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埃里希·弗罗姆在七十至八十岁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做出的反思。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位警醒而又中肯的评论家，他的言论发挥了他著作的主体思想。本书中的内容大多是他保存下来的电台讲稿，其中包括“我们社会中的富裕和厌恶”，“论侵犯的起源”，“梦是人类的通用语言”，“非心理学家的心理学”等8章。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前言

第一章 我们社会中的富裕和厌恶

 第一节 被动的人格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厌恶

 第三节 人为制造的需要

 第四节 家长制的危机

 第五节 宗教的惨败

 第六节 开拓人类成长的界限

第二章 论侵犯的起源

第三章 梦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第四章 非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第一节 前现代与现代心理学

 第二节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观念

 第三节 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以生活的名义：一幅对话的肖像

第六章 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构成反对他的力量是什么？

第七章 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第八章 人是谁？

我很乐意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区别，这个例子需给予美国的工业心理学带来过巨大的冲击。西部电气公司委托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教授，找出如何能使芝加哥霍桑工厂的非技术女工的生产效率提高。梅奥在着手后提出如果他们在上午让工人们得到10分钟的工间休息，并在下午另外有10分钟可以喝咖啡休息等，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能会提高。这些技术工人从事的是非常单调的为电磁铁绕线圈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既不要求技术也不要求专长，可以想象，这是最被动枯燥的工作。埃尔顿·梅奥向工人们解释他的试验，然后继续在下午给她们一个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结果生产立即增长。每个人自然都乐于看到这个主意的好处。这时，梅奥又进一步在上午给工人一次休息，同样，生产再次增长。工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带来了更大的生产上的收益。这样，梅奥的理论似乎得到肯定的证明。

那样，无论哪个通常的教授在那时都会把实验停下来，并建议西部电气公司的管理处一天花掉20分钟的劳动时间以利于生产的增长。埃尔顿·梅奥则不然，他是一个有相当独创精神的人。他在想如果他收回他给予工人的舒适条件会怎样。于是他撤销了下午要喝的咖啡一但产量继续增加。然后，他同样取消了早晨的休息时间，产量同样增加，他取消了其他的待遇，情况依然如此。一些教授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耸耸肩，宣布实验失效。在这个案例中，梅奥突然醒悟到那些非技术工人，在她们的生活中第一次对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与以前一样单调乏味，但梅奥向工人解释了她会参与其中的实验。她们感到她们正在一个有意义的程序中工作，她们正在参与，这不只是有利于一个管理部门，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生产能力。梅奥据此推断出，正是那种不可预料的兴趣，这种参与感提高了生产，并非早上、下午的咖啡休息时间。这个实验推动了工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探索：兴趣对于人们似乎比他们的休息、增加报酬或别的一些福利条件，更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后面我会继续讨论这点，现在我想做的是强调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只要西部电气公司的工人们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兴趣，他们就处于被动，但只要他们参与了实验，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做出真正的贡献，这样他们就变得主动了，对他们的工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举一个稍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个带着相机的旅游者，在他到达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山、一个湖或者是一个艺术展览会。由于他过于一心想着要拍的照片，他对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不能领会。对他来讲，惟一相关的事是他可以用胶片拍下来并能够拥有的那部分景色，不是实际存在于面前的景象。处于第二位的图片取代了应该是第一位的景观本身。他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他就可以向他的朋友出示，仿佛在表明是他自己制造了这片世界美好的景色，或许他10年以后可以回想起他曾到过那儿。但是无论哪种情形的照片，这个人工的认识已经排挤了原本的事物。许多旅游者甚至对先观赏风景都嫌麻烦，他们只为他们的相机抓拍。一个好的摄影者，将首先设法为他自己抓住待会儿他尽力用相机摄取的东西。他所全力注意的是他所拍摄的东西。这种事先的观看是一种主动，这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在实验室中不可能测量出来，但是，人们面部的表现会给你暗示：那些看到美景的人，脸上通常会出现愉快的神情，然后，他可能对他所看到的景物考虑拍或不拍。有一些人，尽管少数，却故意不拍照，因为他们认为照片会干扰他们的记忆。你用一张照片回忆就会局限于相片向你显示出来的那部分。但是如果你试着不借助于照片回忆风景，你会发现那片风景会再生在你心里。重现的这番景色在你的脑海里就如同在现实中一样生动自然。它不再像你回忆起一个字那样是一个概要式的记忆。你为自己重新创造了那片景象，正是你创造了你所看到的景色。这种能动性振奋、活跃并加强了我们的生命力。相反，被动使我们死去并压抑我们，甚至可以使我们充满了仇恨。

