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独特的极具价值的个人生命史，一部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珍贵的民间版本。书中，作者记叙了其从一个“红色年代”的“红色青年”到思想者的历程，特别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日记、诗文，折射了一代青年的文化人格模式和时代群体缩影，是这段历史极为真实的见证。对经历同一时代的人们是一种审视和反思，对现时代的青年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部用四十年生命写成的极具价值的个人生命史，一部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珍贵的民间版本。作者以其珍藏的日记、随笔、访谈录及诗词等，反映了1965-2005年的40年间，两个时代和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苦旅者不寂寞(序一)

个人生命史的叙事给人的激发(序二)

寻求历史的领悟(自序)

上篇

一、激情与迷茫(日记与诗文选：1965年5月-1976年10月)

 时代大背景

 “七一”抒怀(1966年7月1日)

 我坚信……(1966年7月4日)

 记一场说理斗争大会(1966年7月7日)

 坚持“双百”方针(1966年7月13日)

 大海遐想(1966年9月22日)

 见到毛主席(1966年11月25日)

 在革命的大风暴中经受考验(1966年12月6日)

 远行歌(1968年7月7日)

 到广阔的天地中去(1969年4月-5月)

 《马克思传》充实了我的生活(1970年6月)

 雨露滋润(1973年5月9日)——献给农场政治学校第二期马列读书班结业典礼

 啊，多瑙河！(1974年5月25日)

 献给革命先烈(1975年4月12日)

 敬爱的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6年1月9日)

 悼朱德同志(1976年7月7日)

 忆峥嵘岁月(1976年6月-7月)

 忆秦娥·哭主席(1976年9月20日)

 欢腾的夜(1976年10月14日)——闻粉碎“四人帮”喜讯纪实

 胜利的日子(1976年10月24日)

下篇

二、追寻与叩问(访谈录及随笔选：1977年5月-1989年3月)

 时代大背景

 揭批“四人帮”(1977年5月)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发扬“五四”精神(1979年4月22日)——访“五四”亲历者、著名历史学家周子同教授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6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访谈录

 采访刘少奇小女儿刘潇潇实录(部分)(1981年6月2日)

 八千里路云和月(1982年9月1日)——复旦三好学生暑期考察散记

 把“小我”融化到“大我”中去(1983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开展“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读书活动

 北京两章(1983年12月26日)

 因势利导 促进改革(1984年10月10日)

 我们的血性(1985年12月3日)

 美哉！特区建筑(1986年10月11日)——南国遐思之一

 伫望伶仃洋(1986年10月31日)——南国遐思之二

 沙头角掠影(1986年11月10日)——南国遐思之三

 新闻界的拓荒者(1986年11月19日)——南国遐思之四

 “新闻沙龙”——一股甘洌的清泉(1986年11月29日)——南国遐思之五

 香港电视一瞥(1986年12月9日)——南国遐思之六

 礼赞你，羊城(1986年12月25日)——南国遐思之七

 历史的启示(1987年1月3日)

 诚挚的寄语和期望(1987年2月23日)——访谢希德校长

 百花犹在这里竞放(1987年3月16日)——复旦大学“当代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争鸣会”侧记

 故乡、祖国是永恒的(1987年4月18日)——与著名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杨福家教授一席谈

 让复旦精神发扬光大(1987年5月20日)

 在加快改革开放进程中激发新的热情(1987年10月22日)

 为实现十三大目标脚踏实地奋斗创造(1987年10月31日)——复旦大学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座谈会侧记

 亲情·融通·忧患(1988年1月21日)——访首批来复旦大学探亲的台胞

 关于校报改革的实践与思考(1988年6月)

 对极左思潮下一种负面文化现象的反思(1989年3月)

三、沉思与忧患(访谈录与诗文选：1990年4月-2005年9月)

 时代大背景

 走出一条培养人才的新路(1990年4月2日)——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一席谈

 采访老一辈革命家曾志实录(1991年11月12刁)

 滞重、蹒跚的文明脚步(宗璞：《废墟的召唤》感言，1995年2月15日)

 发思古之幽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感言，1995年2月17日)

 历史真的会给我们惩罚吗？(巴金：《小狗包弟》感言，1995年2月18日)

 悟透功名利禄身后消(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感言，1995年2月18日)

 让美德主宰你的人生(孟子：《鱼，我所欲也》感言，1995年2月19日)

 赤县之精 神州之魂(周敦颐：《爱莲说》感言，1995年2月21日)

 在黄昏中追忆和梳理岁月(季羡林：《黄昏》感言，1995年2月22日)

 时代给我们以忧患和激励(余秋雨：《三峡》感言，1995年2月22日)

 从血海中吸取历史悲剧的沉痛教训(袁鹰：《玉碎》感言，1995年2月23日)

 走出阴影，充实自身，改变自己(赵丽宏：《路遇》感言，1995年2月24日)

