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故事人物大多是花妖狐魅。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像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从社会批判角度观照,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间社会的真实投影,它揭示人世辛酸悲凉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偃蹇惨痛的生活经历;从美学理想角度观照,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世理想的梦幻体现,它揭示出对人世善恶的最后清算和对人生憧憬的重新开始。因此,聊斋故事无论在情节曲折和环境奇幻,还是在人物遭遇和场景迷离等角度品赏,都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政治义愤、道德感怀和艺术遐想。由刘玉湘和王光福翻译的《白话聊斋志异》就是它的白话文版本。因此,无论你学历有多高,此书都适合你阅读,只要你喜欢花妖狐魅传奇故事就行。
《聊斋志异》为我国文学史上光焰照人的短篇小说集,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一生精力所寄。全书凡491篇,皆寄意神怪狐鬼,留情人世百态。人爱篇中鬼狐,款款多情;聊斋主人,笔端变化,气象万千。三百年来,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本书《白话聊斋志异》为白话全译本。译者刘玉湘,曾任山东蒲松龄纪念馆馆长,现任淄博市图书馆馆长,长年致力于《聊斋志异》研究。翻译本书之时,译者摩意聊斋主人,一步一趋,未敢自专,随曲就伸,贴紧原著,将原文神韵,再现于读者目前。文中难解之处,皆做有详细注释。
《白话聊斋志异》插图皆出自《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图咏》系清末广百宋斋主人徐润,据《聊斋志异》最早的青柯亭本篇目,爰请当时名手,绘制而成。每图皆选取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绘图时,“小有未洽,无不再三更改,以求至当”。“每图题七绝一首,以当款字,风华简朴,各肖题情。并以篇名之字,篆为各式小印,钤之图中”,集诗、画、印为一体,时人爱之,誉为“《山经》、你雅》之外,别开生面者”。
水莽草
水莽是毒草,像葛类一样蔓生,花是紫色的,像扁豆。人如误吃了这种毒草,就会立即死去,变成“水莽鬼”。民间传说,这种鬼不能轮回,一定得再有被毒死的代替,才能去投生。因此,楚中桃花江一带,这种水莽鬼特多。
楚中人称呼同岁的人为“同年”。往来拜访时,互称庚兄庚弟,子侄辈们则称他们为庚伯,这是本地的习俗。
有个姓祝的书生,一次去拜访他的一个同年。途中非常干渴,很想喝水。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凉棚,一个老婆婆在里面施舍茶水,祝生就跑了过去。老婆婆将他迎入棚内,端上茶来,十分殷勤。祝生一闻,有股怪味,不像是茶水,便放下不喝,起身要走。老婆婆忙拦住他,回头向棚里喊道:“三娘,端杯好茶来!”一会儿,便有个少女捧着杯茶从棚后出来,大约十四五岁年纪,容貌艳丽绝伦。手上的戒指、腕上的镯子,光亮得能照见人影。祝生见了少女,立即被吸引住了。接过茶水一闻,只觉芳香无比,一饮而尽,还想再喝一杯。乘老婆婆出去,祝生一下抓住少女的纤纤手腕,从她手指上脱下一枚戒指。少女红着脸微微一笑,祝生更加着迷,便询问她的家世。少女说:“你晚上再来吧,我还在这里。”祝生要了她一撮茶叶,连同那枚戒指,一块藏在身上走了。
祝生赶到同年家,忽觉心头不适,怀疑是喝了那杯茶水的缘故,便将经过告诉了同年。那同年惊骇地说:“坏了,这是水莽鬼,我父亲就是这样被害死的。无药可救,这可怎么办?”祝生恐惧万分,忙拿出藏在身上的茶叶一看,果然是水莽草。又拿出那枚戒指,向同年描述了那少女的模样。同年冥想了一会,说:“那人必定是寇三娘!”祝生听他说的名字相符,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同年回答说:“南村富户寇家的女儿,叫三娘,以艳丽闻名。几年前误吃了水莽草死去,肯定是她在作怪害人!”有人说,碰到水莽鬼的人,如知道鬼的姓名,只要求到他生前穿过的裤子,煎水服用,就可以痊愈。祝生的同年急忙赶到寇家,讲明了实情,长跪在地,苦苦哀求帮忙。寇家却因为有人做女儿的替身,女儿从此可以超生,坚决不给。同年无可奈何忿忿回去,告诉了祝生。祝生咬牙切齿地说:“我死后,绝不让他家女儿投生!”这时,祝生已走不动了。同年将他背回家,刚到家门就死了。祝生的母亲号啕大哭,只得把他埋葬了。祝生死后,留下一子,刚刚周岁。妻子不能守节,过了半年就改嫁走了。母亲一人抚养着小孙子,劳累不堪,天天哭泣。
