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冷战后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进行了专业的统计和实证的分析，论述了报道变化的阶段和特点、集中的问题、报道的倾向变化等；通过对典型报道案例的述评，探讨了美国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式与效果、以及影响对华报道的因素、媒体同政府与外交的关系等内容，对认识美国媒体和中美关系颇有帮助，适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国雄鹰如何看待中国巨龙；美国媒体是看家狗、还是乌鸦嘴；对华报道是锐利的鹰眼、还是鼓噪的长舌；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的人权、台湾、奥运、社会发展、政治和经济改革；

透过《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和事件的图片，纵览中国激荡的百年风云；

分析《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的报道，了解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媒体设计的中美关系议程；

中国崛起是和平复兴、还是威胁挑战；是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还是有人在妖魔化美国媒体；

中美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还是全球竞争对手；美国新闻舆论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美国媒体怎样影响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它的影响有多大；什么又在影响美国媒体；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对华的不利报道这些是本书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任何对中关关系的研究都应该考虑媒体，因为对华政策的辩论正是在那里展开的

脆弱的关系、活跃的媒体

媒体多样，观点多元

透视媒体，分析报道

重点与创新

概念、假设、方法、结构

第二章 鹰眼看龙：演化的中国形象

多少年来，不管中国的形象是落后、软弱、顽强、野心勃勃还是腐败动荡，美国的新闻观察家们总是在不断地预测这条东方古老巨龙的苏醒和怒吼。尽管他们的预言一错再错，但错误只是在预测的时间上，而不是在最终的结果上

对华认识的变化：敬畏、轻视、重视

从马可·波罗的描述到“中国皇后”号的探访

到中国去，作为我们老师的老师

对劣等民族的关爱

赛珍珠的影响

委员长夫妇的魅力、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赤匪”、“黄祸”、“蓝蚁”、“竹幕” 

戏剧性的访问、田园般的印象

惊喜、失望、新希望

第三章 中国形象的骤然改变

这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时期，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权状况最差1

国家。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电视报道都包括侵犯人权，又常常伴随敏感时期的镜头。当时的报道在一些西方国家是如此的深入人心，甚至使国际社会多少曲解了天安门后中国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暗潮涌动

《时代》与中国

政治的新闻

摔碎的“瓶子”

只要刺激，什么都行

难忘的夏天

一个中国观察家的自白

媒体与外交：同步、逆转

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

第四章 聚焦中国：冷战后的报道变化

最善于进退的是美国媒体对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强烈情感——一些人将它描述为爱或恨的关系——不断地摇摆于“邪恶中国”和“美好，国”的情感之间。冷战后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经历了三个数量起伏的!化阶段并具有各自的特点，对中国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在上升

让数字说话

三个阶段

对华报道知多少

抢眼的中国龙

中美关系等于几

第五章看到的与想看的：报道内容与倾向变化

美国媒体不是在观察所访问的国家，而是在寻找自己想看的东西——于在美国国内所见相反的东西。中国是什么是一回事，怎样看中国是另一回事。龙的故事和鹰的眼光都在不断变化

龙是什么

鹰的眼光

冷酷的龙

凶狠的龙

祥和的龙

模糊的鹰眼

中山装上的“路易威登”

在美国：No China，No life 

第六章 审视鹰眼：特点与问题

美国媒体和-i己者是在为美国报道中国。国际新闻要与美国人的兴趣或美国的利益相关，具有和国内新闻一样的主题和题目，还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破解

一哄而上、任我评说

话题多多、深挖狠批

以人为本、越乱越好

问题在哪里

谁说我不讲政治

不仅仅是国际新闻

乌鸦嘴、人咬狗、掏粪勺

第七章 鹰龙对视：美国媒体与中国，究竟谁被妖魔化

妖魔化中国或妖魔化美国媒体都会把人引入歧途。或许美国一些媒体会在一段时间内“妖魔化中国”，也会在一些问题上“妖魔化中国”，但不是所有的媒体在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问题上都“妖魔化中国”。“妖魔化”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的出现是迎合市场、又经市场放：的畅销书现象和民族主义流行认识

