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策划的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在90年代的文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陈思和教授主编，并沿用最初的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

《批评的准备／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作者张定浩都是年轻的具有一定实力和潜力的批评学者。

张定浩所著的《批评的准备／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收录的文章，涉及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二十余位当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分为四辑。这批文章有一些很短，另一些稍长一点，但它们相互交叉，先后引发类似的问题，与其称之为文学批评，不如视之为一种批评的准备，一种用最笨拙的方式率先清理文学现场的尝试。

辑一

 年老的迷惘一代

 旁观者的道德

 失败者格非

 一个地狱的受害者

 人性的彩膜

 骆以军的大麻小说

 拐了弯的诗人

 胡诌诗与乱弹琴

 坏诗的秘密

辑二

 假想的煎熬——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

 被打捞上岸的沉船——张炜《你在高原》

 徘徊在零公里处的幽灵——马原《牛鬼蛇神》

 皇帝的新衣——阎连科《四书》

 快感的形成与失去——李师江《神奇的大妈》

 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兼论宁肯的《环形山》

 《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

辑三

 论经验

 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以几位年轻小说家为例

辑四

 文学的形状

 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

 智性的柔弱

 寻找试金石

 语词的篝火——论贾勤《现代派文学辞典》

 文学与政治——近距离看林达

 小说家自己的命运——读王安忆《天香》

 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读金宇澄《繁花》

附录：从芦焚到师陀——在一条文学道路的背后

后记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能说出这番话的诗人和作家，能按照这样的肯定性精神去创作的诗人和作家，即便最终酗酒而死，用猎枪射穿自己脑袋而死，或精神疯狂而死，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热爱食指和顾城胜过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因为这两位是那个贫困时代里真正曾诉诸爱、同情、希望等等人类光荣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人。在一个诗人赖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现实生活中，他们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却恐惧，呈现给我们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虽然那世界还不够广大。

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怀疑和否定达到不朽，就像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暴力和性器官来达到不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颂扬高贵、德行和智慧，并对人性的肮脏和邪恶保持沉默，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从古希腊到先秦，从荷马的英雄礼赞到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苏格拉底谈论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传》里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古典作家懂得，唯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使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而不是如我们所见到的一些中国作家，只知道通过反抗和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速成，这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政治境遇使然。作为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为五十年代生人的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叫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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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收入本文集正文部分的文章，是我2009年到2013年间写下的批评文字的大部分，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在2008年夏天我结束了之前稍显动荡的工作状况，来到上海作家协会即将改版的当代文学批评刊物《上海文化》做编辑，一直至今；与此同时，在人生迈人中途之际，我被鼓励开始摸索某种为己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作为某个阶段性的产物，这部分文字即将形诸一本名为《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的小书。于是，一方面，作为编辑必须重新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文学评论）的新作品保持密切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写作者的我却正在逐渐脱离当代文学划定的诸种轨道。这两方面的合力，抑或是张力，所引发的激情和焦虑，导致我写下了收录在此处的大多数文章。

尽管在这些文章中我谈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也委实表达了一些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它们都不能算是地道的文学批评。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批评这个词，始终都是针对优异的作品而言，或者说，批评本就是对优异的辨识、召唤、理解乃至欲求。平庸作品不值得费工夫讨论，因为生命有限，也因为忘川之水汹涌，终将淹没一切，虽然有时连最优异者也不免沉沦其中。然而，激发我写下本文集中大多数文章的动因，却与优异无关，而仅仅是某种作为普通读者的不满。这种不满在阅读具体作家作品过程中萌生，并由于该作家作品已经拥有的不实赞词而变得分外强烈。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一再想起一段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讲过的话，最终我将它作为本书的题词。在我看来，至少在文学领域，假想一位当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多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好，已经成为时下诸多所谓文学批评家和文论写作者的主要工作。这种接近疯狂的行为的存在，使得我源自不满的表达虽然在美学上是无益的，却似乎意外地具有某种伦理上的必要性。

有一种说法认为，既然如今严肃的文学出于种种原因已经处境艰难，那么作为文学批评，更应该竭力去发掘和褒奖现有作品中一息尚存的好，而非一味指摘和挑剔其中的不足。这本意上可以视作一种用心良苦的隐微术，即通过对一些东西保持沉默，通过只述说一部分的真实，来委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隐微术从来都只是有身位的哲人的专利，因为唯有哲人的沉默才是有效的，才可能被少数用心的读者辨识。隐微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扩展成一种普遍的写作方式，因为一旦如此，隐微术也随之自然失效。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自觉应该首先尽力做到的，唯有诚实而已，诚实地面对写作的困难，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判断。

