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 寻求真理
我(林里夫)，辽宁省西丰县人，1909年11月26日生于一个思想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林树棻(字梅阁)，从事教育，在西丰县立女子中学校做教员。我在小学时受过爱国主义教育，“不自由不如死”的思想，养成了我的为真理和正义不怕死的性格。1923年，我离开家乡到沈阳，考入日本人创办的南满中学堂；随着感性知识的增长，愈益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实行的民族压迫。1925年，在我16岁时，毅然决然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课斗争，接着就办了退学手续，转入国人自己办的学校。
1926年，在北伐战争期间，我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在我以后的入党介绍人崔仲远的影响下，接受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从此走上了自觉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道路。
二 考入北京大学，接受进步思想
我是192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北大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发源地，从五四运动起，这里就成了革命的摇篮，很多青年人受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同年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同样笼罩着北大，“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只要稍有共产党嫌疑或进步思想的人都有可能被杀头、坐牢，读马克思的书也要杀头，革命正处在低潮。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郑侃，他是我同学郑依平(郑佩)的哥哥，年级比我高，是共产党员。我和郑依平住同一宿舍，郑侃经常来我宿舍，我们经常交流进步书籍。在郑侃的影响下，我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宿舍变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后来他还给我介绍共产党的情况，找一些共产党领袖写的文章给我看，甚至给我宣读党的文件。
学习了马、恩的两部著作，我认为自己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逐步坚定起来，决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脱党，我却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组织上认为我年龄小，应该在斗争中经受考验。
三 参加革命
北京大学在清朝叫京师大学堂，后来改为北京大学。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民主的气氛，任课老师由学生会聘请，聘到的老师都是学术水平高、思想进步的。“4·12”政变后，蒋介石为加强统治，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惨案。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都被杀害，党的活动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
1928年，蒋介石赶走了奉系军阀，占领了北京。国民党酝酿要取消北大，将包括北大在内的9所大学合并，改名京师大学校，目的是要禁止进步思想在北大的传播。老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赶出北大校门，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老师被迫离开北大。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出台了并校方案，把北京大学改为北平大学院。并校的主要目的是扼杀学生的进步思想，禁止传播马列主义。当时，看马、列的书被认为和共产党有关，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学校里充满了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北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开展复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并校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郑侃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在这次复校运动中，郑侃是我的直接领导。在他的领导下，我贴过标语，散过传单，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如果被国民党抓住，就会被当作“赤色分子”杀头；如果被国民党怀疑贴标语、散传单，同样有掉脑袋的危险。在复校斗争中，我出生人死，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从1928年起，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置生死于度外。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并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观，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主义事业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践，成为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 东渡日本
1928年，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毅然离开北京大学，去了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最多、马克思主义学说流传最广的国家。
在日本东京，我参加了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识了很多共产党员。经过组织审查和批准，于1929年9月1日举行了入党仪式，我成为中共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简称“中国特支”)的一员，同时在它的领导下担任小组长和《赤花》报的编印工作。
1929年9月4日，中共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共同决定为纪念国际青年节举行游行示威，我在游行中被捕，在日本的监狱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1931年1月出狱，3月回到北平。P1-4
林里夫同志去世后，他的夫人胡柏琴同志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提出出版林里夫文集的愿望。其后，在院科研局和经济研究所的帮助下，《林里夫集》纳入了申报编辑程序。
胡柏琴同志及其子女收集整理林里夫同志的文稿(含手稿)，送交经济研究所裴俊生编审编选，之后由科研处交林里夫同志离休前所在支部负责人经济思想史研究室裴小革研究员校选，随后上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审定、纳入出版计划。
《林里夫集》在经济研究所内的编辑程序，原拟由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与林里夫同志相识相知、亦师亦友的晚学裴俊生同志承担，但是他因健康需要而邀约长期与老专家接触的韩孟同志共同完成。
《林里夫集》的编辑出版受到了经济研究所许多同志的关切和帮助。特别是曾经担任经济研究昕所长职务的赵人伟研究员、副所长林青松研究员和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生态经济研究的程福祜教授的关切。在此，我们受胡柏琴同志嘱托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林里夫集》编辑出版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07年1月21日脱稿
编者的话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简历
边区各乡各区民政府选举运动的总结(通讯)
论国家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论编制物价指数的新方法——综合公式
关于统计与计划、业务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社会统计工作的基本特点
政治经济学讲义
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再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从50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经济法则的论争的回顾与展望
哀悼不幸早逝的吴恩裕同志
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战斗在南京
关于陕北公学的几点回忆
我在北平工作的两年
对敌斗争的实践使我确认：陶凯孙是革命的战友，康生是革命的敌人
鞠躬尽瘁坎坷一生
宋庆龄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王纪华与武装自卫会
后记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作者年表
林里夫，辽宁省西丰县人，1909年11月26日生，2001年4月16日逝世。享年92岁。
1925年，他在日本人办的“南满中学堂”读书时，参加反日罢课斗争后，自动退学；1926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影响；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参加革命；在70余年的艰辛历程中，他既是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总是以旺盛的斗志去迎接各种挑战，坚持信仰，矢志不移。在他最后的几年中，还曾充满乐观地表达了一直在努力着的愿望：“愿在仅有的余年留下三部专著：一、《资本论的辩证法》，二、《中国古代经济史》，三、《革命斗争回忆录》，完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终身志愿!”可惜，由于他偶发疾患、匆匆离世，未能了却宏愿。
一崇高的政治向往
1929年，他在日本东京加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因参加国际青年节的游行示威活动，被捕入狱一年零三个月。1931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31年12月他作为北平南下(南京)示威团的党团主要成员之一，参加并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南京的这次规模较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斗争，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爱国热情，直接促进了“1·28”上海抗战。
