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数千年思索的结晶——［人］与［和］——是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也是国学复兴乃至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根本。

　　只有走出西学框架，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

中国文化领域里有一条《道》。它由来已久，无不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脉络。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有二，亦是这《道》之精髓：以《人》为本----中国哲学有独特的人文历史传统，在总体上呈现无神论倾向。以《和》为本----中国哲学强调综合思维，总结《共生》规律，灾质是一种和谐之《道》。另外，中国哲学在表述上遵循非逻辑化特征，具有诗化特色和无穷魅力。

◎“国学”与“西学”

·什么是“国学”

·“国学”的核心

·中国传统哲学正名

·中国哲学不源于“惊异”

·中国哲学不是“爱智慧”

◎中国哲学简史

·图说

·夏商周：五行思维与八卦思维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主流哲学

·两汉：经学运动与儒学的独尊

·魏晋：玄学运动与道家的复兴

·南北朝隋唐：外来佛学的高涨

·宋明：理学运动的综合

·明清启蒙思想及回归汉学的运动

·近代思潮

·中国哲学史上的原创和创新作品举要

◎本书写作宗旨

·求实

·从简

·清晰

·通俗

立本篇

第一章 总思路：以“人”为本

◎哲学是关于社会人生的学问

·六经的基本内容

·诸子争鸣的主题

·儒家论“道”

·道家论“道”

·荀子的一句话总结

◎人本化的宇宙观

·“天”不是纯粹宇宙

·“宇宙”最初指房屋

·“天”的本体是“人”

◎中国哲学特殊关注点

·政治伦常历史

·兵法

·医学

◎中西哲学对比

·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归宿

·什么是“真正的哲学”

·结语

第二章 治人为本，治物为末：中国哲学不是

“在物理学之后”

◎中国哲学立足于治人的需要

·重视人类自我控制

·班固的诸子起源论

◎中国哲学的政治精神

·儒家：“治国平天下”(上)

·儒家：“治国平天下”(下)

·道家：“君人南面之术”

·法家与墨家：“强权同一论”

·其他诸家的政治精神

·为“治”而“议”的传统

◎正确理解政治

·政治是广义的概念

·关心政治≠政治附庸

·“治人”难于“治物”

第三章 道德为本，智慧为末：中国哲学不归结为

“爱智慧”

◎道德为本的共识

·法家：强调道德控制

·道家：提倡道德重整

·墨家：落实道德苦行

·其他诸家的尊德倾向

·奇怪的“大同小康”论

◎儒家的道德本位主义

·“道”的核心是德

·“君子”与“小人”

·道德本体论的确立

·道德理性的发展

·道德思维的泛化

·“道德”与“文章 ”

·中国古书中的“哲学王”

◎中国哲人的“贬智慧”倾向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

·孔子说，浑浑厚厚的样子接近“仁人”

·荀子说，爱智慧不足以区分君子与小人

·《列子》：告诉你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

·正确理解哲人之“愚”

◎中国哲学道德化思维的成因

·地理原因

·人口原因

·经济原因

·历史原因

·其他

第四章 前人为本，后人为末：中国哲学的

历史主义精神

◎道德的根基是尊祖

·中国古代的祖宗崇拜

·今不如祖的学术共识

·借祖立言的表述传统

·尊祖意识的形成原因

◎尊祖的核心是尽孝

·孝：追寻历史本原

·孝：形成历史传统

·孝：政治家们的倡导

·孝：哲学家们的思考

◎“孝”成为“道”

·孝之为经

·《孝经》要点

·儒学史的转折

·《孝经》与理学

·孝的理论归宿

◎孝祖之道的广泛影响

·姓氏观念

·祖坟与族谱

-祖国：发自心灵的文化认同

第五章 敬人为本，敬神为末：中国哲学的

无神论倾向

◎原始宗教的解体

·“帝”字的本义

·从“帝”到“天”

·怨天思潮

·天意就是民意

·“王者以百姓为天”

