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胡方和江岚以终生来完成了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苦难的，悲惨和苍凉的。这如污泥塘里开出了绚丽的莲。

那么，为什么叫“病相报告”呢？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之所以是苦难的，那是因为时代病了，社会病了。而数十年的中国，各个时期有着各不同的病，这就是作者要报告的事。

小说写了人的一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交错进行的方法，这充分展示了人物心理，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表述“看法”，使小说更显力度，又使故事不单一，充分展现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以及在这浓重的大背景下聚光照耀两人爱情之舞。

《病相报告》通过再现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历经几十年、离奇而又凄惨的爱情故事，分析人性的缺陷，折射出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病况。

小说的时间跨度较长，从延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在延安革命时期相遇相知并产生了爱情，但当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两人最终没能生活在一起。多年后，胡方和江岚意外相逢，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逝。当两位老人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终于挣脱束缚，准备喜结连理之时，死神却带走了胡方，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对苦命鸳鸯遭受重重磨难不能走到一起，而使得这样一段趋势而执著的爱情夭折呢？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病了，社会病了？人生的苦难，故事的凄美，将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痛苦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2 景川

越过了秦岭，汽车就一直沿着丹江往东南钻。山深如海这话一点也没有错的，你随时都会失去方向感，不知身在了何处。满车的人，谁也不敢瞌睡，先是担心着山崖上的危石在风里要掉下来，挡住了去路或咚地砸落在车顶。再是隔窗看见了万丈峡谷下的江流，而车在拐弯处路突然地看不见了，便杀猪般地尖叫，似乎车向那黑黝的崖壁直接撞去，又要反弹过来，撞在了峡谷的树上，就翻着筋斗下去了。司机破口大骂：叫你娘的×，不想活了吗？！大家又寂然无声，明白了司机是爷，是上帝，所有人的命系儿他一手捏着，他得全神贯注，不能有任何声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车终于在西峡县停了下来，满车的人哇的一声呕吐，我的那个邻座的妇女就吐了堆污秽又吐黄水，最后竟吐出一条蛔虫来。

我原本要到荆子关的，但我却决定在西峡县城也下车了。这里是闻名的出恐龙蛋的地方，许多年前农民都在山上挖，挖出一颗了可以卖到一万元。上亿年前恐龙主宰了这里的一切，现在却灭绝了，只留下拳头般大的蛋而且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我顺着街道往前走，一个人就尾随上来悄声地问：收恐龙蛋吗？我说不收，我不是收恐龙蛋的。他说，别人卖的都是用水泥做出来的假货，我这可是真的，你要信的。我说信的。他说，如果放在一定温度的暖箱里可以孵化出小恐龙哩。我说是吗，如果真能孵化出来，那是只跳蚤吧。

“你骂谁？”他突然面目狰狞了。

“我骂我，行吧，我不能骂我吗？！”

我确实在骂我。尤其身到了西峡县。你想想，解放初期我的父亲便已经是西峡县的兵役局长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最低也是省级领导干部的，但他却死在了四十年前，只留下了我，留下我一事无成！

父亲任兵役局长的第二年，他是回了一次泾阳县。关中平原上的太阳没遮掩，晌午鸡叫饭时，娘正在小屋山墙根给我捉头虱子，舅舅跑来说：他回来啦！娘的脸色立即变了，抱着我就进屋去，哐啷还关上了门，我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人，回到屋里了，还隔着窗格往外看，一队人马就踢里咵啦从门外的路道上走过。娘在屋里纺线，屋里的光线很暗，但娘把纺车摇得一圈紧似一圈，舅舅是坐在炕沿上吃旱烟。我看见了一伙人停在了我家门前，打头的一个人骑着白马，旁边有副轿，骑白马的人勒住马头，喊：景川！景川！我哎了一声去开门，娘却一下子抱住我，而且堵住了门。舅舅说让他见见儿子吧，是舅舅把我领了出去，白马上的人在说：景川，长这么高了还梳个蒜苗辫儿？！

“你是谁？”

“我是你爹呀！”

我从来没有爹的。别人有爹的时候，我没有爹。娘说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河里涨大水，她一筢篱就捞上来了。那人从马背上跳下来，穿着军装，齐膝高的马靴咯吱咯吱走过来。我说：我是你爹！

舅舅拍了我一下头说：“别胡说！”

