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作为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曹操推动着时代的车轮，让它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前进。

曹操被后人诬陷为“乱臣贼子”，但他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并非大奸大恶。他的行为方式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准则并不冲突，但又为什么会为后代所不容呢？

曹操不是三国乱世的开启者，也不是结束者，而是让这个时代从纷乱走向平稳、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规划者。他一生都在思索怎样消除割据、结束战乱，并留下了一整套可行的制度，让后人继续实践自己的汁划。

作为军事家，曹操以一次次成功的战例，让人看到了北方统一的来临、全国统一的可能；作为政治家，曹操励精图治、改革弊政，让僵化的政治体制出现了新的生机；作为文学家，曹操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叹着民生的艰辛、战争的无情。他希望天下能够早日从分裂走向统一，而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愿望，更是百姓的呼声、时代的趋势。

曹操不是一个天真的空想家，而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为了理想，他可以暂时隐忍；为了信念，他可以低声下气。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曹操以他超人的魄力与过人的胆识，大刀阔斧地割除了那个时代的毒瘤，使这个黑暗的年代朝着稳定、统一的方向发展。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骄子，但后人对他颇有微词。其实，他为人诟病的地方，正是那个时代的缺陷。他改变了那个时代，却没能改变自己。

东汉残局：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百足之虫与政治群狼

●谁把东汉变成瘦死的骆驼

●吃唐僧肉的“先驱”

●末日王朝的“终结者”

逆境中崛起的霸主

●宦官家庭的叛逆青年

●从少年游侠到“乱世之奸雄”

●借助同盟者壮大自己

●拉大旗，作虎皮

●经济与人才两手抓

高举皇权大旗的霸权主义者

●令人垂涎的尊位

●被虎狼追逐的末代皇帝

●皇权投资的回报

●空头皇帝的现实功效

难测的胜负玄机

●军事家的“无米之炊”

●恩怨与利益夹杂的战争

●私欲引发的耻辱之战

●功败垂成的统一之战

●割须弃袍定关中

大度与狭隘：乱世造就的双重性格

●贵族家风熏陶出的名士

●背叛友情的无奈

●走向霸权：与“游侠”好友决裂

●与对手惺惺相惜

●时代造就的双重性格

铁血政治与枭雄胸怀

●坚决清除负面榜样

●舆论底线不容动摇

●政治路线不容怀疑

●自伤臂膀的无奈

人才攻略与兴国战略

●不拘一格的人才攻略

●抓大放小的人才观

●才智发挥最优原则

●人才兴国的双赢战略

●才力如何拉动国力

无法跨越的时代鸿沟

●不越雷池的苦衷

●操纵傀儡的便利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充满疑虑的试探

●黄袍为何无法加身

后记

东汉献帝年间(公元190年—公元220年)，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

民谣中，“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这首民谣是东汉人民对董卓的基本评价，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对东汉末年政治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董卓是何许人？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如此痛恨他？他对当时历史发展进程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记载：“(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颖。”

董卓的父亲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凉州的陇西临洮是分不开的。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记载：“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堍，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这里所说的“西州”，就是凉州。

《后汉书·虞诩传》记载：“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人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

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争战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墒”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这种“边鄙”环境孕育了董卓的才能。

《后汉书·董卓传》中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犍，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鞑’。”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而且以此扬名，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记载：“(李)健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催是日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的人们看做“边鄙”，李催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与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的人物。李催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对董卓的家世和成长地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缴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键，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日：‘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从这段关于董卓出身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董卓生活在西北边境，风沙磨砺出他一身过人的胆略，有着雄浑的尚武精神，超强的武艺，这使敌友在充满仰慕之情的同时对其又有三分畏惧。然而，无论在羌人还是汉人心目中他都拥有崇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靠豪爽、义气来树立的。董卓并非出生于世家大族，需要靠耕耘度日。但是，当羌族朋友来到家中，他毫不犹豫地把耕牛宰了款待朋友，结果他的一头耕牛换来了上千牛羊的回报。后来董卓投军，攻击背叛朝廷的羌人，因为军功而受赏，他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将过错归于自己，把功劳奖赏让给士兵，九千匹缣毫不犹豫地分给跟自己出生人死的将士，从而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P18-21

在中国历史上，曹操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传奇人物。

由于小说和戏曲的宣传，曹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奸雄”，歪曲了曹操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可喜的是，曹操的真实形象并没有完全被他的戏剧形象和文学形象所掩盖，有识之士还是能够在读史时领略他的风采。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曾经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政治家的霸权理论

之所以说曹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原因便在于他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他在这些改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大家风范。

在社会层面上，两汉(西汉与东汉)是一个贵族与豪强共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出身是铁定的标准：如果出身于名门望族，就会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如果出身于平民家庭，即使有非凡的才能，在起跑线上也落后贵族子弟一大截，也许一生拼搏的结果也只是成为政坛上的次要人物。到了东汉后期，这种平民与贵族豪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十分突出，很多政治上的反暴政、反外戚事件，都包含了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内容。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有效的调整，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不同阶层之间的长期对立与斗争之中。东汉末年的一些士大夫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是他们找不出解决的方案。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曹操。

曹操以“求贤三令”确定了不以出身、门第、道德而以才能作为做官标准的原则。这一原则，打破了出身的壁垒，让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他解决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和平的，而不需要通过流血的革命与屠杀。