◎先秦时期无神论思想的高涨

·兵家：“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墨家：改良主义的有神论

·道家：划时代的哲学无神论

·法家：最彻底激进的无神论

◎儒家中庸无神论的深远影响

·孔子：用中庸之道消解鬼神信仰

·孔子：用中庸之道消解天帝崇拜

·半途而废的经学寻神论

·渐行渐远的儒家无神论

·理学：无神理论的最终成果

◎中国没有宗教传统

·世界三大宗教无一产生于中国

·外来宗教的中国化

·中国宗教的人本特色

·中国’知识分子与宗教信仰

·中国民众与宗教文化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潮的成因

·经济形态对宗教心理的制约

·政治权力对宗教力量的扼制

·宗祖意识对宗教意识的扭曲

·哲学精神对宗教需求的淡化

方法篇

第一章 总原则：崇尚辩证逻辑

◎中国辩证思维方式

·圆形方法论

·中国古代没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辩证法从来不是“辩论的艺术”

·辩证法与逻辑学的根本统一

◎对传统辩证法哲学的评价

·坚持辩证法不绝对是好事

·否定辩证法不绝对是坏事

·中国式辩证法的命运

◎制约中国古代思维方法的因素

·人文政治领域的特殊性

·农耕经济形态的总趋势

·重合轻分的传统生存观

第二章 联系的观念：重视系统思维

◎中国哲学的整体观

·中国古代就有系统论

·用系统论原则研究“人”

·“天人合一”

·把“合”的原则推向极致

◎系统方法的广泛应用

·兵法：“合”的工程与“圆”的艺术

·医学：活人就是“合”人

·艺术：美与善合、情与景合

第三章 运动的观念：以“生生”为核心

◎中国哲学的运动观

·两张路线图

·运动是指生命运动

·运动观与人生观

·运动观与执政观

◎中国哲学的变易之道

·《易经》是讲述变易的经典

·“道”：天地及人间的总秩序

·“常”：一个关于永恒的概念

·运动变化的常态

·运动变化的常轨

第四章 人本主义的“阴阳”论

◎“阴阳”的由来及演进

·阴阳：中国人的矛盾概念

·阴阳概念的形成与确立

·阴阳概念的抽象化及与两性隐喻

·解读阴阳概念的人文深意

◎中国式对立统一观念

·《易经》作者们的天才感知

·《易经》对先秦诸子的熏陶

·《易传》对诸子运思方式的概括

·《吕氏春秋》的再综合

·《黄帝内经》的再深化

·董仲舒是阴阳之道的真正确立者

·宋明理学中的“一物两体”

·朱熹是阴阳之道的集大成者

·中国哲学范畴的对偶化

第五章 重“和”轻“争”的理论归宿

◎多极之“和”

·五行之“和”

·第一次“和同之辩”

·第二次“和同之辩”

·孔子对“和同之辩”的结论

·“和”是真善美的统一

◎对立之“和”

·八卦之“和”

·儒家：“和为贵”

·道家：“和为常”

·中西哲学不同的矛盾观

·矛盾调和论是中国辩证法的精髓

◎对“争”的反思

·孔子的看法

·老子的看法

·《易传》的总结

·《中庸》的升华

·“太和”观念的确立

◎礼乐：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

·礼与乐

·和谐天人关系

·和谐人际关系

·礼的和谐作用

·乐的教化功能

·礼与乐的根本统一

·礼乐之教的延伸——诗教

表达篇

第一章 简约化：既重视文字，又轻视文字

◎中国哲学崇尚简约

·《易经》的简易风格

·儒家的质朴学风

·道家的表述悖论

·玄学对语言文字的解构

·禅宗的“不立文字”

·理学的创立宣言

·心学的“易简功夫”

◎中国哲学崇尚简约的原因

·内容制约：“人”的问题可意会难言传

·工具原因：每个汉字都是一组蒙太奇

第二章 模糊化：既认可形式逻辑，

又贬抑形式逻辑

◎中国哲学作品普遍忽视逻辑性

·概念缺乏确切含义

·判断缺乏鲜明形式

·推理缺乏清晰过程

◎中国哲学对形式逻辑学的扬弃

·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学的成就

·祖传与进口的“金针”一起失传

·形式逻辑固有的局限性

·形式逻辑不适于“人学”

