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米勒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5月在北京公演，大为轰动，成为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本书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他在序言中说到：“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序

缘起

《推销员之死》排练日记

译后记

早上四点五十五分，我继续往下写。因为担心和时差，我失眠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头昏脑胀的经历。

我们的旅馆房间很小，他们保证说很快就会给我们换一间大的。我们没有住大饭店；全世界的大饭店都一样，都想赚我的钱，让我离不开他们的过滤空气。这里的空气虽说不怎么干净，但毕竟是真正的空气。

昨天我面对演员和工作人员——舞台设计、灯光师和一些助手——坐下时，只见眼前有十几个笔记本全打开着，大家手中的笔悬在空中，只等着记下我说的话，我的心一沉，想不出要说什么。我意识到他们一定期望我讲讲这出戏的意义，就像哈罗德·克勒曼(Harold Clurman)常常做的那样。可是我不想给出错误的提示，误导他们。

我看出来，在这开放初期，他们过于尊重“外国专家”，以致不敢主动发言。于是我问他们，剧中是否有跟中国习惯做法或信仰相似的地方。如果真有这类地方，我指望我们可以从基本的共同点开始。

但是，我遇到了死一般的沉默。

他们是否没想到导演会问问题而没告诉大家如何想以及如何做？我这一招毫无结果，他们好像有点发窘。英若诚解释道，大家一起读了好几天剧本，现在仍然在揣摩中。反正，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弄懂这出戏的意思。

好吧，我来自世界的另一端，被自己的好奇心害得进退两难，如今只好既来之则安之，静观其变。好在尴尬被英若诚的话转移了——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剧院尽头的排练厅搭好了布景，要是我乐意，可以先去看看。我如蒙大赦，庆幸得此机会打破了僵局。大家鱼贯而行，出了会议室来到排练厅。这处排练厅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四面镶着吸音的棕色木板，天花板至少离地四十英尺，乐池用板子盖上，有些地方的板条已经断裂开。面对舞台的是一长排沙发坐席。这个布景是照百老汇演出的那一版搭起来的，用的材料是帆布和木板。只有把卧室从原来的左面搬到了右面这类不大的改动。这其实不能算什么改动。我想不通，为什么舞台设计会认为这样做——英若诚为他口译说——“能使观众更接近舞台”。这位设计师跟剧组其他人一样，穿着扣子系到领口的蓝布上衣和便装裤，戴着帽子。周围的一切尽显中国和这个剧院的贫穷。我没有因此而泄气，比起那些被娇惯坏了的演员，他们也许能演得更有深度。

为了节约用电，过道没有开灯，显得十分昏暗。这里还有股厕所的臭味，只有到了会议室或是排练厅才闻不见。青绿色的墙壁已经好多年没有粉刷过了。

这个布景使我大大振作起来，尤其看到它比第一版的布景更宽更深——那个布景是为了适应摩洛斯科剧院(Morosco Theatre)较小的舞台而设计的。眼前的这个布景像三十年代的临时收容所一般简易破烂，楼梯也是从别处搬来的。

我看见墙边立着一个大纸箱，设计师通过英若诚告诉我，那代表以后要放的冰箱。助手们这时搬来一张红木桌子和两把椅子——它们肯定本属于一套客厅家具。那两把椅子有着S型的曲线，不大可能在美国家庭的厨房里见到。舞台设计师、他骄傲的助手，还有剧组的全体演员正急等着我对这些表示肯定，我怕他们失望，没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美国家庭的厨房；也许我应该先不去管它。这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这出戏到底是在哪儿发生的？中国还是美国？在哪儿？我觉得我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对家具做出评价。

看到厨房里只有冰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再没有其他布置，我感到很满意。显然，英若诚接受了我在纽约提的建议。他曾设想把一间真正的美式厨房搬到台上，满足中国观众的好奇心。

我、申翻译和英若诚现在面对演员们坐下，演员们则坐在靠墙对着舞台的那排座位上。我的时差还没有过去，我在心中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说出不该说的话。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面对着我，显然，他们渴望得到“权威人士”——这出戏的作者的——领导和指引。

我还没有做好开始执导这出戏的准备。在不了解剧组成员以及他们遇事如何反应的情况下，任何尝试都将是徒劳的。我需要依赖自己的直觉。于是，我谈起目前想到的一个问题——这出戏实际的和文化意义上的发生地。一开始，我想起1978年访问中国时见到的情况——演员们把脸涂白，把眼睛画大，迈着沉重的步伐，以为欧洲人或俄国人就是那样。更糟的是，演员们戴着浅色或是红色的亚麻假发，如同万圣节里打扮得吓人的鬼怪。我说：“我要跟大家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演得像美国人。答案再简单不过，我恳求大家努力相信我说的话，那就是：坚决不要尝试扮演美国人。”P4-7

