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题是一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她深深地凸现了恐怖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的氛围特征，让我们联想到，在那样的年代里，杀戮和摧残不仅仅发生在监狱，艺术才华的被威胁和剥夺同样等同于死亡。小说的主线用三位女性贯穿，展现了三代人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选择，用道德的棱镜对时代体制发出批评，对沦丧的道德墟土发出绝望的呐喊。

《洪水之后》写于1969年，是作家心理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黑色之星》（1982）。《名为伊甸园的儿童福利院》（1998）。作品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从个体的角度富有启发性地展示了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所谓“正常化时期”的时代进程。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位离异的母亲，左翼女画家西尔薇·多纳特，因个人生活的感情纠葛，加之那个时代理想的幻灭和社会价值观的触礁，深陷艺术危机，最后导致精神崩溃——淹没在精神的巨大洪水之中。经过长期治疗和休养，她逐渐康复，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叙述中走出阴影，战胜了自己。

小说的主线用三位女性贯穿，展现了三代人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选择，用道德的棱镜对时代体制发出批评，对沦丧的道德墟土发出绝望的呐喊。

最好笑的是，往家走的一路上，直到回到了家里，我还在不停地观察：我恍若影子一般走在自己的身旁，看自己在做什么。这真是个好办法：一个人一旦感觉自己不大对劲，马上要做出格的事情的时候，便立刻又把自己合二为一，叮嘱自己：“够了！照医生吩咐的去做吧！”在这之前，医院已经两次在星期六的中午把我放回家。我是个轻症病人，准许我外出也属于治疗的一部分。平时看守严密的大门此时向我敞开了，他们说：“您可以走了，到熄灯时分再回来吧。”然而以前都有洪琪克来陪伴我。每一次她朝我们病房所在的三层楼那扇毛玻璃门迎面走来时，我已端坐在里侧的走廊上等她了．看着那一团模糊的红色影子从楼梯上来，慢慢地挪近，那是洪琪克的夹克短衫，门上的铁栅栏把衣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状在伸手按门铃之前，她总是先把短夹克利索地脱下来．未等铃声响起来，我会冲护士喊道：“护士小姐，快给我开门，家里有人接我来了，”随后我们俩便离开医院，先去甜品店、在那里毫无例外，我们都把身上所有的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洪琪克让我把一部分奶油蛋糕夹到小盘里，剩下的部分让售货员包起来。那时候奶油还是稀罕物，价格不菲，但是她从不吝惜，每逢星期三来医院探视的时候也捎上一小盒。鲜奶油搅拌得甜甜的，正好补充我胰岛素休克治疗后体内匮缺的糖分。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我欣喜而平静地疾步穿过医院的花园，洋洋自得，甚至没有再回头看一眼身后我们科的窗户，我像新兵似的昂首穿过前侧楼的底廊。然而我一踏上那两级通向马路的低矮台阶时，一种忧郁和胆怯刹那问涌了上来，所有的激动霎时烟消云散。我企盼着，在某个地方也许洪琪克在等着我，然而眼前空无一人：大概他们严厉叮咛过她了，即便远远在后边跟随我，那也不允许。

“西尔薇女士，”教授先生对我说，他是附属医院的院长，“您今天回家可以去浇浇花儿。明天回来，在这里再呆上一个星期。”就是这位教授先生，当我的好朋友米兰给他打电话，请求他接收我时，他曾这样发问：“噢，亲爱的同事，您说的这位病人狂躁吗？对周围的人有没有威胁？”

“没那么严重，教授先生。”

“那您为何再三要求我立刻接收她呢？您不是不清楚，有多少病人正等着我们的诊所腾出空床位来呢？一个床位同时有两个病人在等候。我们只接收紧急病例。”

“教授先生，她是个艺术家，对于这类人……”

“唱歌的？”教授疑虑重重地询问。

“不，她是位画家。”

“那就另当别论了。把她带来吧。”“显而易见，我已完全博得了教授的好感，两个月治疗下来，他还挽留我再呆一个星期。

“我们对您只需要观察治疗了，”他说，“就是那种过渡期的观察。”

“这意味着，我彻底健康了？”

“您怎么老是问这惟一的问题啊，”他不满意地回应我，“我亲爱的女士，我们当中有谁是完全健康的呢！”这位教授先生是个大好人。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缓慢地打着手势，可能怕吓着自己的病人吧。他的手指头被尼古丁熏得蜡黄，细长而冰凉，当它们触碰到我的额头时，倒是挺舒服的。医院里确实已经人满为患，病情较重的患者他们一概不收了，这些可怜的人径直被送往精神病院。毕竟他还存有一丝恻隐之心，那些被他留下来的重病号。暂时被安置到了一层的走廊上。护士们的值夜房间也被腾了出来，把她们的小桌和台灯挪到厨房里去了。“每一次时代的跌宕都会产生对精神病学的严重冲击，”教授先生常这样说，我将这句话看作一种笑谈：这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宗教学说以及其他的什么学说，居然还存在心理医生的学说。反正那时我的切身感受是：只有世界正常的时候，生活其中的人们才会正常。可是世界充满了残酷和疯狂……只是我现在所说的这些，太过平庸了，我想说的是：假如因为这段动荡时期导致医院里的病人激增，但教授先生仍然邀请我再进行一个星期的治疗，那么我打听自己是否康复，这个问题纯属多余，而且不合时宜：因为假如我已经健康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治愈了我的病，那他们就用不着跟我这样拐弯抹角了。

P1-3

优秀的作品无需任何的解释，小说本身赋予人们情感和理智。虽如此，每当我拿起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我会去寻找相关的历史时期的信息，为了把故事的情节置身其中，因为，并不尽然，欧洲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认为，关于这本小说有必要说明几句。

《洪水之后》我写于上个世纪的六_卜年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对五十年代的强权恐怖，无中生有的政治案，司法命案等有了一些清算。类似题材的佳作在六十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我选择的主题较为私密，一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她深深凸显了恐怖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的氛围特征，让我们联想到，在那样的年代里，杀戮和摧残不仅仅发生在监狱，艺术才华的被威胁和剥夺同样等于死亡。

小说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几篇书评里多数已是拒绝的声音，因为捷克国家已经被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小说除售出的一部分，其余全部送进了碎纸器，并被列入图书馆的禁书名单。我的其他小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特别是拍摄于一九六八年的电影《悲哀的庆典》，根据我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一个村民在强行合作化过程中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家园的故事。电影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禁上演，在国际电影节上荣膺了好几个奖项。

有人说，书有自己的命运，在很多情形下作家或读者的命运同样。在已然遥远的六十年代，捷克读者就对这本小说寄予了厚爱，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一个沉重的下午，把遭遇的种种不幸全部回放了一遍，最后把礼帽往头上一扣，走出了家门，重新迈向生活。

埃娃·康图尔科娃

2007年10月6日 于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