·非逻辑化的大趋势

第三章 形象化：借助文学，建构人学

◎中国哲学的诗魂(上)

·元典与“诗”

·《诗经》的义理

·《易经》的诗魂

·《易传》的借题发挥

·《诗》、《易》表述手法的深远影响

◎中国哲学的诗魂(中)

·孔子、老子：立论常常只是一个比喻

·墨子：形象化的推理

·孙子：用水解释兵法

·庄子：用寓言表现哲理

·《韩非子》：贮备了许多故事

·惠子：“无譬则不能言”

·中国哲人的文学气质

◎中国哲学的诗魂(下)

·用形象方法辩论人性

·用比喻手法确定“形神”关系

·中国哲学的传播途径

◎中国哲学中的“象”

·扫不尽的“象”

·活泼的“阴阳鱼”

第四章 经学传统：“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经学传统的形成

·天地间存在不易的准则

·易简与繁密的表述怪圈

◎从儒学到经学

‘孔子确立的经学原则

·儒家经典体系

·经学运动简史

·中国哲学的一个秘密

◎道、佛经典体系

·反经学的道家

·道教经书汇集

·中国化的佛学

·佛教三藏体系

·禅宗革命

◎经学传统的过与功

·学术的异化

·作伪的阴影

·传统经学的历史功绩

·魏晋：玄学运动与道家的复兴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这实际是一次道家复兴运动。但此时儒学的宗主地位已然确立，所以玄学运动不是对先秦道家哲学的简单重复，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是一次全面更新儒学的运动。

玄学运动起始于“才性”讨论。这与三国时期人才问题的突出有关，也与历史发展对人性理论的新需求有关。“才性论”是人性论的延伸，是对当时社会的人才观和政绩观的总结与提升。后来，清谈围绕本末、体用、有无、言意等关系展开，内容越来越“玄”，但始终不脱离中国哲学的“人本化——伦理化——政治化”的根本学术立场。玄学争辩的最终焦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对中国古代以群体为本位的人本哲学是一次有力的开拓。

玄学清算了两汉经学的神秘化色彩，拨正了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固有航向，在提升中国古代人本哲学思辨水准的同时指导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全面觉醒。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魏晋玄学都是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环节。·南北朝隋唐：外来佛学的高涨

佛学是外来宗教哲学，大约于汉末入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屡与经学、玄学论战和交融，至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化”过程。中国佛学与原佛学(印度佛学)相比，最显著特色是糅进了儒家与道家哲学的思路，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的人本精神，完全转到了“人世求解脱”的思维轨道。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后一直走下坡路，这不合乎历史实际。事实上，魏晋时期哲思之活跃、艺术之繁盛、社会风气之开放，都不能用西方中世纪的“冬眠”来附会和强解。而佛学的入华，更使魏晋哲学讨论超出传统百家争鸣水平。佛学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路，赋予哲学讨论以国际化视野，带有某种“文明对话”、“文明融合”的性质。

中国哲学原本重视“人性”讨论，佛学则引进“佛性”思辨(其关于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在无形中提升了孟子的学术地位)。中国本土哲学崇尚道德理性，佛学则崇尚“般若”智慧，它通过对万物皆“空”的领悟来强化人们的心性修养，这对中国哲学更是有力的支持和补充。佛学“缘起”论强化并提升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而其解构实体的玄思，则促使中国哲学从更高层次思考并重视“实”的问题。佛学的“心性理论”，为宋明理学(“性理之学”)的出场，直接提供了思辨前提和理论基础。

玄奘引进并开立的慈恩宗(法相宗、唯识宗)是一种十分精妙的哲学体系，但三传而绝，迟至一千年后，才在近代哲学家王夫之、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的著作中得到认真回应。这说明佛学的中国化在唐宋以后仍在持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何等漫长曲折。·宋明：理学运动的综合

