繁之际，毅然接受出版社重托，撰写此书，实为一战华工的业绩所感动，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他们的事迹彪炳史册，介绍给世人。但本书的完成与五洲传播出版社高磊先生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坚持和督促，该书即使最终问世也要待以时日。不仅如此，本书的许多精彩图片也是高磊先生不辞辛苦找到的。

同诸多学术著作一样，这本小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长期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三井先生及其团队在欧战华工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陈先生的《华工与欧战》一书及其牵头编辑的《欧战华工史料》、《旅欧教育运动》、《勤工俭学运动》等资料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榜样。

多年来本人一直致力于国际史及中国的国际化研究，本书的写作也直接受惠于学术的国际化。本人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入江昭教授是西方国际史的奠基人，长期以来，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得以一窥国际史学术门径。香港中文大学的刘青峰先生对我时常勉励有加，并早在2000年即鼓励并督促我完成有关一战华工的学术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张力教授对本人的学术研究历来关怀备至。这次也是一样，他在百忙之中以最快的速度帮我复制了全套《华工周报》，解我燃眉之急。人民出版社的王亚男博士热情帮我查访中国大陆的华工资料。青岛大学的唐致卿教授为我在山东省寻找一战华工史料时，穿针引线，竭尽全力，劳苦功高。加拿大学者Judy Maxwell主动同本人联系，介绍其研究华工的兴趣及其同道，其情可感。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英国学者Gregory．1ames对我的华工研究非常关注，并热情地同本人分享他几年来研究华工的卓越成果特别是其所编的一战华工死亡名录及所拍华工墓地照片。明尼苏达大学YMCA图书馆的Dagmar Getz费心为本人寻找珍贵资料及图片。英国的帝国战争博物馆(0mperial War Museum)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图片。加拿大的David Livingston先生慷慨同意本书发表他父亲Harry Livingston上尉同华王一起工作时拍摄的照片。Harry Livingston(1888-1967)为军医，1917年9月和10月在英国设在山东威海卫的华工招募基地工作，随后即陪同部分英招华工经加拿大赴法国。由于Harry Livingston的摄影爱好，我们得以一睹当时华工生活的宝贵镜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流的条件。中心行政负责人熊景明女士的热情帮忙更为本书的按时完成贡献甚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马建标先生受上海三联书店之托，慨然将本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著作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书翻译成中文。本书的部分中文文字即直接受惠于马先生的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鱼宏亮博士拨冗为本书修饰文字。

对上述个人及单位的关爱及支持，特此深表谢忱。不言而喻的是，本着文责自负的精神，本书的任何缺点及错误之处，与出版社及他人无关，概由本人负责。

徐国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