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忆“文革”岁月：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张根生：l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周秉钧：伯父周恩来亲自签署我父亲的逮捕令；“岭南词宗”之子、语言学家詹伯慧：我与父亲的运动劫；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不瞒产死人更多；马鼎盛：因为母亲红线女我差点上不成大学；金敬迈：《欧阳海之歌》把我推向权力的顶峰；谭元亨：《园丁之歌》送我劳改……

1976年，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大悲大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窃国乱权者走向末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正在远去，追怀历史留住历史。

为了今天更好地前行……

一九七六那些事儿：

悼周总理，那时要偷偷地，8050人晕倒在毛主席追悼会上，“6·12”长堤大火：百人捧“红宝书”冲进火海，“四人帮”倒，越秀山十万人集会上许世友亲令放鞭炮。

热血写春秋　　广州知青的最痛：海南几洪冲走20姐妹，水瓶胆里珍藏“四五运动”底片，清平路摆摊挖到一桶金，练泳技藏气枕，文弱书生决心逃港，长堤枪战，为战友抬尸游行，徒步99天赴京串联……

序言 一次对于历史真相的寻访和记录

第一篇 数风流人物

　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忆“文革”岁月：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

　张根生：l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

　周秉钧：伯父周恩来亲自签署我父亲的逮捕令

　“岭南词宗”之子、语言学家詹伯慧：我与父亲的运动劫

　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不瞒产死人更多

　马鼎盛：因为母亲红线女我差点上不成大学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把我推向权力的顶峰

　谭元亨：《园丁之歌》送我劳改

　老干部李美清：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

　经济学家赵元浩：保全性命于乱世就是胜利

　庄辛辛：从“反革命分子”到“四五”英雄

第二篇 一九七六那些事儿

　悼周总理，那时要偷偷地

　8050人晕倒在毛主席追悼会上

　提着脑袋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6．12”长堤大火：百人捧“红宝书”冲进火海

　唐山地震。广州医疗队千里驰援

　广交会采购谈判前须念毛主席语录

　白云宾馆接待外宾“九不准”

　“南大”楼顶架机枪，营业员加入民兵连

　尼克松要我唱首歌

　“四人帮”倒，越秀山十万人集会上许世友亲令放鞭炮

第三篇 热血写春秋

　广东唯一赴藏知青队30年前出发

　清平路摆摊挖到第一桶金

　练泳技藏气枕。文弱书生决心逃港．

　广州市知青办原副主任杨丰：人人都巴结我们

　广州知青的最痛：海南山洪冲走20姐妹

　水瓶胆里珍藏“四五运动”底片

　半年知青，十年黑户

　杨小村：我组织广州红卫兵赴京

　长堤枪战，为战友抬尸游行

　徒步99天赴京串联

广东包产到户流产

1976年，我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关于这一年的印象就是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而到了年底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件大喜事。“文革”中“左”的思想终于开始得到批判，中国又逐步走上正轨。

其实，“左”的思想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要是问我一生革命中经历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那还是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全省水肿病人上百万

当时，我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候补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因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就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1/5，粮食亩产降到了195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

有一次，我到龙川县龙母公社搞试点，亲眼看到公社的医院、学校都住满了水肿病人，有二三百人。全省的水肿病人更是高达上百万。

面对这种情况，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于1959年5月在汕头召开，会上气氛较宽松，大家畅所欲言，集中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等。

我记得赵武成(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发言最尖锐，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说大跃进“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上却是万马齐喑”。

会议最后，陶铸和省委常委都作了自我检讨。会后，陶铸还写了两篇文章。《松树的风格》，强调要有革命坚定性；《太阳的光辉》，说太阳也有黑点，比喻我们工作中也会有错误，但要有正确的认识。谁想到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这就是后话了。

对广东来说，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省委开始大力纠正共产风，拿出3.5亿元退赔损失。还连续发出好多文件，放宽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逐步停办集体食堂，使广东在全国较早度过了困难时期。

但是，纠“左”仍有局限性，当时没敢触及人民公社等所有制问题。而且，刚过两个月，中央就召开了庐山会议，又来一个全党大反右倾。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气氛很紧张。尤其是在汕头会议上发言批评大跃进的人，更是胆战心惊。赵武成赶紧写了一份检讨书给陶铸，请求省委处分。陶铸把检讨书交给我，说退给赵武成同志，并让我转告，工作中有缺点就应该纠正，在党的内部会议上，就是讲错了也不需要写检讨。陶铸的这一举措才让干部们比较放心。但随着反右倾深入，还是伤害了不少同志。

清远洲心公社试点无疾而终

不过，随着大跃进过去，政策一有放宽，包产到户就出现。当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就实行了超产奖励责任制：由生产队统一制定生产计划、产量指标，把田间管理交给个人，收获时，农民可在超产部分获得提成或奖励。我听说后将情况反映给省委。陶铸立即过去查看，认为这种方式更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1962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陶铸专门把洲心公社的情况带到会上，交给了毛泽东。经请示，毛泽东还同意了在花县等其他7个县试点。会议中间，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都提出搞包产到户，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很快毛泽东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把包产到户的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邓子恢还被批成“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所以，陶铸他们回来后，虽然毛主席同意了试点，但是气氛不同了，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还敢认真搞？干部有顾虑，不敢放手干，成绩也显不出来，搞了两年自动停止了。P7-P10