1984年，我刚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时，根本没想到要写书。影响写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演员里只有一人懂英语，我怎么交流？观众对这出戏能否有起码的理解？它的形式与它所讲述的社会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一位人艺的导演在排练开始后读过剧本，他宣称：“演这样的戏完全没有可能。”尔后，好几位演员坦白地承认，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东西方的月亮一样亮，东方的演员和西方的演员同样才华横溢。不同的只是，东方演员特别彬彬有礼。我后来认识到，这是中国人说话行事的方式。他们更加持重，对年长者尤其尊敬。可是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大陆，人们的观点总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团体一致。比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比夫坚决反对威利追求金钱，可是他并不是在谈论政治，这只是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所持的立场。一个人动辄心血来潮，不停地改换职业，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中国人喜爱群体服从社会的情形，也是外国人想像不到的。哈皮不顾兄弟要睡觉不停地跟他说话，对于这个角色和演员来说都委实困难，因为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虽然有这么多礼貌习俗上的问题，我发现我们的感情是相似的：爱、怜惜、幻想，等等。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响再次证明了这种相似。这出戏上演了数月，又在全国巡回演出，同时电视转播。不久前，这出戏只更换了两名演员，又在北京上演。

当然，中国观众如何理解这出戏另当别论，而且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一位女观众看了这出戏，摇着头感叹着对我的妻子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说：“威利跟家母的确一模一样。”散场后，另一位男青年在大厅接受CBS采访，他同意威利的哲学：“人人都想当第一，当老板。这自然是对的，错的是比夫。”比夫来到时的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平均主义中走出来，这之前，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都有违社会道德(甚至养金鱼、养鸟都被视为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比夫更像是旧时的红卫兵，拒绝威利提倡的出人头地。

这本偶然结成的书大部分是按排练时间顺序写成的。中国演员们从早上八点排练到中午十二点，然后休息，再从晚上七点排练到十点。他们利用中间的时间用餐及午睡。我因为担心自己被日复一日的陌生语言所隔阂，随身带一个小录音机录下我自己以及英若诚在排练时说过的话。英若诚扮演威利，因为英语流利，也担当排练的翻译，我通过他得以与其他演员顺畅地交流。如果下午没有排练，我就听早上排练的录音。这些录音复杂零星，我几乎已经全部忘记，于是我用打字机把它们草草记下。过了几天我就发现，记录的谈话显示出，我们大家正尝试着感受一个从未到过的未知国度：对他们来说，是想像中的威利·洛曼的美国；对我而言，则是中国式的布鲁克林。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八九年之前，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人们正期望中国更加开放，政府更加自律。文化大革命的代价是中国整整一代停滞不前，落后于世界。中国不大可能回到这样的过去，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理性更加开放，甚至不屑于提起对曾经迫害他们的人施行报复。过去已经过去，没有仇恨，人们不必报复从前的敌人——即使是那些曾经迫害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工人，置他们于死地的人。我景仰宽容者的大度。为了开始适度的公民行为，他们决意展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我们的舞台监督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迫害过剧组中不少人。现在，他仍然疯狂未减：休息时间刚到，他就冲到我面前，手指着手表，让我停止正在排练的一场戏甚或只是一句台词，遵守所谓制度。大家当时对此一笑置之，并没有惊惶失措——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但我觉得，对这种粗暴的干涉行为和这种危险人物，现在未必可以总是一笑置之。

但是，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大概因为彼时在新西兰，而此时身在北京，译这本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查一下网上的记录，开始翻译是在一年半前，回到北京也有一年了。

当初我看见家人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一下子想起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广播里总在播《推销员之死》。我家那时还没搬进楼房，住在东四一带。我们那时步行去王府井，总会路过人艺的展示窗。那时的街道还很安静。

小时候，我爸在宁夏劳改，三年不许回家。我妈两周一次从小汤山的干校回来，为了排遣寂寞，总要带我们姐妹俩逛王府井。每回我们都步行，经过人艺，我总会看半天展示窗里的黑白剧照，那里边的虎妞先是瘦的(舒秀文)，后来又变成胖的(李婉芬)，别的剧照，现在记不清都是什么了。我没看过话剧，因为当时只有样板戏，我总要猜，这些图片都是什么戏里的呢？走过了人艺就是冷冷清清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我妈这时会说：“这儿是‘砸烂单位’。”