给鹰眼贴标签：报道倾向的评价

“妖魔化”：学界内外的不对称争论

新闻界的争论

背后的民族主义

“妖魔化”的政治学解读

放大器VS显示器

奥运大看台

一言堂还是大论坛

谁被妖魔化

第八章 鹰眼背后：为何这样看龙

中国的政治生活的变化，它的文化精神的转变，它的经济的转勒

以及它经常带着友好微笑的对外来影响的敌视态度，这一切都使外界对

中国的真正性质迷惑不解

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变化的原因

转变的国际格局、起伏的中美关系

中国的社会变革、美国的政治斗争

鹰龙对视：中美媒体有互动

鹰的眼光为何不友好一

强化的意识形态

矛盾认识、遏制心理

剖析鹰眼：美国的新闻观念与媒体运作

难以琢磨的龙

小结

第九章 报道的影响：三种方式

媒体不一定能决定我们想什么，但是却往往能影响我们该怎么去想。“话题设计”影响“讨论什么”；“讨论框架”影响“如何讨论”；“形象塑造”影响“讨论成什么”

方式一：话题设计

案例：“李文和案”的报道

有罪推定的间谍、肆意渲染的中国威胁

话题设计对美决策的制约

方式二：形象塑造

案例：撞机事件的报道

不守规则的莽汉、崇尚武力的对手

形象塑造引起的对华政策讨论

方式三：讨论框架的设置

述评：台湾问题的报道

统一对分裂，还是专制对民主

报道的影响：三管齐下，从舆论到决策

第十章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效果验证

新闻媒体能够促成或推动某项外交政策，同时它们也会使政策的实施变得更为困难。媒体的报道使中国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存在于美国国内并影响中关关系。当美国总统处理有关中国的事务时，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公众气氛，抑制一种对决策不利的舆论环境

方法与案例

媒体的消极影响：李登辉访美及台海危机 

媒体的模糊影响：克林顿访华

媒体的积极影响：PNTR的通过

验证与解释

综合分析

结语

媒体只是月亮，而非太阳，它只是反射太阳光。政府是公众舆论的领袖，而不是它的奴仆。要以平常心来看待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往往是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世界

综述

结论

局限

问题

建议

附录一：新闻图片

附录二：数据库和互联网络检索的对华报道

附录三：会议报告

参考文献

后记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1984年高层领导互访的热闹后，满心欢喜地迎来了1985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在这一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里会走得更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将历史性地首次对美国进行元首级访问；美国总统里根将开始他的第二个4年任期，对华政策有望保持连续和稳定。中美两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越来越多。美国舆论认为中国将按照西方的预期继续进行改革，中国仍然是“自由世界”在对抗苏联阵营这个“邪恶帝国”(里根语)的冷战中值得信赖的最大的战略盟友。

然而，在中美关系表面平静发展的背后，从1985年起，一股暗潮开始涌动。同样是在1985年，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框架下，一股更大的暗潮开始涌动。从北京的街头到莫斯科的红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人们热烈地参与其中，美国媒体积极地推波助澜，美国政府则在暗潮涌动中逐渐调整着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

在中国国内，1985年进入了改革的关键阶段。经历了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经济强增长以及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荣耀和天安门阅兵的辉煌后，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希望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向巩固成果的政治体制改革。青年学生首先表达了他们的愿望。1985年的“9·18事变”纪念日，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以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为由，要求中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并进而推进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从那以后，中国大学生的游行请愿接连不断，向历史上的每次学生运动一样，孕育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民主和人道的主张。在报刊上和文化领域内关于政治改革和人道主义及异化的热烈讨论的背后，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重申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中国政府发动了对激进知识分子“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批判运动，但对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组织串联，态度宽容，或者说没有太多的应对经验，基本上放任自流。

美国媒体适时地报道了中国发生的变化，随着事件的起伏变化着其态度，并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尽管媒体对华态度的骤然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决策环境，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随着里根总统第二任期内国际格局的变化，就已悄然进行。这一切和从1985年开始在苏联涌动的暗潮不无关系。

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这预示着苏联在结束了几任年迈的领导后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政治经济震荡，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全面滑坡和苏联的解体。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戈氏贯彻其“新思维”，苏联一改1985年前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气势，主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的当月，美苏就恢复了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至当年11月，两国实现了首脑会晤。此后美苏关系不断升温。1987年，两国签订中导条约，开始实质性的裁撤军备，其中苏联要销毁的导弹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的数量。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1989年，苏联又在它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方面作出了单方面的重大让步。