一次对于历史真相的寻访和记录

尝试作1976年的叙事，对于大多出生自20世纪70年代后的南都人来说，更多是补课。进入2006年，适逢粉碎“四人帮”30年之际，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产生对这段历史浓厚的窥视欲，而这种欲望，可以穿破一切禁忌，抱着对生者轻叩心扉的小心和慰问，抱着对无辜遭难者探询追忆的缅怀和敬意，开始试图去还原历史的真实。

很巧的是，在这个操作的团队中，除了我算是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其他创作人员，包括编辑和记者，都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于我而言，在搜肠刮肚了一番早年的碎片记忆后，发觉只剩下毛主席逝世那段，全家人围桌折小白花，戴印有“毛主席永垂不朽”黑袖套的印记。靠我的经验和阅历，不能为这个专题提供应有的素材。倒是大学时代，由于伤痕文学的接触和早年北岛、舒婷、顾城一类诗人的熏陶——“黑暗给予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很想探究，是什么力量，能产生这样的文字和对于自由的欲望？对1966年到1976年那一段历史叙事，我一直满怀叩开门扉的激情。而今，是个好时机。1976是我们叙事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魏海波也是这个题材的始作俑者，他正好生于1976年。2006年于他是而立之年。出这个点子，我揣摩也是他对自己安身立命、身处传媒求达真相的一次表达和释放。他身后有一个70多人的采编团队，只要有好想法，不怕没人响应。当然，我们最初的野心是放眼中国的大叙事，但受阻于战线过长和历史档案渐进开放进程中仍然存在的禁忌，于人脉资源于大历史把握都有相当的难度，我们最终选择把视线放在广东广州。

张纯，现在北京，是作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派出的一名媒体从业人员支持奥运，做一名服务于奥运新闻报道的新闻官。但2006年时，这个题材得力于她把想法落实成方案。我们认为1976年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不少人命运的转折点，人们对1976年有深刻的集体记忆。30年前那一系列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社会生活事件，广州人是如何见证、亲历的？1976年的广州，社会生活各方面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有哪些值得重温的片断？找寻有意思的话题，复活个人的记忆，从微观的角度着手，见微知著，从人物切入，寻访合适的口述者，他们可以是政要名人，也可以是普通百姓，但必须是具体事件的亲历者，有口述价值。

是的，既然历史我们都无知，更不能说书写。但可以口述和记录，我们选择了倾听和口述的形式，在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仍健在时，留下它。选择口述，应该说它本身提供了一种现场感，也不受第三方转述的限制，是最易于让受众产生“在场感”的一种表达。你可以轻易地进入当事人设定的场域里，走进历史，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一个问题或许应该提及，作为一张新闻纸，为什么会花大力气去整理历史？新闻和历史其实有天然的联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对于过往历史的重述，无非是想获得更接近真实的新闻事实，而这个，不可讳言，每一代人都有努力澄清和重新关照历史的任务，它既是历史学者的职责，也是作为当下历史记录者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在口述人物的选择方面，应该说，我们煞费苦心。那些拥有历史的良心、曾经在危难时刻坚守正直原则、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境遇的善良人们，他们或在当时权倾一时，或用生命经历坎坷，但都本着面对垂垂老去的生命和已经消失的青春年少，愿意说出历史的真相，呼唤历史的良知和正义。

刘丽君、许黎娜、王海军、王瑾、方夷敏，他们都是南都一线采编工作人员，在全年的投入中，一方面是日报大量的烦琐工作，另一方面要抽出业余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兴趣采访和专题执行。他们翻阅有限的资料，联系受访者，也一次次在倾听中无限震撼感悟生命并更珍惜职业带来的荣耀和使命感。所以，这个题材，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更是一次寻访历史真相的教育。“不管这个‘真相’是存在于新闻还是存在于历史，甚或是存在于‘风险’中。而这种追索中的勇气与智慧，也正是我们常常说的南都的‘风骨”’(引自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在南都新闻评奖中对“1976·广州口述史”的意义评价)。

这一批报载口述作品，采编人员历时8个月时间，分33期刊载在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版“人物”栏目里。能够出版付印成书，则要归于南都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那就是愿意为记录历史担当使命，作出承诺并付诸实施。感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女士作为受人景仰的报人给予我们的信心，感谢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先生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与我们一起分担。

既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又要避开政治敏感难题，确实也是当下语境下绕不开的难题。感谢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叶文益和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处处长黄穗生，还有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所长陈登贵提供的专家支持和审稿把关。也特别感谢省档案馆允许我们去查阅刚开禁的史料。这不是一本赚钱的书，甚至要筹备它的出版经费也颇费周章。将这一批口述作品辑录成书出版，得力于广东省和广州市党史部门的推动。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副主任叶文益，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裼兆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本书出版事宜，审读书稿，并用他们的经费给予了出版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个人工作烦琐的原因，本书更多的编辑工作是由南方都市报部门首席编辑刘丽君女士代为打理。一年巨制，33期专题、20万字实录承载80个广州人回忆的“1976·广州口述史”，在南方都市报2006年新闻大奖评选中获得新闻策划类银奖，而广东省档案馆也以“南方都市报”为名将160个小时的访谈录音作为史料收藏。

新闻前行的力量正来自对历史的感知和现实的努力！

王钧

2007年10月10日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