1934年至1936年，在党的上海中央局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林里夫为党团书记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动员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及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而斗争，“武卫会”的分会遍布海内外，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1937年，林里夫到延安，担任陕甘宁特区民主政府选举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等政府机关秘书及政务工作，同时在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对干部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39年因遭受康生等人的诬陷，被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达7年之久，受尽酷刑折磨，被开除党籍。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专案组审查后，于1946年党组织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名义恢复其党籍。
1947年后，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料室、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东北计划统计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在东北统计局工作期间，他为实现统计数字的科学性、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坚决反对“用估计数字代替统计数字”的主张，并在业务中切实抵制各种不良做法。反对诸如年底计划执行完毕以后，用修改(降低)计划数字等方法，把没有完成计划说成是超额完成计划，向中央谎报成绩等一系列做法。他为此受到勒令“停职反省”的处分。
1954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1955年与经济研究所代所长狄超白共同创办《经济研究》杂志，兼任研究生导师。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传达毛主席提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之后，中国科学院党组组织制定12年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计划，并通过党委下发的通知规定所属各支部动员党团员检查任务完成情况。科学院党委的通知着重指出，行政干部检查行政工作应如何改善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问题；青年研究实习员尤应检查如何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并做好科学家助手问题。文件传达中特别强调，要在工作中学习；并要求通过检查，充分发挥全体党团员的积极性，掀起一个向科学进军的高潮。经济研究所党支部经过三天半的热烈讨论，一致同意党委的通知，并否决了一项提议，即“要在青年中提出为争取候补博士学位而奋斗的口号”。在科教领域内外公开的“向科学进军”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林里夫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路线，反对把“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进军”的正确路线篡改为“向副博士学位进军”的错误路线，反对用荣誉、地位、物质享受等错误手段去误导青年。国家科学研究计划，包括发展科研队伍培养青年的计划，和党的培养青年科学家的方法，是强调在工作中培养。1957年4月23日，林里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1958年，这篇文章连同他1955年发表的《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一文，都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右派纲领而遭到错误的批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由此衍生出的“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案件，使许多同志受到株连。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与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同时，取消原有的一切物质待遇，仅发给生活费每月28元，并准备安排下放改造。由于接任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的孙冶方同志识才惜才，他被留在所内监督劳动。其“右派分子”问题延续21年之久。
1978年、1979年、1984年、1985年、1986年，中共经济研究所党总支(分党组)、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做出决定，改正原来的错误决定，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林里夫同志和“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彻底平反。林里夫同志因遭受康生等诬陷被定为“内奸”罪名而在延安保安处关押7年之久的“历史保留问题”，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认定，林里夫同志历史保留问题应予撤销；所谓“内奸嫌疑”属于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消除因此而受到的政治影响。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认定指出，林里夫同志在上海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工作期间“工作是努力的、政治上是坚定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是有成绩的”。至此，长期压在林里夫同志身上的冤屈得以彻底的清理。
林里夫同志1989年12月离休。虽历尽艰险，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党的事业，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不屈不挠、毫不动摇、积极乐观，表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
林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又是集党内外政治经济社会运动的一生。从1928年参加革命至2001年去世，在其数十年艰难困苦的经历中，在他年富力强的生命时段，他有30余年处于被捕入狱、受审查、遭处分、被管制的政治状态。无论环境如何艰难、险恶，他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并始终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履行着目标远大但举步维艰的社会责任和革命义务。
二学习和宣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
林老的一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懈地探索、学习、研究、宣传、实践的一生。
1932年上半年，他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常委研究部长，直接负责劳动大学和中国公学等社联小组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在社联代表大会上，根据“1·28”抗敌行动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对脱离中国实际(代表王明路线)的观点进行了斗争。
1932年下半年，在担任中共北平市文委书记期间，组织和领导北平市“社联”、“左联”、“教联”、“剧联”、“乐联”(左翼音乐家联盟)等社团的工作。在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曾通过左翼文化团体的关系，邀请左翼教授侯外庐、王思华、许德珩、马哲民、鲁克明和鲁迅等在各大学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成立十月革命研究会，开展革命历史的研究工作。
1933年，在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期间，曾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动员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反帝同盟和左翼文化团体，把组织领导抗日运动，支援察哈尔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为此，继续和错误(王明)路线的盲目坚持者进行斗争。
1934—1936年，担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党团书记兼该会宣传部长期间，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克服来自王明路线的“左”倾思想的影响……
林里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又是集党内外政治经济社会运动的一生。本书是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选入的文章有《我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简历》、《政治经济学讲义》、《从50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经济法则的论争的回顾与展望》、《宋庆龄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
林里夫的一生，是研究探索、写作思考的一生。他学术造诣深厚，研究深入，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普及大众。他通晓日、英、德、俄等国语言文字，翻译过多部俄、日文经济学著作。他的研究成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厚重的学术史料与思想宝藏。本书收入了他的多篇文章，有《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的社会统计工作的基本特点》、《我在北平工作的两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