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　历史的中间物

二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　幸存者

四　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　真的知识阶级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　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这学期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但同学们在课表上看到的这门课的题目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简单说，是我和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陈平原教授合谋的一个结果。

大家知道，这些年学校教育一直在进行“制度化、体制化”的努力：开什么课、课程的题目都是规定好的，并且是输入电脑的。老师开的课，符合计划要求的才算数，才算老师的工作量，给听课的学生学分；不符合的，就不予承认。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并非毫无道理，教学的随意性太大，也会乱套。但对我这样的自由惯了的、喜欢奇思异想、不怎么守规矩的教授，就有点麻烦不便。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有规范，又给不规范的课程提供一定的空间。

应该说陈平原先生是颇懂此道的。因此，当上学期末，他问我这学期准备上什么课时，我答以要讲“我的回顾与反思”，他犯了难，却马上想出一个办法，对我说：教学计划中有“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这门课，你就报这个题目，至于上了课堂，你讲什么，怎么讲，我不管。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马上想起了周作人对付命题作文的办法，就是“以不切题为宗旨”。——对于一个追求自由的教师、学者、作家，任何规范都是难不住他的，这也是有传统的。

因此，我今天的课，也是“以不切题为宗旨”：题目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讲的是“我的回顾与反思”。

记得我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题目是“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我上过一次“现代文学史”，是接着严家炎老师上的，当时老师有事，让我接着上课。正式独立的开课，是讲“我之鲁迅观”，是1985年上的。今天这个课是我在北大讲坛的最后一课，时间是2002年。第一课和最后一课相距十七年，始于“我之鲁迅观”，终于“我的回顾与反思”：这本身或许有某种象征性，或者说显示了我的做人与治学风格的某些侧面。

这使我想起了“我之鲁迅观”这门课的某些命运。

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一句，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P3-5

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还在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本书或是学术普及著作，或为学术演讲，都还是“业余研究”，我的真正学术主业，花大力气写的主要是两本书。另一本就是刚收笔的这部《我的精神自传》，它纠缠我的时间更长：书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因此有“北大演讲录之三”的副题——“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讲的《话说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讲的《与鲁迅相遇》；书的下篇《我的精神自传》，是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而写，最初只准备写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写越长，越写越认真，竞有了书的规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将学生录音、整理的《我的回顾与反思》的讲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还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它首先是我的自传。本来，传记写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传》自然是写传记的自觉尝试，而《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其实也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书写。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对于钱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适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传记学批评方法和心灵史模式。”这大概有点道理，我自己也说过，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广义的传记性，是一种“生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这回我写的是自己的传记，自己的生命史。而写“自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胡适就是自传写作的鼓动者、倡导者，他还有过“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的浪漫设想。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写自传，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我要写的自传，却并不符合胡适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写“琐碎生活”的实录体的自传。而我所写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历程、学术生涯，不是用实录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

为什么要作自我解读?这又和我的学术研究的两个特点有关。

我的研究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创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说，我总是直面“内在于现实、历史和自我”的“问题”，到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历史”的追溯，并努力从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题，以达到“现实一历史一思想”的互动、交融。而作为这些自觉追求的成果和体现的学术著作，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问题意识是隐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也大都点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这就需要通过“回顾”，既说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及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的问题的关联，又将其中的思想命题贯穿起来，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回顾”的另一面，还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受到现实制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在有自己的时代的“发现”的同时，又会有所“遮蔽”，从而产生自身和时代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过“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了怎样的问题?置于当下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新的起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本书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这样，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了。这或许有助于你们读“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一起来解剖这个叫做“钱理群”的人，他的思想与学术，同时，也反思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然而我又担心。这会形成新的遮蔽，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实际内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观追求与预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作者的自述去读其书，是危险的，不仅有可能被误导，也会妨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读者的独立理解与发挥。而这样的独立理解与发挥，才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的“野心”很大：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我曾经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我自己最为倾心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我的写作策略，是“拎起中间，带动两头”：因此，首先选择了“1948年”，考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写了《1948：天地玄黄》。接着就着手考察1949年以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我没有按一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上层知识分子，而关注被遗忘的，作为民间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相关的写作。同时又无法摆脱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诱惑。但又深知其难：一是缺乏距离，难以把握；二是身处其中，难于应对非学术的干扰。这就想到以自己的研究为个案，两个难题都好解决。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很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纵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这就是所谓“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而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选择自己的研究作“审视点”，是因为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段历史中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显学”，它和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我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这都是自己所亲历，并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就容易如一位学者所说，“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具体感”，而达到“复杂化”的理解。——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赋予了某种“典型现象”的意义。因此，我的研究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的自传的写作方式，而有更多的分析，审思，以及背后的“时代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

和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也有研究方法及学术叙述学上的自觉追求和设计。除了以上所说，以自己的学术作个案来审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是王瑶先生所倡导，我长期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以外，我还设想过，请一批比我年轻的朋友，也即另一个时代的学者，对我的这些“回顾与反思”，以及所涉及的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问题作评点，包括批评和质疑，以形成多个视点，形成一种包含了思想交锋(不仅和我，也在评点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就将大大扩展本书的思考，并使本书的叙述进一步复杂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设想。我和一些年轻的朋友最初都为之兴奋不已。但操作起来却很困难，主要是这些年轻朋友都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著作去太多地打搅他们。最后，只有北大的贺桂梅君对《我的回顾与反思》中的第一讲《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作了详尽评点，我的贵州老友篮子君对《我的精神自传》作了部分点评，但我已经获益匪浅，现一一照录于相关部分的注释中，以形成局部对话，务请读者留意。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这样的尝试。

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还有兴趣提起笔来，评点一番?

200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