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堪称《红与黑》的姊妹篇，是作者又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作者以滑铁卢战役前后二十年为时代背景，通过贵族青年法布里斯内心的情感历程以及与几位异性的感情纠葛，深刻地再现了当时意大利，甚至全欧洲的社会风俗和政治风云，表现了在急风骤雨般的变革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态度和命运。无论从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来说，还是从历史的评价来说，本书的重要丝毫不逊于《红与黑》！

本书是《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的又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法布利斯从小赢得姑妈的钟爱，长成英俊青年后赢得很多女人的青睐；他从滑铁卢战场回到帕尔马，当上副主教后，邂逅一个女伶，误杀了女伶的情夫，被迫逃亡博洛尼亚，百无聊赖之际又遇上女歌唱家浮斯塔，演出了一场闹剧式的风流韵事……但这些都不是爱情，直到他锒铛入狱，遇到要塞司令的女儿克莱莉娅以后，才变成了另一个人。司汤达把他与这个高傲、纯洁的姑娘之间的爱情写得催人泪下。此外，书中对滑铁卢战争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成为文学史上的有名篇章。

告读者

上卷

下卷

有一个随着军队一同来到的、后来出了名的年轻的细密画画家，姓格罗，为人有点狂放，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他在那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当时很红的一家)里，听人说起这位肥胖异常的大公的生财之道，便拿起一张印在粗劣的黄纸上的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画上这位胖大公；还画了一个法国兵朝他肚子戳了一刺刀，流出来的不是血，却是数量惊人的麦子。我们所谓讽刺画或者漫画的那种东西，当时在这狡猾的专制统治下的国家里是没有人见过的。格罗留在塞尔维咖啡馆桌上的这张画，就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奇迹，当天夜里被人制了版，第二天卖了两万份。

在同一天里，贴出了告示，征收六百万军税供应法军的需要。法军虽然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但是却缺少鞋帽和衣裤。

幸福和欢乐像汹涌的潮水似的，随着这些如此穷困的法国兵涌入了伦巴第，因此只有教士们和少数几个贵族才觉察到这笔六百万军税的沉重。况且紧接着又加上了许多笔别的税。那些法国兵成天价又是笑，又是唱。他们都不到二十五岁，他们的统帅二十七岁，已经算是军队里年纪最大的了。他们这样欢笑，这样朝气蓬勃，这样无忧无虑，恰好给了僧侣们愤激的说教一个有趣的回答。半年以来，僧侣们一直在神圣的讲坛上说：法国人是恶魔，他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烧光一切，不得不砍掉所有人的脑袋，因此每个团在进军时，队伍前面都带着一架断头台。

在乡下，可以看见法国兵在茅屋门前哄主妇的婴儿睡觉。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鼓手拉起小提琴，凑起一个舞会。四组舞太艰深，太复杂了，连士兵们自己也不怎么会，所以他们没法教当地的妇女们，倒是她们来指点这些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诺”、“莎特莱罗”以及其他的意大利舞。

军官们尽可能给安排到有钱人家去住，他们也的确需要好好养息养息。譬如说，有个叫罗贝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券，到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里去住。这位新征人伍的、相当机灵的年轻军官跨进府邸时，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那是不久以前他在皮亚琴察④领到的。冲过洛迪桥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英俊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黄土布长裤，再没有比这条裤子来得更是时候了。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呢军服的袖子用线缝在夹里上，才勉强把破成一块块的料子连在一起。不过，还有更惨的呢：他那双皮鞋的鞋底也是用在洛迪桥另一边的战场上拾来的帽子裁成的。这两只胡乱凑合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绑在鞋子上，因此府里的总管来到罗贝中尉屋里，请他去和侯爵夫人一同用晚饭的时候，他可真是为难死了。好在这顿要命的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设法把军装又补了补，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局促不安过，”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以为我要去吓唬她们，其实我比她们哆嗦得还要厉害呢。我看着我的鞋子，真不知道怎样走才显得文雅大方。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着说，“当时正美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您是见过她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而且像天使般的温柔；漂亮的头发是深金黄色的，把一张迷人的鹅蛋脸衬托得千娇百媚。我住的那问屋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简直就可以说是她的肖像。幸亏一见之下，我就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⑧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只是些丑陋、悲惨的景象。我鼓起勇气，跟她说了几句话，表示心头的喜悦。

P5-6

《帕尔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继《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发表)与《红与黑》(一八三○年出版)之后司汤达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是玛丽一亨利·贝尔的笔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南方的一个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城市里。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汤达的笔名写下了《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作品，尽管他当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需官，并且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现在不见得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吧。一八四。年十月，贝尔为了《帕尔马修道院》在给《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他还在信上说：“一百年后，谁还说起维莱尔先生、马尔蒂雅先生?即使达莱朗先生，也无能为力，除非他留下一部《见闻录》，而且还要真好才成。”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对那些显赫一时，然而无所作为的显宦却是十分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