外来佛学的高涨引发了本土儒学的复兴，由此掀起理学运动。理学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吸收佛老哲学成果，把儒学提升到崭新的历史高度。理学之“理”还渗透着法家的冷峻气质(清代戴震甚至认为理与法同理)，因此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综合形式。

宋明哲学家们力图将自然界全面纳入人本哲学体系，出现了关心自然科学的倾向(这是朱子与孔子的一个重大差异)。然而中国哲学的“人学”原则业已根深蒂固，无法易移，所以中国哲人全面关心自然科学的结果，竟是把人伦原则大规模投射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一方面使整观和谐的合理精神得到扩伸，另一方面也使日益不合理的封建纲常取得了“普遍性形式”和绝对不变的理论形态。所以中国哲学固有的优势与不足至理学运动而显露无遗。

理学运动中的“心学”派别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把中国哲学的内向化思维推向极致，同时也蕴含着“自作主宰”及张扬个性的反传统倾向。心学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清初传播到日本，发展成为明治维新前后的重要学派。中国哲学关于“人——心——性——天”的哲学路线，至此全面定型。

理学运动的历史涵盖面极广。它前后持续八百余年。直至辛亥革命后，才真正结束，但仅仅几年后“新理学”就出现了。直到今天，“新理学”(“新儒学”)的思绪仍在四海飘荡。理学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由此可知。·明清启蒙思想及回归汉学的运动

明清时期商业兴盛，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出现重视个性、正视人欲、关注个人自由等倾向。在明亡之际的政治夹缝时代，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黄宗羲系统反思帝国制度，王夫之则全面阐发被冷落了六百年的张载“气论”，又将易学辩证精神加以充分梳理。他们推动中国哲学依照自身逻辑走到了近代门槛前。当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哲学仍在理学运动的大范围内，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没有也不可能酝酿成社会政治浪潮。清朝建立不久，它那新思维的火花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不断由北方统一南方的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一个崛起于中国大陆深处的、封闭落后的军事集团用武力统治了中原，顿时造成中原文化的大滑坡。执政者按照自己的水准重新开始哲学建设，经学运动不得不走回头路。这样就形成清代那场回到汉朝去的“新汉学”运动。“新汉学”也称“朴学”，实际只是考据学，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新的哲学思路。所以中国的哲学思维到了清代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不再有实质性发展，基本趋于停滞。当然，考据也是文化，清代“考据热”在客观上也是一种保存、整理、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也是“郁郁乎文哉”的大功业，乾嘉以来的学术大师们还钩沉出许多已近失传的诸子学说，为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其缜密学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自然科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弊固不可掩，功亦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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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西学”·什么是“国学”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学术，确切讲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学术。

“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国”就是中国。一百多年前，那场为了贩运毒品而发生的战争，打开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国门，文明与反文明的东西，一齐涌进中国，引起中国人的复杂而强烈的反应，这就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在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中，形成了“国学”这个带有自卫、自立、自勉、自强性质的概念。类似的提法还有“中国”、“国粹”、“国故”等等。相比之下，“国学”的提法较为中性和稳健，也不存在字面上的歧义，所以沿用至今。

“学”指学理、学脉、学问、学说、学派等，即民族文化的精粹、精华或精要形式。换句话说，国学并不是民族文化的总称。民族文化乃是十分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精英文化或文化的精华形式，也包括民间文化，即各种各样的原态文化形式，比如民间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等就是低层次文化形式，而这些东西根本放不进“国学”这个筐中。只有把民族文化加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提炼升华和概括，形成知识体系，才有今天所要研究的“国学”。

“国学”的分类，有新旧两种方法。

旧分类法的框架是“四部”原则。按这种方法，国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经”指中国原始典籍及其衍生典籍，实际就是儒家经典著作体系。儒学的最大特点是尊崇中华元典，因此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干。“史”是记载历史的书籍，除正史即二十四史以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记事的书籍，都归入史类。“子”是记录百家学说以及方术技能等的书籍，例如哲学、医学、算学、农学、天文学等，只要成一家之言，就入子部(佛、道教经典著作一般被放在子部)。“集”指学者的诗文集等。中国古代图书从汉代起开始分类整理，从晋代起分这样四个部类，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四部分类法基本定型。《新唐书·艺文志》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收罗图籍，分藏长安与洛阳两地，以甲、乙、丙、丁为序，列为经、史、子、集四库。从此“四部”也称为“四库”。

