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的论文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探究哲学、思维科学、农学、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全书内容包括关于思维科学的哲学研究、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关于历史文化遗产整理——陈衍研究三大部分。

本集主要收入陈步在马列院时发表的研究成果。其时他是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顾问、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文章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探究哲学、思维科学、农学、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人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

编者的话

关于思维科学的哲学研究

 思维科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人工智能问题的哲学探讨

 附：英文稿

 N.维纳的生平和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

 附：英文稿

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

 稳态和中医学——兼评坎农的《躯体的智慧》

 附：英文稿

 论经络

 中医理论探源

 附：英文稿

 从中国棉作史看今后棉田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整理——陈衍研究

 论陈衍——《陈石遗集》前言

 关于陈衍的学术思想

 论陈衍的文化整理工作——浅谈历史文化遗产整理的对比研究

 论经济学家陈衍——兼论我国传统理财思想

 论述陈衍的苦读成才——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实例纪念石遗老人

陈石遗著作总目录

作者年表

二 直观

上面关于意识内容两两组合的三个公式都是一次联结，其中，除不定向联结外，就是定向联结，又其中，除逻辑联结外，就是前逻辑联结，那么，前逻辑的一次定向联结是否都能称作直观呢？

显然不是。历史上的直观虽然被讲得相当混乱，但毕竟有若干共同点，它们是：第一，直观是从感性材料出发作认识的；第二，直观是不经推论而直接取得认识成果的；第三，直观的认识成果应是事物的本质，或者说，该成果要比据之出发的感性材料高一级或几级。拉丁文tuitor in的含义包括了这些内容。

按照这些内容，式(1)中所含的象一象这个公式应该除掉，虽则我们在上节中把它定义为思维的初始形式，其次，观念一象这个公式也不算，虽则我们对一个内容不明的事物作描述时经常采用这种公式。式(2)本身就是一个简约式，略去了概念一观念的诸多形式，这些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例如，当我提出勇敢这个概念时，张三想到的是武松，李四想到是张飞。尽管所想的不同，但都是从高向低，这当然与直观无干。

由此可知，凡直观都应该是一次定向联结，但一次定向联结的内容远超过直观。这就不难确定：当我们把一次定向联结定义为思维的初始形式时，直观是一种至少要比该初始形式高一级的思维形式。所以，历史上，有人把直观看作非思维的，或者看作原始求知的，或者看作神所启示的，或者看作灵感的，这种种见解都是因为他们把思维定义为逻辑思维，把求知看作逻辑推理，然后把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一律推给非逻辑和非思维之故。为了澄清这些谬见，我们要对直观作出正面的解答。

那么，合乎直观要求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可以简约为如下三式：

观念一高级观念  (4)

观念一具体概念  (5)

观念一抽象概念  (6)

这三式的一端同是感性材料(式中的观念包括象)另一端同是一种带本质的东西，它们都是不经推理而一次联结成功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一端有层次之分(观念和抽象概念都有很多层次，这里也作了简约)。

现在看一下这三种形式的直观是否存在。

我以为，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都是(4)的例证，因为这两者提供了必然经验，又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那时候没有概念和逻辑，只能是直观。

(5)式没有正面的例证，但有反面例证。太阳东起西落是一项经久不变的经验，据此作出太阳绕着地球旋转则是一种错误的直观，该直观之所以保留下来，因为它曾在历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已经形成概念并纳入逻辑思维和数学计算中，称作本轮和均轮学说。正确的直观情况同此，在可以形成概念时便用概念替代并纳入逻辑思维中。所以，正面的例证找不到了。

(6)式有很多例子，例如，泰利士说：“水是万物之本源。”恩格斯把这类例子称作“自然哲学的直观”。理所当然，它们就是直观自然观。这类问题很有趣，值得专门讨论，本文从略。