后来我上了中学，也常路过人艺，还是爱看那些剧照。文化上解禁了，我就去看话剧，读话剧，成了话剧爱好者。有一回，看见穿黑T恤的黄宗洛骑车冲出人艺的院子，正是壮年。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办公楼的礼堂演过林兆华的《信号》。因为英达在这儿上学的缘故，英若诚先生也在这儿做过讲座。我记得他对自己在美国导演的《家》评价很高。后来我从电视里看了美国大学生演的这出《家》。我认为它胜过电影《家》和人艺自己的《家》；演员的纯真，阴森的气氛，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异国他乡看到这本书，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对记忆中的北京倍觉亲切。

书中写了北京人艺，文艺的解禁，杨宪益夫妇家中的沙龙，路灯昏暗、僻静的胡同，还有新建的环路外的楼房，刚出现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我现在还去的早市。

我急着想把它译出来，可是怀疑这么早写成的书，会不会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忘了自己是怎么搜索的，我在新浪网上查到了一位“仰菊斋主人”，后来知道他原来就是顾威导演的助理王翼先生。

隔着太平洋，通过网上留言，我请教了很多问题，他不厌其烦耐心解答。这些博客上的留言和“纸条”是我跟北京老家的主要联系，现在看着愈觉亲切，就原封不动地抄在这儿吧：

妈妈同学 2008-02-29 10:44

您好，我在译亚瑟·米勒的书，正译到朱琳在讨论中发言说对自己心态的变化感到很迷惘。这本书很好，我怀疑是不是国内有内部的译本。您是内行，能否指教一二？谢。

仰菊斋主人2008-02-29 19:36

你好！据我所知，此书国内没有译本，我也是在朱琳老师及其他老师处见过英文本，可惜我的英文不好，看起来困难太大。不过极个别段落因研究用有人译出过。另外，一般戏剧界将此书作者译为阿瑟·米勒，剧中的小儿子译为哈皮。仅供参考。您的翻译使我获益匪浅，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期待您早日译完，以使我得窥全貌，参考学习。

仰菊斋主人2008-03-02 20:38

据我所知，这本书问世以后，国内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是英若诚先生去美国后买了一批送给了北京人艺该戏剧组的所有人员一人一本，没有见到任何中译本，无论是否正式出版物。

我是由法律转行搞戏剧的，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呵呵！)

仰菊斋主人2008-03-04 21:39

好！忙于编书和排戏，未能及时回复，请见谅！

1，您提到的18cue，并不是18场，形象地说可以解释为第18个画面。舞台灯光设计好后，在电脑中储存下来，这即为1个cue，一旦灯光有变化(即梗是一盏灯光有变化)，就换了一个cue，即换了一个画面，作为第二个cue存入电脑。依此类推。

妈妈同学2008-03-05 15:58

看了网络上的原剧，真婷。以后还会有问题请教的，今天就遇拼音名字不知何许人，袁应南，延安来的，文化界老大。

仰菊斋主人2008-03-07 20:51

您说的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有机会帮你问问别人吧。我主要是对北京人艺熟悉一些。

妈妈同学21008-03-08 16:38

……在译老舍在文联挨斗之后自杀，现在又流行“文革”的饭馆，化妆舞会，国人之健忘，令我痛心。转贴了一篇详细的记录。我们普通人对历史负有责任，基督教的圣餐也许就是这样的警示，出卖人子的罪过我也有份。

仰菊斋主人2008-03-10 21:54

这两天太忙，几乎没有时间上网，我还没有去看人艺论坛。我会尽快去看的。

很多事情都应了顾威老师的一句话：“狂躁时代，见怪不怪，怪也无奈”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妈妈同学 2008-04-08 06:53

您好，《推销员在北京、》全都译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提示，问候，保持联系！

汪小英于惠灵顿

仰菊斋主人2008-04-08 22:58

您好！我已将您的译稿全部下载，由于最近忙于编书和排戏，一时来不及读完(前一部分已经看完)，待稍后仔细学习。另外如果您不介意的话，等抽出时间，我还准备将您的译稿给我的两位老师——朱琳和顾威看看。

妈妈同学2008-04-09 08:31

我真是非常荣幸。正在编辑，加注，不如您给我一个邮箱地址，我把校对好的完整的版本发给您。

仰菊斋主人2008-04-09 17:26

不必客气，其实您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因为很多老师。虽然有这本书，但是不懂英语，所以您的翻译对他们来说是场及时雨。我的邮箱是：……

