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的独立人格
一对情侣是一种情感组合，一对夫妻则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要生儿育女，把婚前的“我”变成“我们”；
一对同性恋的情感组合，是情投意合，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将“我们”还原成同性的“我”。
这当中，情感、心理、精神，同性恋者要去体验多少酸甜苦辣。这对以爱情为前提的同性恋者，不会爱上有优越条件的异性，而只爱他们有感情的同性。他们的“爱情辩证法”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近年来，我国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关注日益增多，但对同性恋者还缺乏了解。这是由长期以来人们对同性恋存在着恐惧心理，将同性恋视为道德败坏的认识所造成的。部分专家认为，同性恋是“舶来品”，是同性间的道德败坏的行为。尽管医学界做出一些努力，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消极看法，阻碍了他们言说自身的健康问题。
青岛大学医学院性健康中心主任张北川教授所设立的同性恋健康网站，为同性恋者的沟通创造了机会。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同性恋者的健康问题堪忧，其影响因素涉及诸多方面：烟酒嗜好、精神抑郁、家庭暴力和神经症，造成他们人身伤害和自杀事件屡屡发生。
调查发现，同性恋者对寻求医疗机构的帮助态度是消极的。他们隐瞒医患交流，在同性恋者当中，各种疾病出现许多诊断和治疗上的偏差。女同性恋者认为，女人只要不和男人发生性行为就不会得病。几乎所有受调查的女同性恋者的性活动，都未采取过任何保护措施。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男同性恋的性生活相对活跃，他们经常出现在各种聚会和活动中，连接同性性活动与异性性活动的网络，从而存在着性传播交叉感染和艾滋病毒传播的危险性。
目前，在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还主要来源于社会和家庭。全国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有1000万是女同性恋者。正因为女性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她们许多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女同性恋者面临着要建立家庭；有的已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但许多女同性恋者瞒着丈夫，在外与女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只会把社会压力转嫁给个体的婚姻家庭，其后果导致女同性恋者很难履行婚姻的义务，使双方都痛苦不堪，酿成悲剧。
张北川教授分析，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异性配偶是受害者。而同性恋者被推到这种地步只有两条路：要么做“好女人、好丈夫”，心甘情愿建立家庭，为丈夫或妻子及家庭付出；要么抛弃顾虑，去追求同性的爱情。这样有两个结果，其一，被称为性格变态的怪男女，即使事业成功也难以填补内心的孤独；其二，被称为道德堕落的坏男女，将一生背负人们唾弃的坏名声。
这当中，还有更可怕的是隐藏在女同性恋中的家庭暴力。夫妻感情不和睦，丈夫对妻子性生活不从的殴打。还有的丈夫向双方家庭、单位、社会散布妻子同性恋的行为，以寻求外界的支持，更加伤害了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导致女同性恋者只能长期忍受家庭的暴力，矛盾激化，酿成杀人或自杀的血案。
还有的同性恋者采取家庭“冷战”，他们敏感自尊，讲究公众形象，性生活不和，难以讲出隐私。出现冲突时，为了面子，维持婚姻家庭形象。“冷战”愈持久，积怨就愈深，更无调和余地。许多同性恋者表达的愿望：心理压力太重，有的想寻短见，但离不开亲人，只好抱着一线希望生存下去；还有的同性恋者产生出家当和尚、当尼姑的愿望，造成了沉重的负罪感。
采访中得知，虽然同性恋者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受到排斥，生存极其困苦，但发展到今天，他们还是从家庭、社会的窘境中走过来了。
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同性恋者公开活动，是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少数与国外有联系的北京女同性恋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她们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上交提案讨论女同性恋问题。此后至1998年，一名在北京居住的英国女士苏茜，公开在自己家里举办过小型女同性恋聚会和交友沙龙。
1998年夏，一些男同性恋者，也仿效开始在北京组织召开首次全国同性恋研讨会，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50多名同性恋代表参加，其中有10名女同性恋者。会议的主要讨论议题，是加强同性恋组织建设问题。
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女同性恋沙龙聚会。一位女大学生的同性恋者感慨地向我说道： “我们女同性恋的群体没有遭受到男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压力，所以得到社会的关注不够。这反映了中国不等到问题成堆。不会重视的现实。”另一位中年女士插话道： “女同性恋的情感是我们女人生活的全部，但在男人生活中占不了多大位置。面对这么大的社会压力，我们还是想明白比不想明白的好，不想明白的人还误认为我们仍在男女的爱情当中。到今天，我们也不敢保证同性恋人不变心。我们同性恋在追求那真实的爱情，又有什么可责难、怪罪的呢?……”
临别，她们都流露出对新闻媒体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们希望媒体对此做出公开报道，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她们；另一方面又害怕报道以偏概全，反而使人们更增加对女同性恋认识的误差。使她们付出更加痛苦的代价，陷入永无休止的论争……
P17-19
当这部书稿写完即将交给出版社的编辑时，心中更多的不是快慰，而是惆怅；不是如释重负，而是意犹未尽。我知道自己还将以“中国法制报道”为题材继续努力创作更多的作品。
但回想起来，人生苦短，在我沉醉于上述法制题材的写作过程中，我认为，自己是在渐近生命的本源，一切的欣喜与悲凉皆由此而来。与其说生活磨炼了我，倒不如说我所选择的法制文学博大无垠，使我在20多年法制记者的生涯中，领略了中国改革和民主法制的进程。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政法报道工作至今，从写法制报道、法制小说和法制电视剧剧本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将永远地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鼓与呼。