设想你被邀去参加一个晚会。你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或那个将要对你讲的话，你将怎样回答，而另外的人又是怎样答复的。每个人要说什么是很清楚的，可以预见的，你就像在一个机械世界中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观点。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你回到家时你却累得要死，厌烦到极点。然而当你仍在晚会上时，你可能给人以活跃和主动的印象。你不停地聊天，就像你的聊天对象就是你自己一样。你甚至可能变得激动起来。但是所有你的交谈仍然是被动的。除了重复你们的旧事外，你和对方并没有做什么。刺激和反应的方式像过时的老公式一样发生着支配作用：没有新的出现，厌倦占了主动。

现在，即人们并没有充分承认或是(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充分意识到，令人苦恼的厌倦是多么严重，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举一个不太激烈的例子，一个人由于不知什么原因简单的不知该对自己做什么而处于囚禁孤单当中。除非这样的入主动要求参与一些积极的活动，生产出某些东西，或者使他的智力得以表现，那样他会把厌倦看作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他自己无法抱怨的无能为力。厌倦是最坏的一种折磨形式。这种非常现代的现象正很快蔓延开来。一个受厌倦支配而不能自拔的人将会非常沮丧。说到这里你会自问，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厌倦病是多么严重，又使我们多么痛苦？我想回答十分简单，我们现在生产了许多东西，人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我们可以通过吃一丸镇静剂或饮酒或参加一个个的鸡尾酒会，或和妻子吵架或收看娱乐节目或投入到性生活中以暂时消除我们的厌倦感觉。我们试图去做的就是使自己不承认我们的厌倦。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看了一部愚蠢的电影或用其他方式来压制你的厌倦后，不快的情绪常常压倒你。当你意识到你所参与的消遣实际上厌倦的要命，而你没有充分利用时间而只是扼杀了时间的时候，请记一下那些投你所好的遗风遗俗。我们文化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尽可能想省下时间，但时间一旦节省下来我们又扼杀了，因为我们想不出该用它做什么好。(P20-23)

这些文章是埃里希·弗罗姆在七十至八十岁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做出的反思。他的著作不断。他一生都在写作、阅读、计划和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都是坦诚的、对事物抱有热情的。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凝结在他留下的十卷著作中毕生的劳作达到了顶点和高峰。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位警醒而又中肯的评论家，他的言论发挥了他著作的主体思想。我们这里收入的这些保存下来的电台讲稿是对他作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交代。它们的价值不只在于新颖，更在于它们的活力，在于他富有个性的特点和深深的说服力。这些谈话大部分是在弗罗姆位于洛加诺(Locarno)的公寓里录音的，其余则是在苏黎世的播音室里录音的。我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犹如身临其境，仿佛在参与这位伟大老人如此谦和地邀请我们的那些会面与交谈。

除了用一种难懂的学院式德语写成的一些早期作品外，我们知晓的有关弗罗姆的德文作品都是从英文翻译的。但在这些电台的讲演中，他又恢复了母语；而他的这种从书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风格，具有一种显著的直接作用。马修斯·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曾经把那种写作语言形容为把酒化为水的魔幻漏斗。弗罗姆也比较喜爱直接演讲的口语。我们这里拥有他的讲话，而且凡是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在阅读这些报告时会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弗罗姆是1970年在苏黎世的斯图海恩(Store-hen)，后来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他在各地都有他心爱的旅馆，很难想象他会愿意违背作为主人的角色。我们就一系列有关富足与厌倦的话题进行交谈，第二天他就在苏黎世的播音室为我们录音。他脸上带着惯常的热切神情坐在我对面，对周围的忙乱与喧闹全然不在意，他概述了要对我演讲的思想。当他一讲完，便向我征询意见，尤其关心他将面对什么类型的听众演讲。他的主张和问题表现出他对德国生活是何等的熟悉，他想尽可能地贴近他的听众，去讲他们的语言，而且仅仅只讲他们想要听到的——那是他的格言。他准备得很充分，他拿着数量惊人的笔记和手稿，在我们谈话时，他还不断添加。但在第二天早晨弗罗姆出现时，却没有拿任何皮包。我问他为什么不带公文包，他逗趣似地摇摇头。我们开车来到录音室。他顺当地坐在了麦克风前，开始即兴演讲。他讲了6个部分，每一部分准确地进行了29分钟。他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我必须在场。他需要某个演讲对象，不知名听众的某个代表。聆听弗罗姆这种自然精练的论述，是我们在收音机中很难感受到的一种快乐。

