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代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命运，他们对党、对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在充满矛盾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也以真诚面对矛盾，理性化解矛盾，与新中国脉膊相连患难与共。他们怀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时共进，与国同行。《矛盾人生》所记录所宣示的，正是这一代由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悟。它以真实感人的事件、真切深刻的体验、真诚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个作家成长的人生轨迹。这部作品给我突出的感受是两个字：真朴。其人真朴，其文真朴。这恰恰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这是作家诗人、资深报人朱昌勤先生的人生感悟录。作品以真实感人的事件，以真切深刻的体验，以真诚朴实的语占，描绘一个作家艰苦的成长道路，记录一个记者传奇的面世经历。作家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削析，揭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真谛：人都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作品行文坦诚，表述清白，富有哲理，面对当下浮躁的人生心态和纷繁的功利坐标，发出了理智的感叹与呼喊。字里行问，以其凡而不俗的人本价值构成思而有益的阅读价值，是一部很有思想力、很有可渎性的人生读本。

序：心志为本真朴为贵

第一章 少年“国军”

 “墨冠鸡”/3

 孤独的日子/7

 一不留神成“国军”/10

 三次逃跑/13

 虎口脱身/17

第二章 记者梦 作家梦

 出风头的小学“明星”/25

 第一篇稿子登报了/28

 初中毕业报考音乐学院/30

 学生“特约记者”/33

 突如其来的打击/36

 未毕业内定做记者/40

第三章 三十三年一挥间

 想当好记者/47

 扬眉吐气风光一把/51

 采写名人而出名/55

 仓皇出逃/64

 中国“文革”后第一张晚报/71

 最难忘的是人/78

第四章 我不是驸马

 河南来的姑娘叫张平/87

 林豆豆前说林豆豆/92

 福乎祸乎/96

第五章 初出“国门”

 神秘的中英街/101

 高空的恐惧/105

 在夜总会唱歌/108

 花园之国说花事/111

 身在“红灯区”/114

第六章 官场杂忆

 有官欲而无“官”念/119

 冒犯市长/125

 大闹市委书记办公室/129

 与宣传部长说拜拜/134

 贪玩者不宜为官/137

 伯乐与千里马/141

 “高处”未必“不胜寒”/144

 官场“没戏”了/149

第七章 只有一支笔

 以笔感恩/155

 文运不错/159

 诗人都有“神经病”/163

 笔还在手，作不甘休/166

第八章 我与《江南都市报》

 在申请刊号的日子里/173

 三管齐下/180

 宣传部长说不/186

 为了兑现承诺/190

 更名之后/195

第九章 重新起飞

 惠州一年/205

 两篇稿件处理很得意/210

 言所当言/214

 老夫聊发少年志/219

第十章 学会做人

 感悟人在矛盾中/225

 得与失/229

 成与败/234

 苦与乐/237

 是与非/241

第十一章 家有贤妻

 乒乓球桌上度蜜月/247

 母卖鸡毛买邮票/253

 情到痴时人便蠢/256

 妻不嫌贫/262

 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难找/266

 妻子给了我一巴掌/270

 妻债难还/275

第十二章 一切归功于母亲

 梦中呼喊母亲/281

 要为母亲写书/285

 挥泪书写《慈母吟》/287

 人生希望在子孙/291

突如其来的打击

然而，事情过了极限，便会走向反面。

人的行为都有动机，都有目的。动机不明确，目的不正确，必然造成不好的后果。不用说，我中学时特别是有了一点小名气时，已有相当严重的名利思想。而正是这种名利思想，使我一步步从“红专”道路走向“白专”道路。我渐渐忘却了“三好学生”的信条。我渐渐忘却了“优秀学生’’的荣耀。我渐渐放松了全面发展。我偏爱文学，痴心写作，而不愿上理科课。每当上理科课时，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讲台下“构思”。有时甚至旷课躲在校外“创作”。理科成绩显著下降。高二时就有一门功课要补考。高三毕业考试后，有两门功课不及格，致使我成了一个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毕业生”。时至今日，我还有一种羞愧感和歉疚感。但也有老师不这样想。1986年，萍乡中学八十周年校庆时，将北京的衷杰英和我以作家的身份请回学校向文科考生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前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毕业证的“毕业生”。我语文老师笑着说，可你现在是以作家的身份向毕业生作报告了。

成绩下降还算事小，使我痛心痛苦的是，临近高考的时候，我遭受了一场料想不到的政治打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开展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斗争，即自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每，一场不见硝烟的生死斗争，中国很多的贤俊之才就屈死在这场斗争中。这场斗争很快波及整个中国，尤其是政治文教界。1958年舂，萍乡开始“反右派”了。我们学校也开始“反右派”了。中学生不参加这场斗争，但我十分关心这场斗争，因为《萍乡报》社有两位与我很熟悉并到过我家里的记者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叫何式，一个叫钟亦。