轿子并没有放下，但轿帘揭开了，露出一个女人的脸，嘴肥嘟嘟的像噙着一颗枣儿。她看了我一眼，要笑呀，却突然没有了笑，轿帘放下了。

“茂生哥，”那人说，“我是回来给祖先奠坟的，景川已经长大，可以离开他娘了，放在乡下遭罪该让我带了走。”

舅舅说：“乡下再遭罪，景川也长这么大了！他到哪儿去，他就是呆在乡下的命，他到哪儿去？”

舅舅的话还未落，娘从屋里扑了出来把我往屋里抱，她的样子很凶，像鹰抓小鸡，我的一只鞋就掉下来。我抱住梨树不走，娘竟扇了我一个耳光，一进门，门就上了栓。

那天夜里，我已经睡床了，娘和舅舅在屋里说话，说的全是白天里事，娘就叫我：景川，景川，你睡着了吗？我没有睡着，我要听他们还说什么。娘就咬着牙说，这些钱我不能要，他现在知道还有个景川哩？钱你拿上，他几时再回来了，你一五一十地交给他。舅舅说，那就放在红薯窖里的土瓮里，还有这顶军帽，他的地址就写在帽子衬布上，你给孩子收管着，他长大要参军就去找他爹！娘说景川饿死也不去找他！舅舅说这你就过分了，他毕竟是景川的爹嘛。我在被窝里想：那人还真是我的爹？我的爹个头那么高啊！

但我并没有再见到我的爹。娘不在的时候我钻进了厦子屋的红薯窖里，是发现了装在瓮里的二十个银元和一顶衬布上写着西峡县兵役局字样的军帽，想着爹穿军装的威风样，就憧憬着我长大了，就找这个爹去参军的。可是，我还没有长大爹就死了。爹在生前所能给予我的好处是那二十块银元和一顶军帽。爹死后，我却背着国民党伪军官儿子的罪名，政治上几十年不得翻身。娘从不去理会藏在红薯窖土瓮中的东西，而爹死了的消息传来，她拉我在地窖里对着那土瓮哭了一场，然后在地窖里挖坑，将土瓮封口埋进去。现在爹平反了，颁发了红塑料皮的证书，还有着一笔不小数额的钱，我来到了西峡，我的身上仍还揣着二十块银元和那顶军帽，我要寻找爹埋在那的坟堆和爹留下的另一个儿子。

我在船一样窄长的县城里沿着一面斜坡往高台上走，高台上是县政府。

“我是景海清的儿子。”

“谁？”接待我的是政府办公室的人，“谁是景海清？”

我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从西安来的，景海清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的一名师长，后起义参加解放军，又任二十九军的第三师师长，解放初担任贵县兵役局长。五三年清查出他在国民党十三师时围剿过陕西游击队，被政府镇压了。现得以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我是来查询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肯定也受牵连，我得把平反的事告诉他，还有一笔补偿费……

“原来是陈芝麻老账喽，”接待我的人说，“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给你找找我们主任吧。”

主任被找来了，是个长得如蚂虾一样的老头。老头说：让我想想，这几年平反的人多了。……噢，是有个景海清的，我们是收到过一份关于景海清的平反文件的。

“平反的事你们通知我的那个弟弟了吗？”

“文件上并没有写明找到你的那个弟弟呀。”

我歪下头去在椅子上闷了半会。

“主任同志，”我说，“那你知道我的弟弟现在哪儿？他的母亲就是西峡人，他一定是在西峡的，你查查。”

“这怎么个查法？”主任说，“你是不是景海清遗弃的那个儿子？听说你的父亲遗弃了在关中的老婆孩子，重娶的是荆子关的女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西峡，开始坐竹筏沿丹江而下。西峡距荆子关一百多里，崖畔上凿开的路只是县级公路，时在黄昏，已经没有了汽车，而水路则有七里关、月儿滩、鬼愁湾十个险处。竹筏有几次就撞在刀削般的江壁上，亏得艄公是个力气蛮大的汉子，他让我伏在筏子上不要睁眼。我没有睁眼。他说，手抓牢就行，掉下去了不打紧，我会捞你的。前日落水的是个妇女，捞上来人都昏了，放在牛背上颠颠，一袋烟的工夫，吐摊水便活过来了。P4-7

