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较翔实地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或更早期的丽江风情。举凡民族、宗教、节日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无所不包，是一本不可多得亦可算为最早的丽江风情录。作者本人宣称他写这本书是坚定地作为丽江纳西人中的一员来陈述的，可以使读者与他一起步入这块有着“天堂的景色”乐土，并与各民族兄弟姐妹一道共同赞美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善良和进取向上的人民的这块土地。

丽江地区是一块神奇、美丽而宁静的土地，位于滇西北高原，在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交汇处。它与大理、迪庆、怒江、四川毗邻。地区所在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丽工县。半个世纪前，俄国人顾彼得来到丽江，被这里世外桃园般的宁静和谐却鲜为人知深深感动，称之为“被遗忘的王国”。

书中较翔实地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或更早期的丽江风情。举凡民族、宗教、节日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无所不包，是一本不可多得亦可算为最早的丽江风情录。

绪言

一 随马帮到丽江

二 初识丽江

三 丽江的集市和酒店

四 与纳西人的深入交往

五 开办合作社

六 我在丽江的医务工作

七 我眼中的纳西族

八 丽江及其周围地区的藏族

九 丽江坝的普米族、彝族和白族

十 喇嘛寺院

十一 捉弄人的鬼

十二 殉情和东巴仪式

十三 丽江的婚俗

十四 丽江的节日

十五 纳西族的音乐、美术和悠闲时光

十六 工业合作社的进展

十七 鹤庆匪乱

十八 在丽江的最后时光

初识丽江

翻过山口向下走，啊，美丽的丽江坝，使我为之倾倒。每当春季里我走这条路来到丽江时，我都赞叹不止。我得下马凝视这天堂的景色。气候温和，空气芳香，带着一股从耸立在坝子上的大雪山传来的清新气息。扇子陡峰在夕阳中闪烁，仿佛耀眼的白色羽毛在顶上挥舞。那上面风暴怒号。雪花漫卷，犹如帽中绒毛。下面却一切平静。一片片的树丛，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和羽毛般的竹林相互点缀。而这一切都隐蔽在分散的小村落里白色或橘黄色的房屋背后。玫瑰花遍地都是。篱笆是由大片大片的小双朵白玫瑰编织而成：大朵白色、粉红色和黄色攀援玫瑰花，垂挂在树上和屋檐上，矮小的单棵玫瑰遍布于草地和空旷处。香味压倒一切，沁人心脾。田野里冬小麦绿油油的，水晶般明澈的冰雪溪水潜流其中。深水植物像一束束发丝在水中飘荡。来自冰川的水分流成无数小溪沟渠，使丽江坝成为世界上灌溉最便利的地区之一。小溪急流淙淙，百灵鸟和其他鸟类的啼叫声如同神灵的音乐。乡间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村外。

丽江城是看不到的，它隐藏在一座小山背后，小山顶上一个红白色的庙宇清晰可见。在丽江占支配地位的纳西族农民们成群结队地赶集回来。谈笑风生的男女牵着马匹，在老远处我们就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和歌声。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认识我。他们的问候发自肺腑，充满欢乐。回家前他们习惯在城里渴酒，因而脸色通红。用土坛子装的酒用马驮着，或由妇女用篮子背着，准备在山里寒冷的冬夜到来时享用。一群小伙子穿着短裤和麂皮褂，从一个拐弯处背后上来，吹着芦笙唱着歌谣。他们是阿托里人(一个生活在南山深处的神秘部族)他们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前头有一阵杂乱的响声——铃子的叮当声、铁器的铿锵声、喊叫声和牲口的踩踏声。那是从城里出来的一队藏族马帮。不久，马帮的主人骑着肩宽体壮、粗毛蓬松的矮种马来了。他们是两个藏族绅士，穿着华丽的红色丝绸衬衫和厚实的上衣，腰间系着彩带，头戴绣金宽边帽。