有了(4)—(6)式及其实例，可知直观的内容是丰富的。

作为前逻辑思维的形式之一，人们自然关心到直观的机制，这可以解释如下：

一次定向联结表明该联结是独立的，与其他联结无关。若把一批一次定向联结放在一起，它们是离散的，但只要搜索范围有限，它们能解决某一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三：世代相传的、社会集体进行的或某个人反复实践的。这个机制今人称作博弈。这也就是说，古人取猜谜方式求解。

生活中有很多机遇，它们都是一次判决的博弈：二中择一如猜枚；多中择一如投骰。如果谜底不变，例如猜谜，它一般会有一个前嬗后继的过程，直到猜对为止。在该过程中，不管猜谜者是一人或多人，每猜一次都是作出一个独断的论断，这些论断各自分主。但是，每一论断都要付诸实践，如果猜错了，实践会给出两个答案：一是否定，一是露出一点点端倪(科研工作者一般都会从自己的科研对象中找到始料不及的东西来的)。所以，如果是同一个人继续猜谜，那他就会以错误知识作为继续前进的基础，这就和一个既无正确知识亦无错误知识的猜谜者不同，每次错误知识都有助手缩小问题的搜索范围，只要搜索范围有限，只要猜谜者不断猜下去，那他就可以使各个分立的一次联结依时间顺序逐步地向着正确的答案逼近。换言之，直观可以求知、可以得知并且是逻辑产生之前的一种当然的求知方法。

这个求知方法无疑非常笨拙，如果自然界不给出谜底，如果搜索范围很大，即便非常努力，也是找不出答案的。何况在史前社会和文明史早期社会中，世代相传是困难的，集体求解也是困难的，社会信息经常处在堵塞状态中，因而社会进步非常缓慢。当时的问题一般出自客观需要，取火问题、治疗疾病问题等就是例子，我们的洪水时代只留下两例：鲧用堵塞法，失败了，杀头；其子禹用疏导法，成功了，建立夏王朝。所以，直观求解一般都是少数人的不断努力并一试再试的结果。P12-14

陈步(1921—1994)，他23岁大学毕业到73岁离世，服务社会整半个世纪，辗转四个领域：前五年主要任教于高校；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在中宣部任公务员；1962—1980年在商务印书馆及院刊当编辑(其间由于“五七”年遭不公正待遇，有九年下放农村)；1980—1986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从事社科研究；1986年离休、1994年去世。除了因病不起外都在从事研究工作，直到临终前还在殷殷嘱托整编、出版《陈石遗集》等事宜。

本集主要收入他在马列院时发表的研究成果。其时他是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顾问、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文章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探究哲学、思维科学、农学、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人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

陈步早年师从陈康(中寰)教授学习西方哲学，尤长于数理逻辑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翻译了维纳的《控制论》；60年代又翻译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以及与三论”有关的一系列西方名著，成为我国研究思维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先行者之一。在商务印书馆17年的任职期间专门从事西方名著的编译出版工作。其间共校订国外名著二百余部、组稿五十余部、编辑出版二十余种。嘉惠士林，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继续翻译世界名著——Merio Bungre教授的《因果论》及其系列论文，涉及“三论”、管理科学、经济科学并结集(由于时间等因素，大部分文稿尚在搁置待发表之中)。后期曾参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德文中译本的校译工作。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他的成果中编著多于译著；译著多于论著。三者又密切相关，前两者成为后者的信息源，后者是融会贯通、提炼升华的结晶。并形成了特殊的文风，人谓“惜墨如金”。又为了扩大或便于交流，他的论文常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本集选用若干篇。值得一提的是在累计长达九年下放农村生活期间，他仍能潜心研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做学问。在传统中医理论、医学和农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资料和学习心得。从哲学和思维科学的视角，探讨中医理论和中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中西医对比研究，提出许多引人注目的观点。如他的《棉作》一文，仅收集的卡片就有两卡片屉之多，他由传统棉作而得出了今后棉田的数学模式。这些论文确实是变压力为动力的结果。