新分类法的原则是“一科一学”(这是“科学”一词的原义)。按新的分类方法，“国学”可分解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又包括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宗教理论、美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诗文精品、工程技术理论、工程管理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神秘文化观念等等(这个意义的“学”至今仍在分化与细化过程中)。

了解旧分类法，有助于把握国学的“原汁原味”，遵循新分类法，有助于辨析国学的体系结构。把两种分类适当结合起来，就能全面深入梳理国学脉络，把握其理性核心。·“国学”的核心

国学的核心是哲学。

一切学问，做到顶点便会遇到哲学。一切学说，只有到达哲学的高度，才能够相互融会和贯通。哲学由于远离了具体生活，所以失去了物质的功用。它以“无用为用”，也就是说，只是在人的精神世界起作用。哲学的用处，是为理性思维奠基，为体系结构收顶，为一切“说法”提供总思路或总头绪。

老子曾经把哲学比作“众妙之门”，非常耐人寻味。“众妙”，是指一切思想理论学说，“门”则是一个生动亲切的比喻。门是什么?是路径头绪之所在。门里门外的道路，都在门这里集结，只有人“门”，才可能总揽全局，不走弯路。门就是内外道路的核心或枢纽。中国人常常说的“有门”、“没门”实际也是讲这个道理。在学习和研究文化过程中，只有学懂哲学，才算“有门”，否则想深入进去就真的“没门”。哲学对各种知识和学问有一个总的观照，这就是它独特的价值和功用。

中国文化里还有一个字，比“门”字更加通行和常用，这就是“道”。门是对哲学的一种特殊比喻，“道”则不是比喻，而是中国各派哲学家共同认可的确切的学术概念。中国哲学家们把高于形象、超越知识、观照一切学问的东西，统称作“道”。“道”这个字本来指地面的道路，后被引申为运动变化必然遵循的规律，再后来被解释为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总依据，由此成为一个终极的文化范畴。在中国的所有学问中，“道”是一个制高点。“得道”意味着进入哲学境界、掌握了思维主动权。哲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是“道”的发现者、阐释者、传递或传播者，是精神王国的领路人。“道”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世界因为“道”的显现而可以被理解或把握。中国哲学为“道”争鸣，中国哲学史因为不同“道”论的并存而生动多姿。在中国文化里，知“道”才算真知，否则无所谓“知道”。

中国文化中的“道”，大体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说的哲学(philosophy)。“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对西方philosophy的意译，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中国留学生介绍，被国内学术界广泛采用。“哲学”这个词搭起了中西哲学交流的桥梁，功不可没，但一百年来，这个“外来词”一再把中国哲学研究引入西学坐标中，这种教训也应记取。

哲学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门知识。它是从理性角度，对主客观世界的最终体悟和确认，是民族高端思维的集结，是民族精神中那个最清醒的“自我”。如果把民族文化体系比作躯体，那么哲学就是深蕴在躯体中的“灵魂”。灵魂没有具体形状，无法精确把握，但它是民族特色及文化身份的最核心的要素，构成文化生命力的内在源泉。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灵魂前面加上“活的”，强调了哲学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主导、贯通、统筹或统帅等作用。没有哲学(“道”)，学术思想无以融会，文化体系无以确立，也就无所谓民族文化传统。

因此，研究国学精义，说到底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中国传统哲学正名

前面说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正如中国古代没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词，不能说明中国古代一片空白一样。

中国哲学(“道”)十分独特，它的核心是人生观而不是宇宙观，它的侧重点是社会观而不是自然观。它说到底只是“人”之道，正如西方传统哲学说到底只是“天”之道即“宇宙观”一样。