“你们上哪儿去？”我用藏语向他们问候。

“去拉萨。”他们咧嘴说。然后其中一个用漂亮的英语说：“先生，请抽支香烟。”并且递给我一盒菲利普·莫里斯牌香烟。

 他们慢慢前讲，不一会马帮跟上来了。我们拉马到路边以便马帮通过。藏族马帮不像下关到丽江的白族马帮，他们悠闲地行进，没有猛烈冲撞的危险。骡马进人西藏不驮140磅至180磅重的驮子，而只驮80磅至100磅；他们不像白族马帮一样钉马掌以防马在石头路上滑倒。藏族马帮一天能走的路程是很短的，20英里为限。牲口得到很好照料，总是显得膘肥体壮，养得很好。从丽江经过拉萨到卡里姆邦三个月的跋涉，如果要牲口存活下来的话，驮子轻、路程短和饲料充足是必要的。途中没有大道，只有一条要攀登的弯弯曲曲的山路，通过阴暗多石的峡谷，沿着陡峭的大山忽上忽下，涉过咆哮的冰川溪流，有时跋涉于危险的山地泥潭沼泽中。骡马到达目的地时都已精疲力竭，马蹄破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我们遇到的马帮和任何其他典型的藏族马帮一样。头骡戴着面罩，上面用绿宝石、珊瑚、紫水晶石和小镜子作奢华的装饰；耳边有红色丝带。头骡上有一面三角黄色旗，作绿色锯齿状镶边，暗含的藏语意思为：“丽江——卡里姆邦直接运输线”的传说。每20匹骡马为一组，由一个步行的藏人看管着，这藏人扛着枪，带着一只脖子上套着红色毛织花环的大藏狗。

当我们路过城郊的村子时，酒店里的妇女向我们挥手，要我们喝杯酒。我们在每家酒店喝一杯，以免得罪她们。在邻居们的招呼声中，我们已慢慢爬到半山腰，进人大门来到一个满地是花的院子。我们到家了。

我们的房子是旧的，但是它还完好宽敞。丽江房子都是两层的，盖有三方或四方边房，或者更多。不管大小，建筑式样都是一致的。下半截用土基砌成，按照主人的爱好，外面粉刷成白色、橘黄色或淡蓝色，用黑色或蓝色线条勾画出优雅的镶边。中央是石板镶成的院子，有三条石头镶边的高出地面的花坛。每方楼下的中屋有四至六扇雕刻精美的合门。其他房间有雕花窗或花格窗。房间后面安上护壁镶板，遮盖住难看的土基。上头这一层是个宽大的房间，但有的相当低矮。这一层房屋可以随意分隔成许多小房间。因为纳西族很少有人喜欢住楼上，所以楼上通常作为粮食、庄稼和货物储藏室。由于屋顶没有天花板，板壁又没有高达屋顶，所以屋内微风习习。后墙上只有几道窗子，而前面则有一长排窗面对院子，稍微朝上倾斜就可以打开。由于没有窗玻璃，花格窗上只糊着薄绵纸，就像日本房屋的窗子，所以夜晚从雪山上怒吼而下的冷风吹来时，很难御寒。屋顶用沉重的土瓦盖成，依照汉族的传统式样，角落处稍微朝上卷起。所有的瓦都是灰色的，可是有时边缘上的白色线条会打破灰色的单调感。

才到丽江的人要找一所房子住是相当困难的。至多能和房主人分住一方或两方耳房。由于厨房难安排，有小孩打闹，还有人盯着看，这很不方便。P30-33

1901年，我出生在俄国。20世纪初以来席卷全世界的大动荡，震惊了少年时代的我。变化如此突然而剧烈，以致我从不认为我的人生是连续而有序的；相反是一系列相互无关的生活片断。然而岁月不能冲淡我对少年时代的记忆。我两岁时父亲去世了，由于我是独生子，我就成了母亲专心照料的对象。我母亲是个相当聪明而敏感的女子，对文学、音乐和自然美有浓厚的兴趣。我总觉得她有点远离于众多亲友，可能是因为在聪明才智或见识广度方面没有一个亲友比得上她。她能写诗作画，且很有灵感，所有这一切使她——最后连我也被吸引住，于是疏远了其他家庭成员。在她的朋友之中，许多人是她那个时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这可能与我受教育的方式有关，我受教育的方式被认为是很特别的，接连由许多家庭教师来教我，其中包括一位哲学家和一位通神学者。虽然那时我还很小，我清楚地记得莫斯科的生活充满活力，不同于巴黎优雅宁静的生活。

我从小就对东方充满兴趣，特别是对中国、蒙古国、土耳其斯坦、中国的西藏感兴趣。这肯定是血统上的关系，并且毫无疑问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统。在上一个世纪里，我母亲的父亲和祖父是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的马队去到科布多和基雅塔，甚至远至杭州采购中国茶叶和丝绸。他们来回过蒙古，进行牲畜贸易，并与西藏进行：草药、麝香和藏红花买卖。当我问世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那段发迹史的唯一遗老就是我外婆帕拉吉，她活到97岁高龄。在漫长的冬季夜晚，她常跟我讲很长很长的故事，叙说她丈夫和他的父亲怎样旅行到中国和蒙古以及其他神话般的国度。那些国家曾经被普列斯特·约翰和成吉思汗统治过，我睁大眼睛听着。她四周是旧茶叶盒子，上面有中国仕女画，画中美女端着精制的茶杯，给蓄有胡须、手摇扇子、戴有头巾的中国达官贵人献茶。盒子上印有文字，如像“红梅香茶”。在她房间里的温暖空气中飘溢着这些罕见名牌茶叶的幽香。靠墙而立的保险箱里放着奇异的蒙古和西藏的毯子，马队用的蒙古茶具摆在屋角里。我还看到萨满教用的鼓和笛挂在墙上。这就是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旅行所留下的一切。那些旅行者们早已死去。