一天,祝生母亲正抱着孙子在屋里啼哭,祝生忽然无声无息地进来了。祝母大惊,抹着眼泪问他情况。祝生回答说:“儿在地下听到母亲哭泣,心里悲伤,所以来早晚伺候你。儿虽然死了,但已经成家,媳妇也马上同来替母亲操劳,母亲不要难过了!”母亲惊疑地问:“儿媳妇是谁?”祝生回答说:“寇家坐视儿死不救,儿非常恨他们!死后,一心要去找寇三娘,但不知她住在什么地方。最近遇到一个庚伯,承蒙他告诉我三娘的去向。儿去了后,三娘已投生到任侍郎家。儿急忙又赶到任家,将她强捉了回来。现在她已成为儿的媳妇,跟儿相处得很融洽,没什么苦恼。”过了会儿,一个女子从门外进来,打扮得非常漂亮,见了祝母,跪到地上拜见。祝生告诉母亲:“她就是寇三娘。”虽然儿媳不是活人,但祝母也觉安慰。祝生便吩咐三娘干活,三娘对家务事很不习惯,但性情柔顺,让人爱冷。二人就这样住下,不走了。三娘请婆母告诉自己娘家一声,祝生不同意。但母亲顺从了三娘的心愿,还是告诉了寇家。寇老夫妇听了大惊,急忙备车赶来,看那女子果然是女儿三娘,不禁失声痛哭。三娘忙劝住了。寇老太太见祝生家非常贫困,心里很是忧伤。三娘安慰她说:“女儿已成了鬼,还嫌什么贫穷呢?祝郎母子待我情义深厚,女儿已决意在这里安居了。”寇老太太又问:“当初和你一块施茶的那老婆婆是谁?”三娘回答说:“她姓倪。因她年老,自惭不能迷惑路人,所以求女儿帮助她。现在她已投生到郡城一个卖酒的人家。”三娘说完,看着祝生说:“既然已成了我家的女婿,却不拜见岳父母,让我心里怎好过啊?”祝生忙向寇老夫妇拜下去。三娘便进了厨房,代婆母做饭款待自己的父母。寇老太太见了,不禁伤心。回去后,派了两个奴婢来供女儿使唤,送了一百两银子,几十匹布。此后还不时送些酒肉等物,祝母的生活因此稍稍富裕些了。寇家也时常让三娘回去省亲,住不几天,三娘就说:“家里没人,应早送女儿回去。”有时故意留住她不让走,三娘则总是飘然自回。寇老翁便替祝生盖了座大房子,很华丽宽敞。但祝生始终没到寇家去过。
一天,村里有个中了水莽毒的人,忽然死而复生了。大家争相传说,都认为是怪事。祝生说:“是我让他又活过来的。他被水莽鬼李九所害,我替他将李九赶走了,才救了他。”母亲说:“你怎么不找个人替自己呢?”祝生说:“儿最恨这些找人替死的水莽鬼,正想将他们全部赶走,自己又怎肯做这害人的勾当!况且,儿侍奉母亲最快乐,不想再投生。”从此后,凡中了水莽毒的人,都备下丰盛的宴席,到祝家祈祷,无不灵验。
又过了十几年,祝母死了。祝生夫妇非常悲痛,但不接待来吊丧的客人,只命儿子穿着丧服,代为尽礼。埋葬母亲后,又过了两年,祝生为儿子娶了媳妇。新媳妇就是任侍郎的孙女。起初,任侍郎的爱妾生了个女孩,仅几个月就死了。后来任侍郎听说了三娘投生自己家,被祝生捉回这件奇异的事,便驱车赶到祝家,认祝生为女婿。到现在,任侍郎又将孙女嫁给了祝生的儿子,两家更加来往不断。
一天,祝生对儿子说:“上天因为我有功于人世,任命我做‘四渎牧龙君(四渎:据《尔雅》,四渎是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现在就要走了。”一会儿,便见院子里有四匹马,驾着一辆黄帷车,马的四肢上布满了鳞甲。祝生夫妻盛装而出,一同上了车。儿子和儿媳都哭着拜倒在地。瞬间,车马便无影无踪了。同一天,寇家也见女儿来到,拜别父母,说的也和祝生说的一样。母亲哭着挽留她,三娘说:“祝郎巳先走了!”出门后一下子就不见了。
祝生的儿子名叫祝鹗,字离尘。他请求寇家同意后,将三娘的骸骨与祝生合葬了。
P98-101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村人,清代杰出文学家,其代表作《聊斋志异》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
蒲松龄出生地,为今山东省淄博市,是古齐国故都所在地,曾经孕育了辉煌灿烂的齐文化,历史上钟灵毓秀、名人众多。齐桓公、齐景公、管仲、晏婴等政治家曾在这里写下光辉的篇章;孔子、苟子、屈原、郦食其、曹参等思想家、文学家曾在这里留下历史的足迹;有清一代,仅与蒲松龄大致同时的就有王渔洋、唐梦赉、孙廷铨、赵执信等名垂史册的文化名人。蒲松龄出生于明朝末年,其时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民变正风起云涌,关外满清铁蹄步步紧逼,明王朝在内外夹击下风雨飘摇,国境内外,矛盾空前尖锐,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蒲松龄出生。他在后来写的《聊斋自志》中写道:“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黏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蒲氏先祖为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宁顺年间因遭夷族之祸只遗“藐孤”,易姓更名藏匿民间,此即蒲姓始祖蒲璋。蒲松龄的祖父是蒲生油,父亲蒲槃。蒲松龄系嫡母董氏所生之次子,行三,故蒲氏后裔称其为“三老祖”。蒲氏自明代初年,便世居淄川城东的满井庄,明洪武年间恢复本姓后,子孙日繁,所居之满井庄渐渐更名为蒲家庄。蒲氏并非名门望族,但子孙多读书,获科举功名者代不乏人。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幼习举子业,以博学闻名乡里,但应科举不利,于是弃儒经商,家中饶有资产,称“素封”。年四十余苦无子,于是“得财辄散去”;后“累举四男”(蒲松龄《述刘氏行实》),子孙众多;加以经过明末动乱,家道遂衰落。到蒲松龄出生后,蒲槃无力延请塾师,便亲自课子读书。蒲松龄天资聪慧,攻读勤奋,“经史皆过目能了”(清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深为父亲喜爱。