一 一个老头

十八年前我在陕南山区采风时伤风感冒，去一个卫生站注射柴胡，患上了乙肝——事后晓得注射柴胡的那个针头扎进过十多个人的屁股，每扎过一次只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从此在中国的文坛上我成了著名的病人。乙肝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使我住过了西安市内差不多的大的医院，身体常年是蔫蔫的，更大的压迫是社会的偏见，住院期间你被铁栅栏圈着与外界隔离，铁栅栏每日还让护士用消毒水洒过，出院了你仍被别人警惕着身体的接触，不吃你的东西，远远地站住和你打招呼（乙肝病人是人群中的另类，他们惺惺惜惺惺，所以当社会上形成了以友为名的关系网，如战友网，学友网，乡友网，也有了病友网。而病友网总是曾经的乙肝患者）。我曾经写过《人病》一文，疑惑着到底是我病了还是人们都在病了？以此也想着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病呢，嗜好是不是一种病，偏激是不是一种病，还有吝啬、嫉妒、贪婪、爱情……

爱情更是一种病。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我出院后在某一个疗养地认识了一位老头。老头当时已七十岁了，是个知识分子，满肚子的才学，我向他请教有关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他显得十分正大，不能不让我高山仰止。但是，他除了要写作一部革命回忆录外（据说那部革命回忆录始终未能完成），每日要做两种功课，一是锻炼身体，把胳膊攀在树枝上，双腿蜷起，像吊死鬼虫一样荡来荡去；二是给远方的情人写信。一个年龄老朽的人如此狂热爱情，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不避讳，而且故意逗他，老头那一刻纯真如儿童，脸颊红红的，眼睛放光，说一些很幼稚可笑的话。老头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令我非常吃惊，我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他的欲望，我几乎每晚都去他的房间，我们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叮在腿上的蚊子一边谈黑格尔和《恶之花》，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他的青年和中年是参加过革命与革命革过他的命的经历，他的爱情就贯穿其中。我原以为可以将他为模型写一个美丽而有些滑稽的故事的，但愈是了解了他我却不敢触及了，甚至在相处的日子再不戏谑他写情书的行为。老头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这令我们感到些许遗憾，或许是他的性格所致（知识分子是我们民族历来的精英阶层，但它绝不是个个都是精英，依我所见，他们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乏于独立），但是老头却是活得最真实的人，尤其到了晚年。老头用他一生的苦难完成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对于写书人和读书人或许是一桩幸事，但对于老头自己却未免残酷。这如同一头牛耕犁驮运了一生死在了田头和磨道，农人剥下了皮蒙了大鼓而欢庆丰收的喜悦。我想，起码等老头下世后再写吧，老头却一年一年活下来，他健康地活着，我越发觉得我做作家的无耻，这和那些一旦有了某画家的作品就等待着某画家立即死去而准备着高价售画的收藏者有什么不同？

老头的故事就这样一放十数年地搁置了下来。

现在，我与老头完全失去联系，听说他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算起来年龄已近九十，可能是不在了人世，而在提笔要写他的故事时’，更重要的是我也近五十，体证到了自己活着何尝不也是完成一种痛苦呢？生的目的是为了死，而生的过程中老头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爱，而我们又有什么呢？当我终于动手写这个故事了，我把故事的梗概讲给一些朋友听，他们是劝我不要去写的：目下的时代哪里还有爱呢？老头的故事只能显出艺术上的不真实。我有些心不甘，特意去了迪厅，抓回来了我认识的诸位时兴的小女人（我的出现使欢蹦如虫子的舞者都驻足侧目，他们很少见过有如此老的人进入这种场合），并特意接触了一些单身贵族，他们可以随时将女人带回家来，事毕了，抽二张三张纸币塞在女人的口袋让其走人，这些人听我讲述老人的故事，眼圈却红了，哀叹起这个时代再不赋予他们的爱了。他们在哀叹，我想，是真实的。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它似乎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

