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白玉兰文学丛书之一。该书是短篇小说《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拓展。描写的是知青生活。与《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一篇相比，无论是哪一种元素：故事，情节，细节，思想，观念，感情，都由小至大，由轻至重，由简至繁，体量的增加最终改变了存在的性质，它的面貌变得庄严和肃穆。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是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这一个短篇小说在当时知青文学的宏大叙事里，以个人经验的视角呈现独特的面貌。它并不负起对这场运动的价值评定和社会批判，它关心只在其中的人，个别的渺小的人，在他们根本无法知情的历史中，微如草芥的欢喜悲哀，生活的严肃性并不因此放过他们，他们依然面临了爱、生存与死亡的大事情。这是对知青生活的审视中一双别样的目光，它着眼点不大，但是深邃。而长篇小说《从前》，看起来有些像是从《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扩展出来的，无论是哪一种元素：故事，情节，细节，思想，观念，感情，都由小至大，由轻至重，由简至繁，体量的增加最终改变了存在的性质，它的面貌变得庄严和肃穆。

我站在邮筒前。看看马路对面的那幢楼，再看看它。

它是绿的，不胖不瘦，张着嘴，在等我喂它。

好吧。我举起信，投了进去。十分简单。

我还朝它看看。它还在等待。我已没什么可喂它了。昨天，我写了一晚上。我把一个夜晚送给它了。

那幢楼还是那样沉默着。我对它看了一会儿。没有她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影。这样好。

我沿着华山路回家去。

这条路上都是洋房。长长的一条马路，只有不多的几扇门。门都是大门。竹篱笆拦在房子和人行道中间，篱笆墙后是花园。

我已经好长时候没注意过它们了。

小时候，我常来这里。我们总是一群人。我抽过这儿的篱笆。在细的那头粘一团面筋，我们赤着脚专心致志地去找知了。雄的我们叫它“响板”，比“哑板”好玩，按一下它的肚子，就叫上一阵。它要是饿了，我们给吃番茄或冬瓜。

我们也曾翻过墙去，在人家的花园，惊惶地伏在树后，把墙角的碎砖翻起，捉拿蟋蟀。这总有点危险。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也有失风的时候。他们叫嚷着冲过来，在我们逃出大门去之前堵住出口，在我们翻过墙之前拉住我们的脚。要是来得及，我总先把装着蟋蟀的竹管扔过墙去，叫伙伴们捡了快逃。要不然，竹管会被一一踩扁，蟋蟀们不免一死，那种抓到蟋蟀的兴奋也被踩成四瓣。

就在这个院子里吧，我被他们像蟋蟀一样活捉了。我刚对着墙外叫了一声“快逃！”头颈就被扼住了。他们是三个，都比我高出一头。一个个轮流上来，在我脑壳上凿了一串毛栗子，好像在试西瓜的生熟。接下来，他们把竹管没收了，照例踩碎。既然我这么爱晒太阳，他们想出一个好主意，叫我劳动。他们到阳台上去了。我没精打采地拔着草。

他们在喝水。

我觉得渴，觉得头上的太阳竟是那么热。我没法不恨他们！他们有花园，还有阳台，连蟋蟀都是他们的。我恨的是他们竟不把蟋蟀当作蟋蟀。捉它时，我张开手指，两手轻轻地靠拢，惟恐伤了它。他们却用上了那只臭脚。我为蟋蟀抱屈，那是多精神的一个“掘地牙”呵，准会把一条弄堂扫平。

我匍匐在地，学着侦察兵，慢慢朝大门爬去。他们还在喝水。前面没有树的遮挡，我吸了口气，朝大门冲过去。一拉开门，就拼命地逃。他们在我身后叫着，“捉牢伊！”我一直逃到江苏路上才朝背后看一眼。

没有人追来。

他们不过叫叫罢了。我在他们眼里，大概也是一只蟋蟀，不值得起劲。

当晚，我回到这里，隔着篱笆甩出一块块石头。玻璃碎了，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声音！我跑了。我听到那里一片慌乱，他们在咒骂，在开门。我知道，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野蛮小鬼”，我也知道，他们怕我。我喜欢这样，因为我怕过他们。他们要我怕的。