可以说，苏联从1985年开始的一系列变化，使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正在消退。美苏关系的不断改善，使中美原来联合对抗苏联的友好基础逐渐动摇。美国政府以及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美国媒体，对中国同自己对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容忍开始发生变化，从战略上以压促变，加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人权等问题的指责。双方的矛盾和分歧逐渐公开激化。因此，在苏联解体俄罗斯雄风不再的情况下，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对华的态度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友好。

P35-37

现在论文有幸出版，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因此在修改补充的基础上，重新起了个《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的书名，希望能达到学术品位、大众口味的效果。不仅能供专业人士参考，还能吸引对国际新闻与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注意，通过媒体分析的角度，丰富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有两个原因：

第一，美国的国鸟是被称为秃鹰或白头鹰的Bald Eagle，这个一爪拿利箭一爪拿橄榄枝的鹰的形象，常见于美国的国徽和印章中，因此人们也用鹰来指代美国。而新闻媒体作为美国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一贯以其鹰眼般尖锐的视角，对美国内政外交和各国事务进行评论批判。美国人把媒体称为看家狗(watchdog)，而把媒体的报道比喻为“鹰眼”似乎比“狗眼”要文雅一点吧。中国一直被誉为东方巨龙。所谓“鹰眼看龙”，就是要看看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

当然，正如本书正文将要分析的，媒体是在“为美国报道中国”，中国更像是一条变色龙，时好时坏，根据美国政治的需要和公众的口味，被媒体涂上不同的颜色。读者看一看附录一中的图片，就知道龙在美国媒体中的不同含义了。

第二，“龙与鹰”在国际关系界常常用来比喻中关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等人，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龙与鹰：美中关系，过去与未来》。因此本书表面上是在分析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实质是想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考察中关关系的变化，探讨美国媒体对中关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已出了很多，良莠不齐，特别是在分析方法上-多数都是分歧与共识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含糊之说。本书尝试用具体的统计描述、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弥补单纯的定性研究和功利的政策附会在探讨中关关系方面的不足。

由于是跨学科的研究，对于实践远重于理论的国际新闻从业者来说，书中的论述有点复杂抽象，尽是一些形而上的附会之谈；而对于理论深厚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书的内容又有点简单具体，多是些就事说事的引证评论。尽管本意不想写成新闻评论式的东西，也反对把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等同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做法，但在一些地方仍难逃这样的嫌疑。

之所以在书中较多地引证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并进行统计描述，一方面是为了言之有据，“知其然”才能探究缘何其“所以然”，避免一些批评分析文章不述就论的缺憾。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认为，把一个现象描述清楚、叙说明白，要比对现象进行解释或预测更难，也更重要。许多事情只有说清楚了，自然就能解释其性质或预测趋势。而我们现在许多的研究，由于方法单一、数据匮乏、重观点结论而轻研究过程和方法，很难做到把事情首先说清楚这一基本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一般读者要么由于条件的限制和政治的影响，对于美国新闻媒体到底是怎样报道中国的，知之甚少或了解片面(不一定是偏见)，有一种所谓“妖魔化”的认识；要么深受依托于大众媒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看不到娱乐营销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等实质，有一种唯“美”是举、言必称“OK’’的“美化”倾向。这也是书中尽可能全面地引述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并进行深层分析的另一原因。

原来的论文分析的是冷战后至“9·11”事件前的对华报道，修改出版时补充了冷战期间及冷战前更长时间内，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使得读者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能够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另外，根据我近几年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系和外交系教学研究的积累，补充进“9·11”事件后一些最新的材料。但书的内容加长了就像注水肉一样，感觉反而不如原来的论文结构紧凑、观点突出。比较而言，现在的书稿，资料的述评似乎削弱了原文中的推理论证。虽然较多的背景介绍方便了普通读者的阅读，但就专业性而言，自己并不满意。

感谢导师金德湘教授，他严格的要求和热情的关心，始终伴随着我的学习和写作。感谢阎学通教授，他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使我受益终生。作为本书原稿的博士论文，从选题、构思到最后的修改完成，都离不开两位德高望重的师长的指导。作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我的论文当年虽然是经过7名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和7名国内外教授的答辩才得以通过，但作为毕业后经过自己修改的出版物，本书的内容和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由我个人负全责。

感谢清华大学优越的网络环境和丰富的电子资源，既使我省却了许多查找资料的奔走劳顿，又能借助计算机对浩繁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书中均有注明，在此一并致谢。当然还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科研出版资助，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仰仗他们的帮助，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他们给了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

                  乔木

             2006年10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