二 复杂的故事

不管有多少人请著名的书法家写“宁静淡泊”悬挂于墙上，压在桌面玻璃下，但肯定是再也出现不了一个陶渊明了。现今的文坛，许多作品标榜着现实主义，实际上写满了现实的回避。那个老头，即便已经去世，他起码活到了九十余岁，他经的事情太多，活出了境界，他应该是一位神仙，我却无力将他写得精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李商隐的爱情诗，他的原意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和诠释的那样呢？真正的爱情诗它绝不是空泛的，肯定有秘密的心结，是写给自己或最多是另一个人。可李商隐是写给谁的，其中有什么凄苦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欣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子很美。六月的荷塘里我们看到的是冰清玉洁的莲，我们看不到深水下边的污泥和污泥中的藕。有时也想，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是中国最经典的了，但故事却是那么的简单！这或许是古人的生活很简单，讲的故事也简单，而现在是不能了，现在的人活得太琐碎，任何事情都十分复杂。复杂阻碍了故事的流传，可我无能为力。我企图把《病相报告》写得短而又短，或者是一个短篇，或者是一个中篇，但糟糕的是提纲就起草了十多页。我们习惯了要所谓的深刻，要起承转合，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到了山地里的一枝兰，自然要想到这兰在城里珍贵为什么在山中烂贱如草，为什么绿肥红瘦，绿红是从哪儿来的？《病相报告》是要写一个人的一生七十余年，铺设开来，那得有四五十万字数！如果四五十万的字数写一个爱情的故事（故事说远，它不发生在古代，古代我没经过读者也没经过，那鬼是好画的；故事说近，它又不是这几年的事，虽然我询问过十位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四人帮”是谁，他们皆摇头不知，但更多的人却是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又要按着时间顺序一一交待清楚，那极可能这个故事陈腐不堪，皇帝穿上了龙袍才是皇帝，美丽的巩俐将一身大红对襟袄穿在身上出现在陕西关中的小镇上，她就是农妇秋菊，没有人找她签名留影了。我于是重起炉灶。我之所以使文中所有的人物统一以第一人称说话，是要将一切过渡性的部分全部弃去，让故事更纯粹。之所以将顺序打乱是想让读者看得真切而又不至于局限于故事。如此写下来，竟然也有十六七万字，我不能不哀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写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了。

三 我的尴尬

我喜欢的夏天又要过去了。西安是没有春秋的，在寒风来临之前我修完了《病相报告》就可以去南方走一趟了。西安的冬天是不宜于我的，那看不见的风，总是庄严地流动，落在你的身上却像乱刀在飞。我数年来愈加萌生着去南方居住的念头，可怜的是年迈的母亲和尚未长大的孩子需要照顾，以及又难以割舍的这座城弥漫的古文化的氛围。南方是心身暖和的，我这么想，而我的一位朋友来帮我修理损坏的一页窗扇时，讲了一个他的同事的笑话，让我在这个下午笑出了眼泪。

笑话是这样的：

××是个瘦子，上了一辆公共车，公共车的一面窗子上玻璃掉了是个空框，但他不知道。这时一个人也来赶车，此人比他还要瘦，就站在窗外，他以为从玻璃上照出了自己，一边看着一边拍脸，说：唉，怎么又瘦出一圈了？！

四 还要干什么

当年，《浮躁》写完，开始写序，写了两个序，这是我的长篇中惟一的一次。在第二个序里，我宣布着写完了《浮躁》将再不从事《浮躁》类的写法，于是开始了后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怀念狼》和这个《病相报告》。在这些长篇里，序是没有了，却总少不了后记，后记里记录了该部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更多的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观。我不是理论家，我的写作体会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全写在其中了。但我多么悲哀，没人理会这些后记。现在，我又忍不住在即将复印《病相报告》时又要宣布对于《病相报告》写法的厌恶，我是有这个毛病，病得深，我已不指望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说给了我为的是给自己鼓劲，下定决心。

我之所以如此，是我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也是我还在《病相报告》未完成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写了中篇《阿吉》。

我是这么想的：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歌颂性的历来受文人的鄙视，揭露性的则看作是一种责任和深刻，以致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标准，故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称之主流文学。伴随而行，几乎是平行的有另一种闲适的文学，其实是对主流文学的对抗和补充，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心臆，如苏轼、陶潜乃至明清散文等，甚或包括李白。他们往往被称作“仙”，但绝不能人“圣”。由此可见，重政治在于重道义，治国平天下，不满社会，干预朝事。闲适是享受生活，幽思玄想，启迪心智。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哕唆、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愈到现代文学，愈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还能说出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否说清，我的数理化不好，喜欢围棋却计算不了步骤。我的好处是静默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的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