我开始注意到，当埃里希·弗罗姆正在阐述他的论题，独自向我讲述有关苏格拉底的研究心得时，在把我们与控制间分开的玻璃后发生了某些事情。尽管那时弗罗姆在欧洲尚不是很出名，但在苏黎世的播音室已经传开有一个值得一听的演讲在这里进行的消息。技术人员、秘书、门卫，甚至从编辑室来的我的同事，都聚在控制间，站着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个人认为电台同听众的“对话”潜能确实非常有限。我们绝不能对广播期望过高，或把它放在那种潜能的力量之外。我们尝试找到一种间接的演讲风格，以适应这种媒介。然而事实卜是弗罗姆对我的规则来讲是个例外。他对这种商业工具表现出少有的不介意，不慌不忙，径直跨过它们在他的道路上所置放的障碍。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对话”是弗罗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那些看不见的只是作为精神舞台的支柱的听众并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但他的听众以及他的听众可能会回答他的话在他的思想中都真实地存在着。在他演讲时他自己当然能听见。由于他是如此出色的一位好听众，因此他必定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弗罗姆身上，作家和个人是一体的，这一个代表了另一位。他的声音是他的语言的体现。弗罗姆成长在一个具有很强口语能力的文化——犹太传统中。他的全部工作在同样主题上变出许多变奏，里面充满了反复，充满了在旧问题上的新探求，充满了要探索得更深、论述得更精确的新追求。很少有学者像他这样偏爱于一种美好的超越。对他来讲，学识不能极大的丰富就是一种能力的缺乏。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一次又一次为他的思想、主张、深刻的洞见和表达能力的丰富而震撼。这些著作向读者提供了无数的例证，他的眼睛是明亮的。

他乐于讲故事，以此回答问题或作为解决学术问题的手段。弗罗姆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拜访一位哈西特(Hasidc)教派的长老，当有人问他是否在研读这位长老的教义时碰到了困难，他回答说：“噢，不，我只是想看看他是怎样系他的鞋带的。”这个小故事提醒我们：一个姿态常常比训诫更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它还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与他的言行不一致的话，那就是名不副实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当我去拜访弗罗姆时，我总是想到这个小故事。我总感到我从他那儿离开时同我到那儿时不属于同一个人：我离开那里时头脑更清晰、感受更活跃，更不易被那种压迫我们、使我们容易陷入绝望的力量所威胁。

不仅仅是学识使弗罗姆成为这样一位富有感染力的人物。这是生活的理论与理论的生活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一个人活着就意味着一次次地再生。弗罗姆写道：这是一个悲剧，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们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死了。弗罗姆的体系不是建立在这一类的领悟上。它要求我们不断重视观察事物，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弗罗姆不要门徒，不想建立某个学派。像他这样的精神本身总是力图避免被人侵占。他认为他的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有限的，吸收自己毫无乐趣可言。他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惟一方式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74年1月5日的深夜，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弗罗姆的自传概要《以生活的名义》(In the Name of Life)。弗罗姆在两个小时的从容讲话中谈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他的这次讲话也许不会被记录下来。一位正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纳丹》的女演员，此时从剧院回家打开她的收音机，听到了这个节目，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把我立即叫来同她共享她的感受。她说：“我刚离开一个纳丹，不想又遇到了另一个纳丹”。

弗罗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

汉斯·约根·舒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