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共18种，它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本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深入的解剖了自由的问题，作者认为自由一方面给现代社会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另一方面又使现代人陷入孤独。为了解孤独这一不堪忍受的心理负担，现代人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书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自由的双重意义、现代人的性格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方法都在这部著作当中得到精深的表述。

前言

第一章 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第二章 个人的出现及自由的模棱两可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的自由

第四章 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

第五章 逃避机制

第六章 纳粹主义心理学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附录 性格与社会进程

文艺复兴只是有权势的富裕上层阶级的文化，他们是新的经济力量风暴激起的浪尖人物。广大民众没有分享统治集团的财富与权力，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当权者或向他们谄媚，或威逼利诱他们，但却总是操纵并剥削他们。一种新的专制主义随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自由与僭政，个性与混乱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文艺复兴不是小店主和小布尔乔亚的文化，而是一种富有的贵族和市民(burghers)的文化。他们的经济活动和财富给他们一种自由感，还有一种个性感。但恰恰是这些人又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即中世纪社会结构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孤独。他们利用权力和财富，遍寻生活的快乐；但是，为达此目的，他们残忍地用尽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摧残的各种手段，以便统治广大群众，遏制本阶级内部的竞争对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受到了这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生死之战的毒害。同胞间的认同感，或至少与本阶级成员间的认同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式的分离；他人成了利用和操纵的“对象”，如有必要，则残忍地予以消灭。个人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里，贪求权力和财富，永无止境。所有这些的一个结果，便是个人与自我的成功关系、他的安全感和信心亦受到毒害。其自我也同他人一样，成了他的操纵对象。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艺复兴时的资本主义权贵们是否如人们常描绘的那样幸福与安全。新自由给他们带来的两件事：力量感剧增，同时孤独、怀疑、疑惑也与日俱增，并滋生了焦虑。我们发现，人文主义者的哲学著作里也包含着同样的矛盾。他们的哲学在强调入的尊严、个性及力量的同时，也表现了不安全和绝望感。潜在的不安全感源于个人在一个敌对世界里的孤立状态。它可以解释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疯狂追逐名声的个人性格特征之起源，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在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成员中，至少不会那么强烈。如果生命的意义有了疑问，如果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不再提供安全，那么名声便是消除疑问的一种方式。它与埃及人的金字塔及基督徒的永生信仰有相同的功能：它把个人的生命从受束缚和不稳定状态提升到坚不可摧状态。如果同代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并有希望流芳千古，那么，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他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很显然，只有那些真正有办法获得名声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才有可能这么消除个人的不安全感。那些与他们同文化的无权民众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城市中产阶级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从讨论文艺复兴人手的原因在于该时期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开始，还在于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本书分析的主要进程，即人从前个体存在状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实体的人，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素材。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并非对欧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影响，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基、其经济结构及其精神，并不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在中、西欧的经济社会形势及路德、加尔文的教义中。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的是一种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较高阶段的文化；它是一种由少数富有权贵统治的社会。他们是哲人和艺术家的社会基础，后者表达的是这种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基本上是一场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民的宗教运动。德国也有自己的富商，像福格尔家族，但他们并非新教义所吸引的对象，更非现代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是城市中产阶级。由于这两个运动的社会背景几乎完全不同，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宗教改革的精神不同，当在意料之中。在探讨路德和加尔文的神学时，其间的一些差别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集中注意力探讨个人摆脱束缚是如何影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问题；我们欲表明，新教和加尔文主义在表达一种新自由感的同时，也开始逃避自由之累。  我们将首先探究16世纪开始时欧洲，尤其是中欧的经济社会形势，然后再分析这种形势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的人格有何影响，路德与加尔文的理论与这些心理因素的关系如何，这些新宗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又如何。

中世纪社会的城市经济组织相对比较固定。手工艺人从中世纪后半期起就组成了行会。每个师傅有一到两位学徒，师傅的人数与社区需要有某种关系。虽然总是有人拼命劳动以维持生存，但总的来说，行会会员不用担心，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工劳动生存下来。如果他做出了优质的椅子、鞋子、面包、马鞍等等，便有足够保障按照他的传统社会地位的生活标准安稳度日。他可以依靠自己的“善功”，这里指的并非神学意义上的，而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行会防止了会员间的强大竞争。在原材料的购买、生产技术及产品价格方面强化合作。有些史学家反对美化行会制度及整个中世纪生活的倾向，他们指出，行会总混有一种垄断精神，它试图保护小群体，排斥新人。但是，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即使不将行会理想化，它们也仍以相互合作为基础，并给其成员一定的安全感。(P36-39)

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是一项很浩大的任务，全部完成，尚假时日。本书便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我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因为只有在分析现代人的整个性格结构基础上，才能全面理解自由的含义，所以，如果我把已完成的研究我们文化中人的性格结构的成果介绍给读者，那我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也必须时常提到某些概念和结论，但囿于本书的范围，又无法详细解释。至于其他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则往往只能一笔带过，有时甚至略而不提。但我觉得，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我认为，强调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当前形势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如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本书的主题就是，前个人状态社会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虽然本书只是一种诊断而非预言，只是一种分析而非解决方案，但它也能给我们的行动指明方向。因为，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本书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给我很大鼓励，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批评，在此恕不一一致谢。读者将在脚注中看到本书吸取了许多作者的观点，在此要特别表示感谢。但是，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本书的面世做出直接贡献的人。首先要感谢伊丽莎白·布朗小姐就本书的总体结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其次要感谢T.伍德豪斯先生帮助我整理原稿，感谢A.塞德曼博士在本书有关哲学问题上提供了帮助。

承蒙下列出版单位的特许，使我得以大量引用它们出版的资料。费城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编译的J.加尔文著、J.艾伦译的《基督教要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经济及公法研究，选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J.S.沙皮罗著的《社会改革与宗教改革》；密歇根州大急流城Wm.B.艾德曼斯出版公司出版的马丁·路德著、H.科勒译的《论意志的不自由》；纽约哈尔考特、布雷斯公司出版的R.H.托尼著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波士顿休顿·米伏林公司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J.布克哈特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埃里希·弗罗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