现在，我想着这些，依然有点激动——尽管我再不会去翻墙。我甚至有点懊悔，不该朝那扇大门寄去充满柔情的信。不过，现在，我走在华山路上，它再没有昔日的骄傲。篱笆墙成排地被推倒了，要进去尽管进去，再不会有人如临大敌地吆喝。我长大了，体重一百四十斤，练过举重还练过摔跤，没人敢在我头上凿一串毛栗子。我真的长大了，因我不再为蟋蟀着迷。我要蟋蟀的话，乡下有的是，再过一个多月，我就下乡了。

我在这个城市住了十七年。我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来回。如果放慢脚步，朝远处看上一眼，会发觉它是美的。马路两边的梧桐树高高的，树梢在空中衔接上，像一个通风透光的顶棚。已经十月了，再过一阵，秋风吹过，它将抖下一身黄叶，轻轻地旋到地上，铺一条金黄金黄的路。

我走进弄堂，被矮子叫住，他叫我打牌，说纪华他们在等我。他不许我不答应。“我上去一下，就下来。”我说。他满意地走了。

我上楼去。妈妈和小姐姐都去上班了。我找出那封信的草稿，看了又看。我不知小和会不会回信。其实，我并没要她回信。回不回信是她的事，我没法要求她，我和她只是同学，并无私人关系。当然，我盼她回信。

我只是想告诉她，我的一些想法。我说我喜欢她，紧接着自嘲了几句，紧接着声明无意强加于人。我觉得应该这样。我写了，我寄走了，我解脱了。

现在，该下楼去打牌。

我们玩着纸牌，但不赌钱。如果输了，只要尽一点小小的义务，到弄堂对面的点心店给每人买一碗菜汤面。一毛五分一碗，上面有翠绿的菠菜和金黄金黄的油豆腐，味道很不错。虽然我们都不挣钱，偶然输一下还是输得起的。

昨天矮子的爸爸发工资，给了他一块钱。他去买了包“光荣”。我不想抽。我以前抽过，头晕得不行，想吐。

“抽吧，”纪华说，他也下过乡，但去了江西。“大家都抽，你好意思不抽？”

“不抽。”

“算了算了……”

于是，我就算了。我也“光荣”了一支。我把烟吸到嘴里就吐了出来。抽第二支时，我已能从鼻孔里冒烟。奇怪，头不再发晕，只是有些沉。

我们抽着烟玩牌，我们玩着牌聊天。我们只有不多的几天可以玩了。我们将走出家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而今天，我们还是孩子。尽管我们抽烟，我们请客，我们寄出了第一封情书，我们确确实实是个孩子。

许多年后，我想，没有比当个孩子更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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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黄浦江的涛声

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他们商定，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安忆说，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安忆希望，我也关注此事，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

前些日子，我有事去五原路，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忽然童心大发，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条弯曲的窄弄，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那破旧的墙壁，那杂乱的树木，乃至那废弃的老井，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味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

当我穿过小弄堂，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据说，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星空下，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我才长长地透过气，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

这套书的作者，有比我年长的，也有年轻几岁的，大体算同代人。听着差不多的黄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上海，有着她的变与不变，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丛书中的小说，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街景的变，风俗的变，时尚的变，乃至人物内心、社会世态的变等等；同样，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梧桐树、老洋房、石库门之类，是外在的保留，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我想，肯定有不少，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肯定相当丰富。至于比较优劣长短，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

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但是，《金融家》与《丹青引》，是主旨、人物、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不过，其角度、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陈村和孙甘露，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但他们的创作特点。也真难归类。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那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刚开埠的时刻。黄浦江畔，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马路栏杆，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

今天繁华的上海，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有过写一部小说的冲动。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由此，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

这篇小说写于我29岁那年，写的是我17岁时发生的事情。

既然是小说，就虚构，或者说是虚实相间的。重读旧作，第一个感觉是写早了，写快了，应该写得好一点，多留细节。其次想，那时的记录和描述中，有许多尚还新鲜的感觉，在今天恐怕会丢。插队落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远去，但人的青春在永远重复。

小说中写了许多一厢情愿，许多议论，是大忌，也是年轻的毛病吧。

这次重版，除了个别错字，没去改动文本。

这小说，是我作品中，先母唯一说过“看得懂”的。小说中写的跟妈妈共同生活的日子，令我重读怆然。我在书前加上献辞：献给妈妈。

陈村

200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