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便以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考中秀才,受到当时的山东学政、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于是“文名籍籍诸生间”(清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松龄踌躇满志,以为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顺治十六年(1659年),蒲松龄与同邑好友李希梅、张历友、王鹿瞻等人共结“郢中诗社”,希望“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与文业亦非无补”。(蒲松龄《郢中社序》)明确表达了他们奋发向上寄希望于仕途的理想。后又应李希梅之邀,假馆于李家,潜心治学,互相砥砺,“相期矫首跃龙津”。此时的蒲松龄风华正茂,好强气盛,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时。然而造化弄人,此后蒲松龄屡应乡试,却始终不中,在科举的道路上挣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才“援例”得了一个“岁贡生”的虚名,不几年便与世长辞。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顺治十四年(1657年),蒲松龄遵父命娶同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之次女刘孺人为妻。刘氏性情温和,温柔贤惠,两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五十六年。康熙四年(1665年),蒲松龄二十五岁时,因妯娌不和,蒲氏兄弟析箸。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蒲松龄《述刘氏行实》)。此后数应乡试皆落第,加之几个孩子相继出生,生活陷入困境。大约从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蒲松龄就走上了他的塾师生涯。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设馆并为人代笔歌哭,正如其诗云:“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在三十一岁时,他有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应同邑好友、江苏宝应县令孙蕙之聘为其做幕宾。在宝应,蒲松龄跟随孙蕙前后,为其出谋划策奉迎上司,应付同僚,抚慰民众,办了不少造福人民的好事。同时,官场生涯使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在宝应期间,他目睹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百姓的水深火热,了解了宝应、高邮、扬州一带的风土人情,为《聊斋志异》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和主题。离家在外的思乡之情却也日甚一日,他在《寄家》一诗中写道:“年来憔悴在风尘,凋敝谁怜季子贫?瑟瑟晚风吹落木,萧萧衰柳怨行人。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归魂不记身。雁足帛书何所寄?布帆无恙旅愁新。”倾诉了他久客在外往来奔波受尽的风霜之苦,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此外他更难忘的是第二年的乡试,因此南游仅仅一年他便决意辞幕归里。
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蒲松龄两次应乡试皆落第,他的心情低沉和愤懑到了极点。其诗作“世人原不解怜才”“回首生平事事非”等句都流露出他怀才不遇、借酒浇愁的苦闷伤感情绪。科举无望,天旱不收,税赋沉重,儿子相继出世,家境再一次陷入困境。此后数年,他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又做起代人歌哭的营生和处处设馆舌耕度日的困苦生涯。他在一首题为《四十》的诗中写道:“忽然四十岁,人间半世人。贫困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坐爱青山好,忽看白发新。不堪复对镜,顾影欲沾巾!”
