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悬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价或是官商，或悬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倒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的方向。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描写史料翔实、内容细致，不但有对各企业家生平的记录，更是对中国近代企业的一次系统梳理，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展现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商业智慧、商业教训。

我的追寻之旅

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日生”——张謇与大生集团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大生元老和张三、张四兄弟

　第一次大生股东会

　江北“小上海”

　垄断：大生二厂、三厂和副厂

　“儒者本分”：通海垦牧公司

　“父教育”和“母实业”

　“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从立宪到共和

　“中国有力的实业家”

　名副其实“张南通”

　“一花一谢皆关心”

　“伶工学社”：五线谱上的毛笔和钢笔

　“南通模式”和王牌“千生”

　黄金时代的消逝

　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即此粗完一生事”

第二章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荣氏兄弟和茂新、福新、申新集团

　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

　实业部乘人之危：“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四台石磨起家：从面粉开始

　“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

　“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荣宗敬的四项原则

　雪上加霜：申新七厂拍卖风波

　落井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

　“劳工自治区”和“大无锡”之梦

　“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一生知已是梅花”

　“雄才创业”和“老成持守”

　“大迷”和“二迷”

　“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三足鼎立”

　绑架事件：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第三章　书生之见VS发财之念——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

　久大精盐公司

　军阀绑票勒索

　永利碱厂

　纯碱价格战：MBA教材的经典案例

　“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亚洲第一大厂

　“新塘沽”

　“谁人肯向死前休”

　三条自我约束原则

　社会的中流砥柱

　“三位一体”中的“李老太爷”

　“三位一体”中的“国宝”侯德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盛着塘沽沙的搪瓷杯

第四章　一掷万金穆藕初

　“中国第一人物”

　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

　纱布交易所：没有股份的理事长

　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

　“手散黄金培国士”

　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

　情系昆曲

　倡斗黄头鸟

　从政非志趣所在

　“新兴商人派”代表

　延安统战对象

　苏州城外“穆家坟”

第五章　“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刘鸿生和他的企业集团

　“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

　“火柴大王”

　“象”、“马”、“龙”之争

　“煤业大王”

　“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

　“企业大王”

　六个保镖和七只生鸡蛋

　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

　“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个人的才能”

　“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日落西山

　“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第六章　谁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宜昌大撤退

　药王庙创世纪

　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

　大制度和小细节

　“公司魂”：民生精神

　朝会和《新世界》

　影响和帮助卢作孚的人

　“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读书和看戏

　“我从来不想过官瘾”

　“选卢作孚做行政院长吧”

　“这东西不男不女”

　“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近代史上有许多人物生前便和他故乡的地名连在一起，成为全国通行的名词，比如康南海、梁新会、袁项城、李合肥等等，张謇也被称为“张南通”或“南通张謇”，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大半生致力于故乡建设，开创了迄今仍惠及后人的事业。

初在唐闸办大生时，他虽有状元头衔，毕竟海门农家出身，地方官员、士绅并不买他的账，为了办厂集股的事还发生过300多名秀才和他大闹的事。等到筹办通州师范，大生赢利，他已拥有一定实力，地位上升，但最初也只能靠自己筹资，几个好友赞助，不足部分只有负债，不敢牵动当地政府和士绅，可见他在南通办事并没有一呼百应。当地还有人误把“张謇”读做“张骞”。他在南通的地位是一步步确立起来的。

“地方自治”这个名词从日本译过来，张謇最早使用这个说法大约在1905年，他自己更习惯的说法还是“村落主义”。1912年，在华40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对他说，中国如不能普及教育、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和公共卫生，必定不能实行共和，也不能发达。这四件事要比练陆海军更重要，究竟有几个省能试行？张謇猝然难以应对。但这一席话对他启发很大、影响至深，他马上写了一篇《感言之设计》。早在1901年，当那份温和的《变法平议》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致赞成，却未能被朝廷接受时，他对晚清新政就已灰心。他在写给汪康年(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政论家)的信中说：“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学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此。”这就是地方自治念头的萌生。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可以在南通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听到李提摩太这番话，他事实上已经实践了十年。1915年，张謇在政治上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回到他的“村落主义”，希望脚踏实地把南通建成一个“新新世界”、一个“新世界的雏形”。此时南通的实业、教育都有了相当基础，成为他推动地方自治的两个有力翅膀。

他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在他1895年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的濠河，是南通的灵气所在，这座被濠河四面环绕的小城很特别，没有北门，“狼山无狼，长桥不长，南通无北门”，我夜游濠河，船夫告诉我这个顺口溜。南通历来流传，“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张謇的目光恰恰就放在了南门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他那些新规划的事业大都在这里。

原来南通城中心是围绕州衙门形成的，自清末开始尤其是进入民国后，中心逐渐转到了濠河南岸一带，成为南通的新城。这是张謇建立的新中心，模范城的中心，南门外新整修的马路就叫“模范路”。旧城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新城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从通州师范、图书馆、博物苑到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他的“濠南别业”和张警的“城南别业”隔河相望，他的“濠阳小筑”、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大致上也都沿着南濠河两岸，在这里，南通向外界展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濠河半是天然，半是人工，宽阔处如湖，回环曲折，依依环绕着南通城，而且和长江、运河相通，真正是“水包城，城包水”。那时的濠河水要比现在清得多，城南一带，水深且阔，随潮水涨落，鲢鱼、草鱼、青鱼、鲫鱼都有。当时的不成文规矩，张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垂钓网捕，那一带濠河简直成了张家的私家鱼塘。

大生纱厂的出现打破了南通的千年沉寂，新企业、新事业不断出现。1910年，这个小城第一次有了夜间照明的汽灯，到1917年张謇兄弟开办通明电厂，又有了电灯。南通在张謇的手里迅速变成全国瞩目的模范城，一个繁荣富庶、令人向往的地方，可以和江南无锡相媲美。用张謇自己的说法是，“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无锡则人自为战”。确实，南通与无锡不一样，它在近代的变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张謇和他手创的大生。

从张謇选定唐闸办厂之时起，南通自然形成了“一城三镇”的格局，新老城区是政治、商业和文化教育中心，唐闸是工业中心，狼山是风景区，天生港是港口和动力中心。1922年，日本作家、评论家鹤见佑辅来南通时发现，“从码头到市内几十里间都是铺设碎石式的完善的道路，仅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窥见张氏经营管理城市的非凡本领。”那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等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为“近代中国第一城”。

这是一位访问者当年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

P32-34

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封闭的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就是从1895年算起，也有110多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据说，“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的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破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王石同时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也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于“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声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已经是两代人，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前后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大刀阔斧、殚精竭虑、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是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今天的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当时，我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即将完稿，我把目光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产生不出足够的敬意，相反，有的只是鄙视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过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时代被动建立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到仅仅阅读史料还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这些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以及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辉煌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着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保存得也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了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努力体会卢氏当年的雄心万丈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当年建筑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的人工湖。抗战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铔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才北上天津，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也是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之一。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第一高楼”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做“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最后，我去了离我最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寻访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氏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看那里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