妈妈同学2008-04-16 07:25

注意查收，已发往SoHu邮箱：)

仰菊斋主人2008-04-16，15:53

已经收到，多谢！最近较忙，过几天闲下来的时候我会去看望朱琳老师，届时带给她一份。

妈妈同学 2008-05-04 05:51

去访问朱琳和顾威老师了吗？还请他们多提意见，尤其是关于他们本人的描述。祝好。

妈妈同学：2008-08—26 19:06

你好，我回到了北京，《推销员在北京》尚在联系出版，有时间见一见，谈谈戏剧吧！

后来我们就见面了，本书收入的顾威老师的那张照片和朱琳老师的一张剧照也是他提供的。

我把喜欢的古诗词译成英语来读，可以更慢地欣赏，回想原来的字句。最喜欢的是辛弃疾《清平乐》的最后这句：“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在海外，我一遍一遍地读这首词，过着简朴的学生生活，怀念着我的“万里江山”。

看这本书是一种享受，北京的各个地方，不管是古老的什刹海还是摩登的建国门，亦或是人艺那条街，都一一摆在我的眼前。熟悉布鲁克林下里巴人生活的米勒，也把北京的街道描绘得生动有趣：

……出门的最佳时间应当是早晨六点半，这时候大街上车水马龙无比喧闹。下水道旁边有个男人正在漱口，胳膊肘几乎碰到了经过的公共汽车车身。在另一个下水道前，有个妈妈正在把着小孩方便。老大妈拍打起被褥，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过一阵儿，老头儿——绝没有老太太——开始在路边下象棋，一般是三个人一伙，两个下棋，一个支招。拐角上蹲着个租书的，二三十本书装在纸箱子里，旁边有两三个人也蹲着，看从他那儿租来的书——租书按小时收费。我不由想起父亲讲的世纪之初纽约西区的那些事儿，那里厕所都在院子里，哲人们坐在台阶上聊天，匪帮、律师和歌手们都还是顽童，在街上吵闹着……

北京的百姓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

……从无数神态安详的脸上，从静静闪烁的无穷智慧里，我感觉这个城市的人似乎个个都是贤者。有天下午，我们正在散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忽然在我们跟前停下，问我们从哪里来。他的。英语出奇地流利。谈了一阵，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自己是卡车司机，正要回家去吃晚饭。无产阶级绝不是目不识丁的群氓，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在近几年。……

米勒写这时的中国，多少带着身为美国人的骄傲感。他写到意识形态的僵化、计划经济的局促、文化上的封闭。喜欢他的叶君健先生送他一幅猫的画，特征难辨；他便猜想：中国艺术家正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

读到米勒的批评，作为中国人，我觉得不好意思。心情恐怕跟当年的资中筠教授类似吧。资教授是当时对外友协负责接待米勒的人，她借机把中国的戏剧和文化介绍给米勒。在《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2005)中，她这样写道：

我下决心约他共进午餐，作较长的交谈。我在准备接待他的过程中的确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作品都读了一遍。有了这个资本，就足以使他在谈话中也倾听我的意见，而不是完全由他主导话题。我先谈了对他的作品的印象，然后问他对中国戏剧有什么了解，喜欢哪个作家。他回答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汤显祖，他当然没听说过。我说汤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代，其成就也不亚于莎士比亚(这是我当时的说法，至于能否成立，我没有研究)。接着我就给他讲昆曲是怎么回事。他开始有兴趣。然后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关汉卿(那时关于关汉卿的电影很热门)，当然他更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那更早了，是在13世纪，早于但丁。于是他承认他确实对中国文学很陌生，因为他不懂中文。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曹禺和他的作品，他是当代人，还活着。我说知道曹禺的中国人大约决不少于知道阿瑟·米勒的美国人。他还是不知道。我说曹禺的《日出》、《原野》等都已翻译成英文。这样，他就不能以不懂中文为由了。不过我也坦率地说，由于受到“文革”的破坏和多年的闭关锁国，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新发展了解很少。(那时否定“文革”和批判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属于被允许的“口径”。)午餐结束告别时他态度很热情，诚恳地说，看来我们双方都需要加强交流和了解。米勒到外地参观我没有陪去。据陪同他的翻译说，后来他的态度比刚来时谦和多了。后来，米勒回国后写的访华观感中记述了不少对中国人思想禁锢和闭塞的批评，但最后加了一段，提到了与我的谈话，大意说，我们反躬自问对那个世界又了解多少呢？我当时私心颇得意了一番。

