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其实相当勤奋敬业，在位十四年中多数时间奔走在巡游的路上；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国家统一；攻打高丽是为了消除边境威胁。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可说相当辉煌。然而，尽管有关他的野史那么漏洞百出，人们却津津乐道了千余年；而其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公平地论断。在本书中，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讲述著名『暴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作者『试图通过隋炀帝这样一位个体人物来考察那段重要的历史』，并『写出些一许前人不曾言及的内容』。

隋炀帝其实相当勤奋敬业，在位十四年中多数时间奔走在巡游的路上；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国家统一；攻打高丽是为了消除边境威胁。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可说相当辉煌。即使隋炀帝弑父继位的事情，实际上也并非可以一口断言的史实。然而，尽管有关他的野史那么漏洞百出，人们却津津乐道了千余年；而其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公平地论断。

一 南北朝时期／1

二 武川镇军阀势力的崛起／11

三 隋文帝登场／23

四 隋文帝的家庭／37

五 平定江南／47

六 嫡系争夺的阴谋／57

七 隋炀帝即位／69

八 大运河与长城／81

九 日出之国／91

十 高句丽战争／103

十一 杨玄感叛乱／113

十二 逃往扬州／127

十三 隋炀帝之死／141

十四 新的气息／153

后记／163

隋代史杂考／165

解说／183

杨坚作为皇后的父亲，此时地位急剧攀升，一跃成为朝中重臣。大臣们早就厌倦了天元皇帝不务正业、放荡不羁的样子。杨坚的出现就好像救命稻草，使大家又看到了希望，人们都纷纷投奔于他。可是昏庸的天元皇帝，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猜疑心和嫉妒心。当他发现皇后的父亲杨坚正在逐渐扩张势力，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时，便决定铲除他。

一天，天元安排好一切便宣杨坚进宫，只要他稍有不轨举动，就会命人将其杀掉。可是也许杨坚更是棋高一着，或许他早在天元皇帝身边安插人手，对宫里任何动向他都了如指掌了吧，这天他来到宫里，举手投足都透着十二分的小心，神闲气定、镇定自若。始终没有给天元任何下令动手的机会，最终这次暗杀计划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天元又命杨坚为江南讨伐军总司令，将他派往扬州。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杨坚自己提出要去扬州的。可临行前，杨坚却称患了脚气不得不推迟出征，这托词听起来未免有些过于蹊跷！原来，他早就看出天元皇帝荒淫无度，活不了多久。因此当他早早得知皇帝生病的消息后，便谎称自己患病在身，故意推迟出征。比起天元皇帝，这位皇室外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得更为深谋远虑。

果然就在杨坚借口生病拖延出征期间，天元皇帝果真发病且病情突然加重。杨坚早就收买了天元身边的近臣，那些人一看太上皇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几个人一商量就把杨坚叫进宫来。杨坚则谎称自己是奉皇帝圣旨来宫中探病的，实则召集心腹大臣，一行人急忙赶到宫中，一来便住下不走了。也就在当天，刚刚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病死了，他只留下了一个年仅八岁的静帝。

杨坚封锁了天元太上皇死亡的消息，并假借圣旨颁布新令，对朝廷事务一一做了安排，将所有天下大权及宫内指挥权都揽于自己手中。他先是将自己封为全国军事总监，这个官衔就相当于全军总统帅。接下来，他又下诏召回在地方任职的五位皇室亲信，让他们火速独自进京。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防止了这些人以地方为根据地谋反叛乱。之后他才将天元太上皇的死讯昭告天下，那已是天元死后的第二天。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一封伪造诏书，内称皇帝将一切后事均托付给了杨坚。

诏书中委任他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即可以向朝廷上下所有官员发号施令；“假黄钺”则可代替天子对任何人施以惩罚；“都督中外诸军事”即拥有指挥军队的所有权力。一句话，就是要求所有的官员民众都要把杨坚当做是皇帝的指定代理人，对其必须是绝对服从，如果有人胆敢违背杨坚的意志就是违背皇帝的旨意，会以欺君犯上之罪受到惩罚。

可是，实际上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不是谁定个什么规定就一定能让所有的人臣服。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也许就可以拒绝遵守皇上的旨意。与之相对，拥有天下最高权力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通过实力来证明自己，这样才能杜绝别人的背叛。在当时，有两位颇具实力的军队统帅，他们手握地方兵权，且远离中央控制，表面上遁世超然，实则相当有分量。一位是驻守邺城的尉迟迥，一位是安营于洛阳的韦孝宽。对于杨坚来说此时的首要任务即是必须向他们显示政治实力。杨坚巧妙地利用了两人之间的竞争意识，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

尉迟迥早在少年时期就曾讨伐平定了前南朝领地——蜀（即现在的四川），并将其纳为北周领土，功高盖世。而且尉迟家族盛产美女，他的孙女就是个大美人，曾经得到天元皇帝的宠幸。虽然过程有些不光彩，但最终也算是和皇室扯上了关系，从而稳固了尉迟家在朝廷中的地位。他驻守的邺城从前是北齐国的国都，是山东一带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北齐亡国后，那些曾经为北齐效力的官员一时无所事事，他便重新任命那些失业的前朝大臣，借以收拢人心。这足以显示尉迟迥处事之精明周到。可现如今的尉迟迥已年逾七旬，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已经人老气衰反应迟钝，再也没有当年的英武之势了。