人本主义在西方是反传统哲学思潮，但在中国是传统哲学思潮。西方反传统的人本哲学关注的“人”是个人，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人”则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孤独的“人”，而是群体的人或人的群体，是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是联系中的人或人的联系。中国哲学始终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例如血缘关系、道德关系、政治关系、利益关系……)中把握和规定人的本质，理解并思考人的本性，其最高宗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和谐。

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堪称辩证的人本主义或者有机和谐的人本主义。

中国哲学初看平易，有时似乎不像“哲学”，但实际上，它有着令人惊诧的深度与广度，有着难以估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只要看看西方从文艺复兴直到现在愈进行愈不知将要伊于胡底的关于“人”的哲学的讨论，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在数千年前便已开始了的这场哲学攻坚战的难度与意义。  正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既独特又博大，既平易又高深，所以，把握它的主要脉络，至今是一大难题。  许多学者用西方模式改铸中国哲学体系。这样中国哲学就有了板块式结构：一、本体论(实际是关于宇宙自然的理论)；二、认识论；三、方法论；四、社会史观。关于社会人生的理论则经常被省略掉，而以“和”为本的辩证法更是被贴上反辩证法的标签，一再受到批判。于是，中国传统哲学原有的理论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其独到的方法论贡献被从根本上抹煞殆尽。在这种西化结构模式中，中国哲学饱受削足适履之苦。原本“独上高楼”的中国哲学，变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子，似乎只是零星地、勉强地、很不得法地“涉及”到哲学而已。原本平易亲切的中国哲人的思路，忽然变得艰涩枯燥和陌生起来。真难以想象，中国哲人如果真按那种模式确立思维重心建立理论体系，那么中华民族会不会欢迎它、接受它，热心地传播它，使它流布九州并化入亿万子孙的血液灵魂。·中国哲学不源于“惊异”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即“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但这仅仅适应于解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无法解释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从来不重视对“第一因”、“第一推动力”等的追问，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好奇”、“惊异”等心理动机可言。

中国哲学恰恰在追求“不惊异”。中国哲学家始终关注社会人生，认为哲学就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禅宗语)。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哲学在生活中无处不有，平平常常中就能见到哲学，这里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在中国哲学看来，所谓哲人，实在只是有“平常心”的人。达到“平常心”的境界看似容易，实则需要有很强的内省及自我把握能力。中国哲学家们长期探究的“伦常”、“纲常”，目的就在于确保生活秩序的“正常”，意思是，天行有常、人行有常，人类按“常”行事，就能得到正常发展。这种认识在古代社会是有用的和有效的。中国哲学对“常”的推崇(老子认为“常”就是“道”)，彻底屏蔽了哲学研究中“惊异”或“好奇”之类的心理倾向。

那么，中国哲学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忧患。《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忧患之心，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孟子以及所有儒家大师们都有“舍我其谁”的强烈使命感，老子、庄子及所有受其影响的哲学家都有追求天下太平的殷殷情怀。宋代张载甚至把哲学的首要任务归结成“为天地立心”，非常透彻地表述了中国哲学家的价值担当意识。所谓“为天地立心”，当然不是真的要为天地立一个什么“心”，更不是说，要用自己的“心”去创造天地万物，而是说，要把天地间所有责任都承担起来，使天地万物价值都能得以实现。所以，“为天地立心”是价值哲学命题，与“主观唯心论的影响”云云根本扯不上边。

同样的，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所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等命题，也需要从人文关怀、忧患意识、价值哲学角度去正确解读，重新予以评估，而不能简单按照西学模式，沿着“惊异”、“好奇”、“探索第一因”的路子，给它们贴上某某主义标签，就算完成了哲学研究的任务。·中国哲学不是“爱智慧”

哲学(philosophy)在希腊文中的本义是“爱智慧”，这不代表中国哲学。道理很简单，古希腊那些提出philosophy理念的哲学家们，根本不知道遥远的东方也有发达的文明和成熟的哲学，他们提出的philosophy概念怎么可能把中国哲学也概括进去呢?

哲学是理性思维之巅，可视为“智慧”的同义语并以此区别于一般的“知识”。如果把哲学定义为“智慧学”，也许还有一定概括力，至少能反映各民族哲学的某些共性，但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理解和体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