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者的悲哀
李锐
几年前，费了一点儿周折才终于买到了杨绛先生的散文集《将饮茶》。此前，杨先生的这本书早已在读书人的圈子里被传为佳话了。得书之后立即一口气读了一遍。而后，再读一遍。放上书架的几年中每逢找书，眼睛在密密的书脊中偶然碰见它，总要拿出来再随手翻一翻。杨先生的文章写得真好。人生的大悲喜、历史的大动荡，在先生朴素、从容、平静的笔下一一涌现的时候，你仿佛看见一轮温暖的夕阳从容平静地抚摸着眼前的世界。从书后的作者简介中得知，杨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了；而且知道《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都是杨先生翻译的，我年轻的时候都读过。说我是读杨先生的书长大的，一点儿也不算是夸张。杨先生把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浓缩在一本不足十万字的薄书里，又把这书戏称为“将饮茶”。“将饮茶’’是说将要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去饮“孟婆茶”。一个人能对死亡这样戏称，这样会心一笑，真是看得很透，也真是豁达。可看完这九万三干字，尤其是看了杨先生一家人“文革”中的悲惨经历，看了杨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在《后记》中互开玩笑时，都渴望得到的那件“隐身衣”，你就会在这平静、从容而又豁达的水面底下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这是一湾历尽人世沧桑，无奈悲凉到了不愿多说一句，宁愿一笑了之的深潭。
现在回想起来，在杨先生平静从容的叙述中，我曾被她一段突兀而起的文字深深地刺痛过，这刺痛所引出的种种联想和滋味竟然数年之中不能释怀。如今已经有了五六年的时间隔在中间，当我再一次翻阅《将饮茶》的时候，觉得从被那刺痛所打翻的五味瓶中，也许终于可以整理出一点儿清醒的想法来了。在杨先生记叙“文革”遭遇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小节题为“披着狼皮的羊”。其中讲了许多人在“文革”中忽而去革命、忽而被革命的尴尬事，被斗争的高帽子走马灯一般在大家头上轮流戴。杨先生在讲到自己和钱先生如何被剃阴阳头、如何被戴高帽子、如何被人抽打辱骂、如何被撕拽着去游街的时候，从来不露声色，从来不说一个苦字。字里行间倒是常常能看见杨先生令人剜心的黑色的一笑。接下来便讲到了我们这些由红卫兵到插队知青的一代人，杨先生说：“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在一问破屋，每日捡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没有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我就是被这段话深深地刺痛了，因为我就是那由“狼”变成“羊”的一代人中的一个。由于杨先生从容而平静的叙述，由于杨先生从头至尾的不动声色，你会分明地感到她那一份坚定不移的局外人的立场。可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能把自己算成是一个局外人，我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当事者。尽管“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尽管后来我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经历了被抄家和被批斗之后，又经历了父母双亡，但这都不能改变我曾经是一个红卫兵的事实。现在一提起“文革”，许多人只说自己是“黑帮”或“准黑帮”，大家全都争相和那场浩劫划清界限，大家都是也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变成一盆最容易，也最方便使用的脏水，泼到谁的身上，谁就“原形毕现”，谁就是一个证据确凿不容怀疑的“坏人”。在当前流行于种种期刊的种种批评和种种关于“转型期”为知识分子或为文学“定位”的宏论中，把红卫兵这盆－脏水泼来泼去，已经成了制胜的法宝，已经成了一大景观。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的话，我们都应当记得，当时的中国是“八亿人民八亿兵”，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在“文革”的十年中，大家都曾经或先或后地戴过红袖章，都曾经对那场浩劫充满了理所当然的信任和难以想象的热情。即使是那些极少数的人，也每日每时都处在被抛出人群的恐惧和渴望回到人群的焦虑之中。即使是元帅将军、开国元勋们，在被打倒、被迫害，以至被残害至死的时候，所焦虑的也是自己的被冤枉，所渴望的也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甚至在那些自杀者所留下的遗言里，也大都是“毛主席万岁”、自己“罪该万死”一类的“正面话语”。尤其是在“文革”的最初两年，国内极少有人敢于对“文革”提出怀疑和批评，紧跟还紧跟不上，更遑论“划清界限”。现在大家都来纷纷“划清”，就好比打开一听可口可乐，当然是一件可心可意而又轻松愉快的事情。我何尝不知道把那样一场浩劫装在心里、把那样一个恶名顶到头上，是一件很沉重，也很难受的事情。我当然也能以“历史转型期”的优势，以“后现代”的潇洒把那盆脏水泼出去，一泼了之。泼给谁呢？就泼给当年那些十六岁的男孩儿或是女孩儿吧！古往今来都说是“人之初，性本善”，可你们怎么就变成了一群狼呢？是谁把你们由人调教成狼的呢？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革命老前辈？是那些学贯中西的教授和先生们？再说你们变成狼也就算了，可你们怎么闹得“八亿人民八亿兵”？你们怎么闹得举国上下狼性大发了呢？P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