萍乡中学坐落在城西一个小山上，山下有条小河。校园在山水之间，风光很美。这是深春时节，校园里花红草绿，鸟啼蝶舞。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都想趁课余饭后散步放松一下。我有种“准文人’’的风度，更爱在校园里闲庭信步。记得是一个周末的傍晚，饭后我与一位同学在鸟语花香中沿校园的林间小路散步。闲谈中我们谈起了“反右”斗争。我无意中提起了《萍乡报》社那两位被打成“右派”的记者。我随口感叹了一声：“很可惜，这两位记者很有才华啊！”同学沉默不语，转身离去。不料，祸从口出，祸根就在他沉默中埋下……

毕业考试之前，学校对毕业生进行毕业前的思想教育，实际上是对考生进行政治筛选。我以为我是贫农子弟，又是共青团员，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可谁知道，我们班上的“教育重点”，恰恰就是我与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虽然都是中学生，但一旦沾上了政治斗争的边，青年人的脸庞上也会呈现出十分可怕的“政治脸谱”。批评(实际上是批判)会上，一阵阵严肃的尖锐的话声，如棍棒一般打在我的头上。

我错在哪里？我祸从何来？我成为重点教育对象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中一点，就是“同情右派”，另一点是“冒称党员”。天哪！这在当时，有这两点背在身上，就是“政治生命”难保啊！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同在一身，泰山压顶，难以翻身！

我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我陷入了极度迷茫之中。

“同情右派”，我一听就知道起因是来自那个黄昏的散步途中，而“冒称党员”从何谈起？后来，经过反复回想才明白祸从何来。

有一次，全校同学做完早操之后，广播中传出通知：“早操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团委办公室来领材料。”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很好表现，爱开玩笑。我随口说了一声：“我们党支部书记在哪里领材料呀？”身边同班同学一听都知道我是开玩笑，可事又很巧，旁边有一个邻班的女同学，早已暗恋于我，早就暗暗关注着我的一切，她听见我说“我们党支部书记”后，误以为我是共产党员，此后在与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交谈中，就将我视为党员而更“爱慕有加”了。这就是我“冒称党员”的始末。

冤啊，冤！

我有口难辩。我心如油煎。就要毕业了，就要高考了，突然间背上两个沉重的黑锅，惹上一场说不清的大祸。我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我能考上大学吗？我的“作家”、“记者”梦还能实现吗？

高考之后，我在家里深居不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我想我是上不成大学了。我们村里有五个同级毕业报考大学的同学。我想如果他们都考上大学，而我一个人“榜上无名”、“落第回门”，那是何等的羞愧！我将无脸见人！我们五位同学都在盼望早日收到录取通知。我想收到通知又怕收到通知。那时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招考办统一邮发，不由学校分发。我们乡下，每周只有一个邮班。送录取通知的邮递员终于来了。我们五个考生同在邮局门口等候。邮递员刚到门口，就对我们说：“你们今天有笑的，也会有哭的。”他这一说不要紧，我一听吓断魂。“哭的”肯定就是我。邮件拿到手后，他们的都很厚重，只有我的是薄薄的一封信。我不敢当大家的面拆开，拔腿就往家里跑。跑到村口，我见前后无人，拆开一看，苍天有眼，我被洪都大学录取啦！我如同起死回生，喜出望外，立即又跑到邮局门口，与同学们互通信息。五个考生全部分别被五所学校录取了。有一个同学考上了江西大学新闻系，这原本是我的第一志愿，可现在我被录取在洪都大学文史专修科。

但是，我依然十分高兴。我向母亲兄姐报喜，向家族长老报喜。全家人为之大喜。我的一位曾当过私塾先生的伯父说：“我们朱家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我终于从政治愁怨中走出来了。我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我有一种沉寂后的痛快，我更有一种劫难后的冷静。一场打击过后，我清醒了许多，我成熟了许多。我从不明不白的遭遇中冲将出来，站在人生的路标下，看见了光明的前途。我很兴奋，我很振奋。气不可馁，志不可移。只要生活给我一次机会，只要历史给我一次恩许，我就全力以赴，矢志向前。既然我考上了大学，既然我从学于文史，我就可以在文墨层面求索、开拓、拼搏。我的“记者”、“作家”梦绝非“南柯”！