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十岁的蒲松龄终于结束了漂泊不定的塾师生涯,应同邑西铺村毕际有之聘,设帐毕家之“绰然堂”,教毕家的几个孙子读书,自此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毕家为官宦世家,门庭显赫。馆东毕际有,字载绩,号存吾,明末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之次子,曾任山西稷山县知县,南通州知州,时已解职归田,为乡里名绅。毕际有对蒲松龄的学识早有耳闻,故对他分外器重,常与他一起咏诗唱和、谈论世隋,非一般私塾先生对待。毕家环境良好,藏书甚丰,无疑对蒲松龄的著述大有裨益,使他可以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蒲松龄在毕家读书、教书、著书之余,还代馆东作了大量的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渐渐成为毕家不可缺少的人物。尽管他有时也有寄人篱下之感,为不得居家亲自课子读书而抱感,但除此而外也别无好的处境,何况他与毕家有了友情,因此在毕家一直待了三十个年头,直到七十岁时才撤帐归里。
在毕家设帐期间,蒲松龄曾数次参加乡试,却“年年文战垂翅归”。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蒲松龄因“闱中越幅”被黜。极度悲愤之中他写下了《大圣乐》’一词:“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干瓢冷汗粘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十一岁的蒲松龄再次到济南应试。又因“二场抱病,不获终试”,再次被黜。主考官深为惋惜,蒲松龄也是痛心疾首,“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撤帐归里后的蒲松龄已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家中还有仆人,且四个儿子“均输国课,不使租吏登门”(清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他本可以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抱卷自适。但当他得知鱼肉乡里、已被革职的蠹役漕粮经承康利贞厚赂王渔洋欲官复原职时,拍案而起,愤然上书王渔洋,陈述利害,使康利贞的阴谋没有得逞,体现了他为民请命、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初一,县里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与当年的郢中社友张历友、李希梅一起,被举为乡饮介宾。蒲松龄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写下了“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终生不第的苦闷心情。此后不久,他几个心爱的小孙子相继被天花夺去了性命,使他“眼泪忍不住,鼻酸不成涕”。祸不单行,第二年,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刘氏去世,更使蒲松龄痛不欲生,“欲呼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蒲松龄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自此他身心交病,“对酒无欢只欲愁”,终在两年之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在故居聊斋“倚窗危坐而卒”,走完了他步履艰难的漫漫人生路。
蒲松龄终生困于场屋,怀才不遇,大半生依靠教私塾度日,教书、读书、著书是他毕生主要的生活内容。他身处社会底层,家境贫寒,也曾受过催租吏的恫吓、逼迫,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境况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他与社会的上层官僚、缙绅又有交往。特别是到他晚年,因为《聊斋志异》的巨大成功,以及在毕家的重要地位,使他经常接触地方的缙绅名流。他与当时的朝廷高官兼诗坛领袖王渔洋就是在毕家结识的,并有二十年的文字之交。这种处境深刻影响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他一方面创作了像《聊斋志异》这样大雅的巨著,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另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俚曲、戏曲这样的通俗文学,撰写了如《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崇书》等实用性极强的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蒲松龄自幼即“喜人谈鬼”、“雅爱搜神,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聊斋自志》)。现有文献证明,他从二十多岁时便热衷于记述奇闻异事,写作鬼狐故事。一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但对于一位志在举业,希图通过博得一第进入仕途、施展自己宏伟抱负的书生来讲,这未免不务正业。事实上这个爱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举考试,因此受到了亲朋好友的劝阻。