 真正纯净的人性是人类最宝贵的品格(铁凝：《河之女》感言，1995年3月12日)

 高贵的人格是永恒的(岑桑：《在林则徐的流放地》感言，1995年3月12日)

 气节操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张溥：《五人墓碑记》感言，1995年3月12日)

 在权位的透镜前(柯灵：《乔峰老人》感言，1995年3月14日)

 他书写了一段无比沉重的历史(袁鹰：《岚山花雪》感言，1995年3月15日)

 勇敢地直面历史的“遗憾”(巴金：《怀念胡风》感言，1995年3月15日)

 革命永远是青年的(闻一多：《五四断想》感言，1995年4月9日)

 让青春的奔涌有着方向(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感言，1995年4月11日)

 寻求历史的领悟(张抗抗：《废墟的记忆》感言，1995年4月18日)

 地位展示品德(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感言，1995年4月19日)

 风雨人生路(纪录片解说词)(1996年6月)——一批六六届高中校友30年后相聚纪实

 刘公岛忧思(1996年9月27日)

 与著名学者赵鑫珊对话录(部分)(1996年9月28日)

 悼小平逝世(1997年2月20日)

 林深闻鹧鸪(1998年3月)

 超越意识形态，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1999年5月25日)

 西方文化与新闻出版自由(2001年10月)

 “西方文明至上”与“天赋使命感”(2001年11月)

 从电车翻车、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报道看中国新闻传播的进步(2002年1月)

 “渤海2号”翻沉报道(2002年5月)——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先声

 中国的民主：从基层选举做起(2002年8月)

 刘少奇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2002年11月)

 中国现代化与新闻改革的深化(2003年10月)

 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2003年11月)

 对世界新闻传播秩序的审视(2004年10月)

 真情的思念(2004年10月)——献给中学母校90周年校庆

 敬畏我们内心的道德律(2005年9月15日)

后记

1965年7月8日/星期四/天气·睛

今天晚上看了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真正刻骨铭心。走出电影院，我周身的热血奔腾着；烈士的容颜还浮现在我眼前，烈士的话语还缭绕在我耳边。

许云峰，这个革命的先烈，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总的来说，影片对许云峰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在重庆的马路上，敌人突然进行搜捕，他不慌不忙，买了一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当敌人搜查他时，看他像个阔人，手里拿了他们的报纸，就放了他。他就这样机智地骗过了敌人的耳目。当叛徒甫志高出卖了他，在茶楼遭到敌人被捕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从容不迫。他掩护了自己的同志安然脱险。当他在楼梯上一步步跨下，敌人拿了枪反而一步步退下去的时候，我听到的不只是坚定的步伐，还听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刚毅的声音；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对闪烁着奇特火花的眼睛，还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高大的身躯。

在敌人的宴会上，他们企图收买他。敌人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都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意志；也不论在敌人的酷刑前或在敌人的甜言蜜语前，都能吃得住，顶得下。

第一遭(招)敌人失败了，他们又想用家庭、妻女来感化许云峰，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在阳台上，特务头子徐鹏飞施展了种种阴谋伎俩，换来的是许云峰同志不屈的声音和风趣的嘲弄。徐鹏飞说：“我现在马上可以恢复你的自由。”许云峰说：“好，我就走。”他径自走出去了。敌人只得把他喊回来，徐鹏飞出足了洋相。许云峰坚定地说：“快，快把我送回监狱！”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他关进了监牢。

后来敌人把他关进了地牢，像活棺材似的，把他隔绝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停止战斗。许云峰同志以他不屈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挖开了地牢的一块石头。当他闻讯敌人要杀害他，他没有一个人越狱逃走，他对华子良说：“我一个人虽然能越狱脱险，但这等于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给了敌人，我要留给同志们。”果然，在后来监狱里的同志们越狱时，这个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那一颗跳动着的赤诚的红心。

当人民解放军进逼重庆，敌人风声鹤唳，望风而逃。野狗到死也要咬人一口，刀恶的敌人杀死了许多革命同志，其中包括许云峰。临刑前，徐鹏飞来到了地牢里。他假腥腥(惺惺)地说：时局正如许先生预料的那样发展，共军已逼近山城，你们胜利在望……一个人在他即将胜利，而看不到自己的胜利时，真是感到莫大的遗憾。许先生，现在，你在此时此地还有什么感想呢？许云峰洪钟般的声音在地牢里回响：“我，一个贫苦的孩子，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使你们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当我看到革命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当我看到我们的事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时候，我又感到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全部的感想。请问徐先生，在此时此地，你有什么感想呢？”徐鹏飞支吾着说不出来。许云峰又以他骇人的声音说：“你们现在可以逃跑，可是你们逃不掉人民对你们的制裁。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他跨上了石梯，向敌人大喝一声：“带路！”