我不敢奢望创新，每人每天的人生之路都像一本小说，它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和离奇的故事。我在本书的采访和创作中，以一名法制记者的视角，力图真实地记录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与事。并把整个身心投入到被访者经历的故事中去，感悟其中的正义与邪恶、悲情与喜悦。而今，在通读整理完的书稿时，轻松之余，我又感到了许多的遗憾，特别是对事件还缺乏法理上的深度分析，有些内容还浅尝辄止。因此忐忑不安，不知本书将得到读者怎样的评价。但不管怎样，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能给人以启示，唤起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思索。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书中对当事人均采用化名。
最后，在本书付梓之余，我被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捷主任的孜孜不倦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她与我多次讨论沟通，商讨选题，促使我在采访中寻找准确的主体意识，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本书还得到了《法制日报》社刘迪一、雷晓路等领导的鼓励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卫生部、中国性医学会、香港善导会、云南省禁毒委、山东女子监狱和云南边防部队等有关部门对本书采访给予了大力协助，并提供了数据资料，赵肖俊、徐雁、王斌堂等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冉多文
2007年3月于海滨青岛
孜孜追求着实践着的心路历程
收到冉多文先生沉甸甸的一摞书稿，我的心不禁为之震动。
多文，作为《法制日报》的一名资深记者，在出色完成业内报道任务的同时，以其独特视角与感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十分严肃的态度，关注一个个社会热点的事件，写成对涉及社会各层人物和犯罪分子心理剖析与现实重要案件的如此长卷，展示中国社会的又一层面，发出警示社会的呐喊，我由衷佩服。
黑格尔老人说：“用什么样的头脑研究现实，这对于经验具有巨大的意义。伟大的头脑做出伟大的经验，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多文在这里所采访到的，有风和日丽，有凄风苦雨；有似水柔情，有血腥杀戮。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善良与凶残，在这里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这种对比与反差，在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叹为观止。扑朔迷离的案情，物是人非，人是物非的场景；似花非花，是雾非雾，真相被掩藏，人性被扭曲，混沌沌，乱哄哄，非理性，费思量。探究其间，他真真地写出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长期的法制新闻工作实践，使我本人和记者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每次采访，亲临那血腥与肮脏，与丧尽天良的罪犯或犯罪嫌疑人‘‘促膝长谈”，了解那些罪犯或者被告人的全过程；为了写作，审视那血腥与肮脏，探究那些变形人的嘴脸与灵魂，挖掘他们沉沦的土壤与根源，也是我们心胸不时受到震撼的过程。无论他们的残忍，无论他们的忏悔，无论他们的疯狂，无论他们的泪水，都使你不得不置身于属于他们的那个变形世界。但是，我们又必须冷眼观之，为之所动，又不为所动，且需从中悟出些真谛来，以自己的所动再去以文图感召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历程啊!
实实在在地说，能将这整个过程顺利完成、将其中的诸多元素有机地结合并最终拿出像样的新闻作品，并非易事，且不是所有法制新闻记者都能一挥而就的。
本书作者是一位用心良苦者，一位刻苦耕耘者。多文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出色法制记者的才华与新闻功底。尤其他的敏锐，使他能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用独到的视角，从社会问题的难点入手，去挖掘社会底层的困惑，来加以论述剖析，向社会提出一个沉重的警示。在这本书里，他涉猎法制的方方面面，以他直逼人心的魅力，用唤起民众的思索，告诉人们一个个令人感喟的故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案件是释法、宣传法制的有效栽体。记住历史，包括解读重要案件中的教训，是帮助人们学法、用法、守法、护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记录历史、解读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案件，恰恰是法制记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不久前，多文走上了新岗位，出任(香港)时代卫视(TIMES TV)董事、执行总裁，他所写的这部作品，就其时效和篇幅而言，毫无疑问是他工作任务之外的“副产品”。将它们撰写出来，发表出来，不是为着好玩，哗众取宠，个人出名，而是为了实现一种责任，为了警示人们。
本书中的作品，篇篇都具有翔实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背景，饱蘸的激情，都是经作者深入采访，查询史料，有根有据的。许多篇章都如实记录了作者与被采访者的一问一答，现场感很强。而作为“警示录”，书中又有大量的“点睛”之笔，包括作者直截了当地夹叙夹议，使主题得以升华，振聋发聩。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引用宋词名句说过的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以为，这也正是多文长久以来孜孜追究着实践着的心路历程吧。
陈应革
2007年4月于北京
作为《法制日报》的一名资深记者，本书作者以他独到的视角，从社会问题的难点入手，做了大量深入的采访，去挖掘社会低层的困惑，并加以剖析，以唤起民众的思索。
本书讲述了十几个令人感喟的真实故事，涉及法制的方方面面，无论从《解读三千万同性恋者的世界》、《共和国，谁来执行法律的统一?》、《立法：撬开医疗鉴定暗箱》到《“人性边缘”的女囚》，还是《自杀：生死边缘的沉重话题》、《浊流暗涌的贩婴》、《探寻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支点”》，都情节起伏跌宕，悬念丛生，为读者解读了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本书以一个法制记者的独特视角与感触，真实地记录了当今中国的社会民情和热点事件：解读3000万同性恋者的世界；试问谁来执行国家法律的统一；探究自杀的沉重话题；撬开医疗鉴定的暗箱；触摸文身的人生“印迹”；拯救吸毒者的灵魂；寻找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支点”；关注“人性边缘”的女囚；……
本书在为读者解读中国社会另一面的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了警示。
本书中的作品，篇篇都具有翔实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背景，饱蘸的激情，都是经作者深入采访，查询史料，有根有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