陈步离休前承担了院重点课题——“历史文化遗产整理”的“陈衍”子项的工作，即检索、复制、整理、校点陈衍著作。陈步为陈衍嫡孙，自幼耳濡目染，有扎实的国学功底。由他主持此项工作，可谓实至名归。同时，他又具有良好的西学训练，因而绝不仅仅满足于“董理旧典”、“祖述先贤”。在从事大量艰苦细致的收集、整理、考证和校释工作的同时，他还以陈衍的学术历程和学术理念为个案，从文化史研究的宏观视角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这一重大命题，并试图从中探索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在他身后，即当前哲学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也是院重点课题历史文化遗产整理的根本目的。

90年代起，陈步体弱多病，经常住院，因而更加抓紧工作，以极大的毅力投人历史文化遗产课题，并且着手后继工作的启动，如怎么出版《陈石遗集》，如何撰写有关陈衍研究的论文等。

他认为：陈衍生平正值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剧烈转型的时期。自道咸迄于清末，内忧外患，国是日非，学者感于时艰，思有以振作，遂重举经世致用的大旗。而西学东渐，亦对中国固有之学术产生深刻影响。陈衍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学者，其学术活动虽仍以“整理国故”为主，但其学术理念亦已融入相当的时代意识。彼时以国学名家的士林耆宿，其核心的诉求莫不在于通过有系统地整理传统学术推动中国文化的新生，只是侧重不同，方法有异。

1926年，陈衍在《复章太炎书》中说：“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卜商、荀况，已属偏至，何论许、郑、杜、韩？”(《石遗室文四集》)考据之学要求逻辑和事实二者合一，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重在理性思维；词章即文学，其要素为文字以及使用文字的特定思维形式，重在形象思维。陈步由这个传统命题引导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特性的哲学思考。他认为：所谓“考据、词章无能兼者”，实际道出了中国人思维特性中存在的缺陷，即形象思维发达而理性思维不足。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独有的词章美学的特殊成就，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逻辑思维的发展，导致概念性语言文字的不足和系统知识体系的欠缺。表现在传统学术上，或凭虚搏击、劳而无功，或偏枯琐碎、难成系统。譬如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圆满自足、自我保护、与外隔绝、不求进取。这也构成了中国落后的特殊原因。传统文化的整理者们不但要对整理的对象有清醒的认识，更要避免自身主体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他还注意到，晚清时期的陈衍，在参与“洋务”、介绍西学的同时，也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鄙薄国学、盲目崇洋的潮流，主张各省仍保留一个旧式学堂，以为民族文化与学术香火传递之根基。回顾20世纪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坎坷命运，陈衍的观点至今仍发人深省。

陈步认为，传统学术文化的整理工作有资料性整理和逻辑性整理之分。汉学和宋学之所以中断，是因为研究工具不足(一是小学研究不足，二是系统知识欠缺)。清代朴学的兴起，原因很多，但与明中期以来西学的传人不无关系。经过大约二百年的努力，以逻辑和事实为基础的考据学初步建立起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包括陈衍的研究工作，都是整理传统文化的试点工作。这是一项系统而漫长的传承与出新“工程”，中间一度歇绝乃至停顿，如今尤须致意，否则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将迟缓不前。对于传统文化的弱点，要有自知自觉。要以世界的观点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他特别强调了语义学和分析哲学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改造传统文化，以深入的研究推动合理的继承，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机。

今日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振兴民族文化、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拥有前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和条件，更应当以坚强的自信和理性的精神从事这项伟大的工程。这也正是陈步生前所期盼的。

本集收入的五篇陈衍研究论文、选自陈步后期所撰有关文稿。发表在《陈石遗集》中，这次在形式上略为整理或补充：论文一为“前言”；论文二已收入“附录”；论文三为“经济篇”之“题介”所整理；论文四本集系首次发表；论文五由“石遗先生年谱”及家族传说所撰；《陈石遗著作总目录》由原集子所附“著作目录”增补为有版本的目录，共(73)种著作(118)个版本，是迄今最完整的一份目录；也是院课题成果的一个提升，相信对后来的研究者会有用。这里一并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