由于我在这本文集的诸多文章中所表达的判断，大都是针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当代文学新作品而言，因此我还必须面对一种似乎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新作品不应该用过去的美学标准和已有的阅读经验去衡量，新作品如果令人不满，或许它正是在参与创造未来的美学标准，我们作为读者应搁置争议，静静等待时间的裁决。这样的观点几乎无懈可击，只是我始终难于苟同，更倾向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追求未来是最糟糕的因循守旧，是对强者的胆怯恭维”。以追求未来的名义消解过去，其结果是只剩下苍白无根的现在，只剩下可以被胡乱打扮肆意命名丧失免疫力的现在。事实上，有多少的恶，不都是假借未来的名义来施行世间的吗？我们的一切都拜过去所赐，所谓的未来也同样由过去造就，所有的创新，假如真的存在，也都是从过去的泥土中长成，唯一的问题仅在于，是何种过去，是谁之过去。让·热内说：“我不太能理解艺术中所谓的创新。一件作品应该被未来的一代代人理解吗？但为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要使用它吗？用它来干什么？我不太明白，但我却模糊地认识到，所有的艺术作品若想达到最高境界，必须从创作它的时刻起穿越千年，带着无限的耐心和专注，尽可能连接起满是死者的远古之夜，这些死者将在这作品中认出自己。艺术作品不是留给一代代孩子，而是赠予数不胜数的死者的。他们赞赏或拒绝它。”

以上这种种自述，也许能勾勒出一个好战的保守主义者的面目，抑或还是一个有洁癖的道德家，但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在哪里？他持有的美学立场和批评标准是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长久以来，我都着迷于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一书中展现出来的对自身灵魂和爱欲的无尽探求，于是我将这本书取名为《批评的准备》，算是一点不成样子的小小致敬。

感谢吴亮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提携、鼓励与推动，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我大概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写。他提醒我应注意文章内在的节奏感，纵容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作，并一再给予最慷慨的褒奖。能在他主持的《上海文化》杂志工作并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无比幸运和不可思议的事。同时也要感谢王周生老师，正是她的热诚相助，让我才有机会把职业和兴趣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害羞于向她表达我的谢意。

感谢程德培老师这几年来的关心和扶持。对我而言，他既是最纯粹的写作者的典范，又是最热诚认真的读者的典范，同时，更是日常工作生活中值得珍视的温暖存在。

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一直默默听陈思和老师的课，而他当年操持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其中不少本，可以说是我接触当代文学批评的入门读物。因此，当得知“火凤凰”将再度起飞，而自己竞也能够厕身其中，心里的那份欢喜感激，难以言喻。

书中正文部分所有文章，都曾在报刊发表过。其中一些较长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文化》杂志。此外，《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一文发表于《上海文学》，其余短文相继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时代周报·时代阅读》《文汇读书周报》《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鲤》等处，感谢这些报刊的编辑朋友，他们的耐心与厚爱，给予我很大的动力。

附录里所收的，是我读研时的毕业论文。它曾经被张新颖老师收入他主编的一本名校优秀硕士论文选，算是我短暂学术生涯的高峰体验。长久以来他对我的关心和批评，是三年复旦校园生活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珍贵收获之一。这篇写作于将近十年前的论文，研究对象是一位不太有名的中国现代作家，无论是从写作对象、写作方式还是从中流露出的批评志向，它和正文部分的文章或许都可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因为编辑这本书的缘故我才重新翻看它，见到自己曾在论文后记结束处写下的话：“我想我应当感谢复旦，是它使我得以结识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和朋友。同时，也是它给予我一段安静的岁月，让我能以一份全新的心态去面对未来。而未来，正如卡尔维诺所呼唤的，‘你将在现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来欢迎我’？”如今，这本小小的书，算得上是一面勉强升起的、意外的旗帜吗？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我的业师许道明先生。在复旦跟随先生读书的三年，于我而言是一次生命的转折。先生是治现代文学批评的名家，我对批评和理论的兴趣，如今想来也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影响。我记得先生开列的第一本必读书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一1927）》，而我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先生指点我参考阅读的，会是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先生的弟子不多，上课一般都是在家中，他又主张因材、因阶段施教，宁愿自己多费点力气，也不愿偷懒把各年级的弟子混在一起教。我有时想起过去每次到先生家里的情景，常就是那么寥寥的两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品着天南地北的好茶，一边聆听先生的教诲。在他严厉难以接近的外表下，是一颗敏感温厚的赤子之心。他曾自比是老蝴蝶，而学生在他眼里，都是些尚未变成蝴蝶的毛毛虫，他爱他的学生，就像振翅飞翔的蝴蝶爱自己暗昧的前身。

先生恍然间已经去世八年多了。除了附录的毕业论文是经过先生认可之外，书里其余的文字，都不曾有幸给他看过，但这本小书依旧是献给他的，希望他能够满意。

2013年10月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