尉迟迥以北周王室第一旧将自称，同北周王室一样，他也不是汉人，因此更有了一份亲近感。虽不是武川镇军阀，但因姻亲关系，和北周武帝成了表兄弟。然而此时出现的汉人杨坚，不曾有过任何显赫的战绩，却能仗着外戚的身份，迅速掌握朝中大权，如今更是骑到了自己头上，这让尉迟迥愤愤不平。于是他暗中开始收整军队以防不测，并盘算着一旦时机成熟，就率领军队一举攻入长安，肃清乱臣，整顿朝纲。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安杨坚的耳朵里，杨坚立刻起用尉迟迥的竞争对手，打算利用韦孝宽除掉尉迟迥。

韦孝宽出身国都长安的汉人名门，在与北齐的常年交战中屡次带兵于战场的最前线，立下无数战功；尤其是在与北齐的最终决战时，更是大显神威、威名赫赫。此时他正为了应对南朝的反抗镇守洛阳，时任洛阳驻军总督。杨坚派韦孝宽赶赴邺城，代替尉迟迥接任邺城驻军总督，时值韦孝宽七十二岁。于是一场生死角逐便在两位七旬老将之间展开。

P27-29

本书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大家，系内藤湖南之后的日本京都学派的二代掌门。其学术研究的触角，几乎涉及汉学沃壤的全部领域。作为日本东洋文化及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敏锐地看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真正的平等睦邻外交正是起始于炀帝执政的隋朝。

于是，作者便“试图通过隋炀帝这样一位个体人物来考察那段重要的历史”，并想通过他专业、缜密和驾轻就熟的“深层次”的探究，“写出些许前人所不曾言及的内容”。

美国汉学家Anhurwright曾经这样评价隋炀帝：“（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写道：“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么，本书的作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本什么样的“隋炀帝传”呢？宫崎教授认为：对于隋炀帝的生平研究，不可单以兴趣为出发，甚至专门为了猎奇而杂说。他强调：“其实，隋炀帝的传记不必借用小说的形式，单单述说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甚至认为反倒是纯史实读起来更有意思、更有厚重感。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便尽可能尊重历史史料。”他希望“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对人文关系的探究”。所以作者“不愿仅只抚摸史料的表面浮尘，更想切人内部做深层次的探究”。

于是就有了《宫崎市定说隋炀帝》这本书。

迄今，对于隋炀帝的生平研究大多数以兴趣为出发点，甚至专门就是为了猎奇。而且这种倾向由来已久，唐朝《开河记》《迷楼记》等小说中所描述的内容几乎原原本本被人们当成了史实。《隋炀帝艳史》或直接称《艳史》，就是这样一本把想象的故事经过加工综合而编出的通俗小说。可是，当它摇身一变更名为《隋炀帝外史》后，就基本被认定为历史事实了。德川宝历年间（175l一1764）日本还出了此书的日译版，并且收入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发行的《通俗二十一史》里。明治二十六年（1893）发行出版的《隋炀帝》也只是它的另一个译本。

其实，隋炀帝的传记不必借用小说的形式，单单述说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甚至认为反倒是纯史实读起来更有意思、更有厚重感。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便尽可能尊重历史史料。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原因在于历史学的复杂性，并不是说要尊重史料，就拿一本《隋书》照葫芦画瓢就万事大吉了，《隋书》本身已经包含了许多野史的记述，前后冲突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就说隋炀帝弑父继位之事，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实际上它并非可以一口断言的史实。就连备受推崇、可信度较高的《资治通鉴》对此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开始根据《隋书》的本纪记录了隋文帝的自然死亡过程，其后根据列传作为异说讲了对惰炀帝弑父篡位的疑惑。我的这本书也大体依照这样的基调来处理。有关这一问题我曾另外做过考证。

有关这一章节，《资治通鉴》的记述非常到位，尤其是在人物关系的把握方面，在写作这本书时也给了我有力的支持。近来的史学家似乎有回避描写当权者、不重视人文关系的风潮，这或许缘于某种误解吧。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对人文关系的探究。理由很简单，所谓人类生活说到底不就是人文关系吗？人文关系当然也应该包含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层面。认知这一关系的变迁过程应该是历史学的重大课题。如此一来，以其中的帝王一族为对象进行研究就再自然不过了，为什么要回避呢！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它做好。这里，我并无意评价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只是想说我对从事这样的研究很有信心，首先我个人今后依然会写，同时也很有信心推荐其他同人也来写。

另外，和本书记述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如下：

布目潮讽《杨玄感叛乱》[《立命馆文学》第二三六期昭和四十年（1965）]

拙作《隋代史杂考》[《史学研究》第七十二期昭和三十四年（1959）四月]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格》[《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五十一期昭和三十一年（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