在世界历史上，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程中，往往要通过革命或战争才能实现平民与贵族的对等权利。然而，在公元3世纪前后的中国，曹操就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而且损失极小，受到的阻力也不大。

在政治层面上，东汉王朝一直强调道德的榜样力量，可是政治家的整体道德水平却并不很高，相反，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沽名钓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有的人号称孝子，但事实上不侍奉双亲；有的人号称秀才，却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东汉末年的一首童谣中就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正是因为政坛存在着这种“名不副实”的问题，使东汉后期的政治风气日益腐朽。这种情况长久得不到改善，形成了恶性循环，很多大臣只关心个人的地位而无心考虑国家的兴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扭转政坛的风气，如何使官员廉洁奉公、守法自律，就成为政治上要解决的大问题。

此类问题在西汉末年也出现过，当时的一位理想主义者王莽试图用道德的感召力来影响官员们，却遭到了惨败。事实上，政坛中的行为规范，就是以他律为基础的自律，靠道德搞自律，是行不通的。

曹操洞悉了这一切，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法治”。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一切以法律为裁定原则，取消自律的合法性，强调他律的神圣性。于是，一大批“假冒伪劣”官员纷纷落马，一时间怨声载道，但曹操不为所动。结果，曹操的“法治”原则使北方地区的政风政纪得到改善，各项政策与法令顺利地推行，政治逐渐变得清明起来。

政治枭雄的文人风骨

在文化层面上，特别是文化心理层面，两汉由于儒学的发达，士大夫对一些行为方式比较抗拒，比如“言利”、“阴谋”、“法家”。言利，就是不谈道德教化，只讲如何获得利益，特别是经济与个人政治地位；阴谋，就是不按照社会上通行的、公开的原则办事，而是使用一些政治手腕；法家，就是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将其凌驾于儒家的思想原则之上。

曹操的身上，集中了这些被汉朝士大夫所抗拒的各种行为方式。他不是空谈家，空谈不是他的爱好；他崇尚实干，因此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与条条框框；他好言利，而且开诚布公地表现出来；他耍手腕，对一些用常规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借助于暗箱操作与阴谋手段；他是一个被视为“法家”人物的人，对儒家思想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不仅以法律来规范，而且以法律的形式来贯彻、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曹操不但亲身实践着这些行为方式，而且以他手中的权力，倡导这些行为方式，使之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从而改变了几代人的文化心理。在曹操所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崇尚法治、重视实干、好谈利益的人，他们成为三国时期几个政权的中坚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诸葛亮、周瑜和司马懿。

他改变了一个时代，同时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谈到三国时代，人们马上就会想起诸葛亮和曹操，而不会想到汉献帝和刘禅。

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中有如下的词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他的心目中，曹操是一个指挥若定的诗人，一个举重若轻的领袖，一个雷厉风行的英雄。

确实，他以独特的气质和魄力，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也成为艺术家们竞相塑造的人物。不过，因为他违反儒家行为规范的一系列表现，使他受到历代文人的诟病，这不仅是他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困境。关于曹操对于文学、艺术的改造以及相关的评论，就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仿佛任何时代都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才会有英雄人物破土而出，而那些英雄人物也只能消极地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自己不能做越雷池一步的事情。

其实不然。所谓时势与英雄，本就是一体的。时代所能提供给英雄人物的，不过是一个舞台，而且是一个缺少主角的舞台；而英雄人物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时，舞台并不给他们提供现成的剧本，一切都要靠他们自由发挥。

所谓时代，就是一个没有剧本、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的舞台，如果没有英雄人物的登场，这个时代将一片混沌。因此，真正体现出一个时代意义与主流的，正是在舞台上备受瞩目的英雄。

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有抱负的人，有成就的人，更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处于崩溃边缘的东汉王朝可以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形容。官僚机构日趋腐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地方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这样的时代，急需一个能够使社会从动乱走向安定的主角。

然而，董卓、吕布、袁绍这些豪强霸主只想让自己拥有一个安稳的宝座，于是，他们疯狂地挖着本就十分虚弱的东汉王朝的墙脚，让这座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轰然倒塌。

在倒塌的废墟中，曹操走了出来。他最初的志向，就是重建一座大厦。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一次次修正自己的理想。最终，他没能成为治世之能臣，只能成为乱世之奸雄。

在成功之路上，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践踏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以胜利作为唯一的准则。阴谋、屠杀、非正义战争成为他的惯用手段。

在称霸之路上，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尽了世间的胜败得失。徐州、宛城、赤壁、潼关，每一次战场上的惨败，在他个人的心中，都要比那些漂亮的胜仗更值得回忆。

在志得意满之时，他也深深知道，自己并没有建立坚不可摧的基业，更没有开创万世不变的盛世。于是，他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谋士产生怨恨，他每每自责，更对谋士猜忌。

在政治行为中，他不容个人情感的存在。即便是最心爱的儿子、最宠爱的妃子、最贴心的臣子，一旦触犯了他的政治底线，都要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要留下血的教训。

这些，都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些侧面，一些零星的外在表现。他孤独而又神秘的内心，我们无法真正知晓，只能通过这些外在的表现去猜测。

究其原因，这虽然是一个需要英雄做主角的时代，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所以，如果真正的英雄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最后不是会变成堂吉诃德那样的疯子，就是会变成李尔王那样的痴人。曹操很明智，他没有坚持做英雄，而是蜕变成了霸主，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