米勒在本书的开首议论中国的遗世独立，就是和资教授谈话的结果，可是书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资教授的名字，大概这番情节不大符合批评中国落后的“剧情”发展吧。

对于书中的种种批评，开始时我心有戚戚，觉得在说我自己。后来我开始逐一核对人名、事件，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人了不起。

正是通过译这本书，我认识了一群可敬的中国人，他们怀着辛弃疾那样的信念和情感，对祖国尽着各自的责任。王翼先生最先给了我许多帮助。他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毅然放弃了律师的职业，兢兢业业地投入话剧事业。他为顾威导演当助理已经多年，无怨无悔，忙得不亦乐乎，吸很多烟，做很多事。我回国后知道了这些，对他在网络上的留言有了更深的认识：“‘狂躁时代，见怪不怪，怪也无奈。’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米勒第一次为顾威排练，就对顾威的表现极为赞赏。他在本书中这样写道：“几周以来我和英若诚为威利仔细设计的每一步，每个转身、弯腰，都好像本来就属于他，好像他一直都在进行着排练。”王翼先生也给我讲了这段故事：

英若诚最早组建剧组的时候，找到顾威，劝说他演二号威利：这个角色很有挑战性；如果能演好威利，演员的演技将得到一个大拓展，以后什么角色都不在话下。顾威听了英若诚的话，接下了这个角色。顾威天天出现在排练现场，米勒看见他总拿个本子在记。当米勒和英若诚用英语交流的时候，顾威就拉上申翻译让她把他们俩的谈话翻译出来，自己记下。回到家里，顾威把白天英若诚的戏重新揣摩，演练。

忽然有那么一天，是个周末，米勒说去游长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交待给英若诚说：“我回来要看顾的戏。”英若诚赶紧告诉顾威好好准备。顾威利用周末的两三天，把威利的戏准备好了。等米勒回来，顾威演得他心服口服，甚至英若诚看了之后，也采用了顾威在一处的处理方式，说这样更好。

对书中所提人物，我尽量还原了中文姓名。我通过夏兰青女士的博客，查得周宝佑女士——米勒所说的红色资本家的女儿——已经去世五六年了。她是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的女儿，著名声乐教授周小燕的二妹。周家是英雄的一家人：周苍柏支持早期的中共，还为公众兴建了武汉公园；他的儿子周德佑是抗日烈士；他的女儿周小燕在欧洲学习声乐十年归来，毅然留下，为祖国培养人才。夏家和周家是至交，夏兰青的父亲夏之秋先生是位音乐家，他学习音乐得到了周苍柏先生的资助。抗战时，夏之秋先生带领武汉合唱团下南洋一年又七个月为抗日募得了两千万元。这些捐款被悉数交给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他自己辗转搭车才回到了重庆。周宝佑说：“劳苦功高的夏先生回国时，一无所有，简直就像一个乞丐。”在现今贪腐横行的社会，这样的传奇，让人景仰赞叹。

人艺院刊的孟姗姗女士介绍我认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教授。在他的帮助下，本书中提到的黄永玉致曹禺的信才被复原成中文。曹禺先生去世后，这封信已经遗失，田老师是唯一记录了这封信的内容的人，他亲自向我提供了这封信的原文。

米勒在这本书里盛赞自由经济，一反与他写《推销员之死》谴责商品社会的初衷。这本《推销员在北京》中文版却吃了自由经济的亏。米勒夫人英格·莫拉斯是世界著名摄影家，英文原版收入了当年她拍摄的大量现场照片。当本书筹划出版的时候，莫拉斯已逝，她的作品版权已被全部卖给了一家图片公司。这家公司要价一幅照片四千元，中国出版商无力负担，只好放弃。我们与北京人艺博物馆联系，得到了所需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摄影家苏德新，就是米勒误以为是记者要轰走的那一位。幸亏有了苏先生的记录，本书才得以配齐照片，让读者一窥当时风貌。

忠实的人艺爱好者文克俭先生，提供了自己收藏的英文原版书，供我参考，并陪我一起去人艺博物馆选照片。今天读者见到的这些照片，应当是对原书的一个补充，再现了作者描写的排练现场。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杨宪益老先生离我们而去，谨以此书纪念中国的良心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

当初身在异乡，思念万里江山，现今回到家乡，结识了这些了不起的中国人，眼前的万里江山因他们而美丽。

2009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