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但强烈的爱好使他欲罢不能,他为此十分苦恼而困惑。到他四十岁进入毕家设帐时,他决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就此搁笔,于是将做成的篇章结集,定名《聊斋志异》,并撰写了一篇情词凄切、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但是毕家宽松的环境、主人的赏识、大量的藏书,使他并没有屈从社会的误解;特别是随着科举的失意、境遇的困苦,使他逐渐产生了一股“愤懑”之情,他越来越将这种愤懑之情寄托于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便也是他称《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的由来。实际上这也正是蒲松龄创作鬼狐故事异于前人的地方,或者说是他独具创造性的地方。他的创作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衣钵,在观念和作法上又有了质的飞跃。六朝志怪小说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述怪志异是信其为实有;唐传奇是“假幻设以自见”,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而少现实内容和意蕴。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只是把述怪志异作为一种方式,诸如以人死为鬼,幽灵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等等,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但其内核却是针砭现实,抒发忧愤,寄托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表达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这是《聊斋志异》之所以超越前人的志怪小说,从而使中国的文言小说创作达到最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聊斋志异》共490多篇,内容复杂,作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揭露官府黑暗,官贪吏虐,鱼肉百姓;官军大肆掳掠,滥杀无辜,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席方平》、《梦狼》、《鬼哭》、《谢迁》、《野狗》、《白莲教》等等。二是鞭挞豪绅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欺辱良善,如《窦女》、《红玉》等。三是抨击科举制度,讽刺科考场官昏庸,黜佳士而进凡庸,塑造了科举制度下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部分是《聊斋志异》中的重点,也是作者寄托孤愤最为集中的篇章。如《考弊司》、《三生》、《何仙》、《司文郎》、《贾奉雉》等等。四是歌颂男女爱情的篇章,如《连城》、《青娥》、《婴宁》、《瑞云》等等。五是体现人生经验哲理,嘲谑世态炎凉、浇薄风俗的作品。从创作艺术上说,《聊斋志异》有很多创新。充分发挥了真幻相生、虚实互渗的艺术潜力,呈现出情节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有的故事以情节曲折取胜,极尽起伏跌宕之能事;有的重在刻画人物性格,或重在叙写一个内蕴深沉的场面,或重在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叙事中虽然基本采用全知视角,但却多用虚笔、伏笔,制造悬念,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情趣,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聊斋志异》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渔洋点评,在作者尚在世时已被竞相传抄。但由于蒲松龄生前家境贫寒无力付梓,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有第一个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内外出版。二十世纪以来,《聊斋志异》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迄今已有日、韩、德、美、法、保、罗、捷、意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蒲松龄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他和《聊斋志异》都是不朽的!
(刘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