P36-39

日前有朋友打来电话，说“江西老诗人朱昌勤最近有本书出版，想请你作序。”言辞恳切，我只好应承下来。

我同昌勤认识有年，但很少有机会切磋文艺，去年春天我应邀参加江西南昌“感动之都”笔会，有机会同昌勤交流，才得知昌勤是有半世纪新闻从业的“老报人”，是出版了三十多本诗歌、散文、新闻作品集的老作家。这回读了他的《矛盾人生》书稿，对他才有比较真切的了解。

我从《矛盾人生》一书中，看到一个受恩新中国、感恩新中国、效力新中国的作家的奋进历程。我国一代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命运。他们对党、对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在充满矛盾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也以真诚面对矛盾，理性化解矛盾，与新中国脉膊相连患难与共。他们怀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时共进，与国同行。《矛盾人生》所记录所宣示的，正是这一代由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悟。它以真实感人的事件、真切深刻的体验、真诚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个作家成长的人生轨迹。这部作品给我突出的感受是两个字：真朴。其人真朴，其文真朴。这恰恰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朱昌勤是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子弟。解放前离乡背井，四处逃生，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爱，直到大学毕业。自学生时代起，他就立志当记者，当作家，要“以笔感恩”。他在书中说：“正是由于我出身贫寒关系，我的社会经历、我的时代背景使我对新社会、对新时代有种强烈的感恩心理和回报意识”。他要“以笔为生产工具，以笔为战斗武器”，为国家、为时代“忠诚服务”。我从他的书和有关材料中看到，他的著作中，有一个鲜明的主旨和突出的主题：以自己的笔墨真诚地歌颂新中国、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他说，“我的笔一直是跟着国家跟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跑的”。白居易说：歌诗要“为时而作”，文章要“为事而作”。朱昌勤是“为时而作”“为事而作”的践行者。

朱昌勤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他的思维神经紧跟着时代走，除了“感恩”因素外，也与职业特性有关。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与时效意识使他急于写“遵命文学”、“应景之作”。我赞同他在书稿中的一个说法：写作，特别是创作，毕竟是严肃严谨的工作。作家，是以笔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是打造软实力的文化工匠，是以“道”化众的社会公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正是国家，人民、社会、时代赋予作家的神圣使命。因此对“主旋律”、“三贴近”的作品应有“精”的要求。朱昌勤在“精”上很下了些功夫。他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感恩”的真诚心志，为方志敏和刘少奇写了两部长诗，“作出了超常的努力”。“不计日夜、不顾寒暑”反复修改作品，以致于“在脱稿之后，每当看到修改得密密麻麻难于辨认的原稿，便感到神心紧张。”功夫不负有心人。《方志敏之歌》出版后，大受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选播了书中的章节。歌颂刘少奇的长诗《安源山》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反响强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十几家报刊或大篇幅或整版予以选载。有位老诗人评论说：“朱昌勤的《方志敏之歌》和《安源山》是对革命领袖和革命历史的真情礼赞。以昔日之光，照今日之路。《安源山》再现了刘少奇同志崇高形象，对今天加强党性和理想教育，具有现实意义。这部诗纷纷被中央、地方报刊选载，不是没有原因的。”

人民作家肩负着神圣的时代使命和崇高的社会责任，必须用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忠诚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统一人本与文本、统一人格与文格。古代文人有“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沧桑说人话”的志向，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信誓，巴金毕生讲真话的精神，都是具体的楷模。朱昌勤说，他的人格与文格要求是两个字：“真朴”。他在书稿中说到：“我受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很深。文重言志言心。我不太注重文字修饰，却十分注重心志表白。我追求事理人情的融合。写真切的生活感受，因事而生情、因情而生理、因理而有文。”应当说，这也是每一作家的共同追求。一切作品都应该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理。言之无物，空也；言之无情，白也；言之无理，谬也。而时下，感情失实、文墨失真的作品与“空”、“白”、“谬”的现象，颇不鲜见，甚至已成文坛的一种时弊。失实失真的作品，即使文辞华丽、包装精美，也决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难以兑现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忠服务的核心价值。真诚的心志，真实的情感，真朴的文风，永远都应当提倡。

朱昌勤在书中感叹自己因为“快作”而没有“力作”、“名作”，只有“拙作”，几十年“作”而难成其“家”。但尽管年逾七旬，尚有作而不息之志尚和勇气。我赞赏这种志尚和勇气。我也认同他的看法：写作既不受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资本投入，具有其他职业无可比拟的职业优势。笔还在手，作而不休。我相信，也希望昌勤同志依照自己的真情实感坚持笔耕，定有收获。

以上感受，权作为序。

邓友梅

2009年6月3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