我很高兴帕拉吉外婆刚好在革命前去世了。她已经是半失明，并且不能走路了。可是当她谈到她喜爱的往事时，头脑仍然很清醒。接着革命来了。我和母亲决定离开俄国。我们乘火车跑到土耳其斯坦，在撒马尔罕和布卡拉见到的尽是恐怖的场景和流淌的鲜血。从那里到中亚的道路已被封锁。我们回到莫斯科，又转到海参崴，并在那里呆了一年。在路上我们又碰上了有名的捷克起义，数月后才得以通过。最后我们来到上海。

1924年我母亲去世，我想她的逝世是难免的。在悲伤中我去到杭州附近有名的西湖，在那里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一个道士。我们的友谊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已经熟悉汉语。他带我到他在的寺院去，这个寺院坐落在离城几英里外的一个山顶上。在寺院里，他把我当作最亲的弟兄来照顾，寺院住持以极其理解的态度接待我。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好像被施了魔法般得到了安宁，心里的创伤似乎痊愈了。

数年来，只要一有空，我就离开上海继续去拜访那古寺。起初我在上海给商号当专家，鉴别中国文物、玉器和名茶，以此维持生活。1931年我加入美国捷运公司，充当旅游服务员，陪同大批顾客到中国、日本和印度支那。

作为一个有名的旅游公司的年轻工作者，离开灯火辉煌的“东方巴黎”——上海，到寺院休养，可能显得有点奇怪。可是正因为以旅游特征为主的极度欢乐的上海之夜，我才不得不退却到这样一个隐蔽处，以求恢复平静，并且重新获得镇静和力量。

我刚到美国捷运公司办公室没几天，一个美国百万富翁和他的妻子还有姨妹要我带他们去北京。首先，这位百万富翁要求我买足够的酒和食物以备旅途之需。令我为难的是，他递给我一万元的中国现钞。我很难把这一大笔钱塞进衣袋中。我预备了一个船舱的东西，24箱香槟酒、各种水果和罐装的美味食品。不幸的是，当我们出航时，起了大风，轮船猛烈颠簸，几箱香槟酒被甩下来，船舱门猛地打开，酒瓶在交谊室地板上到处滚动，甚至冲下过道，撞在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富于幽默感的百万富翁却很高兴。首次旅行给我树立了威望，我成为情趣相投的旅游随从。这真是怪事。

接着有一位75岁的古怪的美国飞行员，长长的白胡须快垂到膝盖。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飞机螺旋桨在手里挥动着，口里喊道：“我是飞行员!”他在远东寻找世间的乐园，这是他真正的古怪爱好。我们飞到兰州，坐的是一架小型德国运输机，因为当时中国的航空系统还处在初期阶段。后来我们去到北京，老飞行员在其他观光者中跑动着，在他们面前快速转动他的小螺旋桨，喊着，“我飞了，我飞了，你们看，像这样”。他包了一架飞机飞到长城，带着几个记者，并且给德国飞行员作了秘密指示。飞机旋转俯冲，有时长城出现在我们下方，有时在我们头顶上，有时我们似乎就要擦着城垛。这是观看长城的非同寻常的方法，吓得记者们脸色发青地坐着。

在这段时间里，我广泛地旅游，因为有常规行程和夏季巡游，还有许多专程旅行。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编者注)前，中国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我也独自旅行，通过我那位西湖朋友的介绍，经常住在道家寺院里。我在强大的唐朝首都西安度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当时的要塞潼关呆了一些时候。我时常向我的老师傅即寺院住持说起，我渴望到中国西部去，到很少为汉人和外国人知道的遥远的西藏去生活。可是他总是说时候未到。后来，日本人又占领了北京和部分上海地区，这位师傅告诉我时机到了。可是怎么去呢？在战争期间我不能独自去那里。后来突然有了个参加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机会。我又一次请教寺院住持，对于我在今后的七年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作了详细的预言。后来一切都按他的预言发生了。

1939年9月，我作为合作社的一员，从上海出发到重庆，这是长途旅程的第一阶段。

中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要到达重庆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我乘一艘荷兰船到香港，再从那里乘一艘小法国汽船到海防。我的行李多，负担很重。在海防我碰上一些传教士，他们要随南京大学师生疏散到成都去。他们带有许多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有科学仪器和其他技术用品。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大学去。海防是个嘈杂混乱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