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党的优秀儿女英勇就义了。

江姐，她的英名也将留(流)芳百世，千古不朽。

当她一落人敌人的魔掌，就一直战斗到底。她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党、人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第一回过堂，徐鹏飞以为一个女人总对付得了，就先诱骗她。他拍了拍一本厚簿子说：“你的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你讲吧。”江姐冷笑了几声说：“你已经知道了，何必再来问我呢？”她这样对敌人说：“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可是这是我们党内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给我们的敌人。”

敌人没法，只得对她进行肉体的摧残。上老虎凳，坐电椅，钉竹签，把她吊在火上烤……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都用尽了，也没能使她屈服。她说得好：“竹签只不过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却是钢铁铸的。”

在监狱里，她忍受着非人的折磨，敌人几天不给她水喝，也不能使她屈服。她仍然投入了监狱的斗争，和难友们一起迎接到了胜利的曙光。

她，和老许手挽着手一同走向刑场。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影片中许多动人的场面始终在我眼前浮现。

1949年的春节到来了，革命的战士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她迎来了。这天，他们在监狱前的场地上进行了大联欢。看，春联贴起来了：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横披：扭转乾坤。听，锣鼓敲起来了。在这禁锢的监牢里，那敲响的脸盆、饭碗、油箱无比的动听，渣滓洞中、歌乐山上响遍了它。

歌唱起来了，舞跳起来了：

“正月里来呀是新春，家家户户点呀么点红灯，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听着那动人的歌曲，看着志士们带着铁镣欢跳着，我被泪水蒙住了眼睛。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革命者不屈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比金子还亮，比金子还坚”！

龙光华，这伟大的革命战士，为了战友的安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江姐受了刑，需要水。当战友们知道了，都宁肯自己不吃，把仅有的一点水给江姐。龙光华，他负责送水，趁放风的时刻，他捧了罐子朝江姐的牢房飞跑。快到了，碰上了狗看守。这杀千刀的特务打落了龙光华手中的罐子，罐子敲碎了，水倒掉了。革命的友情遭到了糟蹋(践踏)，同志间休戚相关的感情唤起了龙光华心头的怒火。他指着特务吼道：“你把他捡起来！”他狠狠地打了特务一拳。特务倒在地上，朝龙光华打了一枪。龙光华趔趄着，终于栽到了。各个监狱里传出了呼声：“不许特务打人！”战友们注视着龙光华，不屈的战士没有死，看他捧起了碎罐子中仅有的一点水，爬向江姐的牢房。

近了，近了，他把罐子伸进牢房门。正在这时候，死亡逼近了他，他的手痉挛了一下，水，慢慢地从他手里流走了，他为了战友牺牲了。

人世间，有什么语言能赞颂烈士伟大的革命友谊？

宇宙间有什么语言能颂扬烈士伟大的情操？

正是：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P10-12

读完《苦旅》，我想对读者说，虽然这不是作者的学术专著，却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用他40年的生命写成的。

这不是一本杂著，而是他的思想自传，甚至可以说是一代人的思想自传。

我与他是同时代人，因此，他书中记录的思想历程，包括那个年代的口号、用语、情绪，甚至细节，都会勾起我的记忆。

其实，不仅因为我们是同时代人，更因为我们当年生活的社会形态是封闭的、单一的。就像我们当年的衣服只有一种颜色一样，我们的经历几乎没有多少差异。所以，我们会有共同的欢乐与痛苦，也会有相同的体验与记忆。

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总是那么沉重。时代已经改变，社会已经开放，生活已经变得轻松而又刺激，但这代人还是活得那么沉重。

两个朋友相逢，三句话就聊到工作；一帮人吃饭，酒过三巡，话题一定是政治。就是到歌厅唱歌，他们挑的还是《血染的风采》。是本能还是下意识？

就像这本书的副题所写，从“红色青年”到“思想者”，这段思想历程铭刻在他们人生中无法磨灭。

社会改变了，他们仍然无法改变，或者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以此为荣。

这代人以“思想者”为荣。40年前，当顾潜开始写日记时就似乎有一种想做“思想者”的味道。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那不是“思想”，只是教条。只有当思想解放的时代到来时，我们才可能有一点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虽然我们的思想已经冲破牢笼，但是，在笼子里呆久了，我们思想的翅膀飞不高飞不远。

我们只是“思想者”，不会是思想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先天不足。也是我们无法弥补的缺憾。

可能，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缺憾。

“这个时代追捧明星，不追捧思想家。”在一些人认为。

没有明星的社会是冷清的，但是没有思想家会是寂寞的。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兴高采烈地生活，少数人的寂寞无关大体。生活照样前进。

所以，有人读韩寒，有人读“博客”，也有人读《苦旅》，如我之辈。

《苦旅》能够面世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到《苦旅》之类也无法出版，那才真正是寂寞了。

本书选编的是我前半生属思想文化类的日记、文章，它是从我数十本日记、笔记本以及著作中筛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但已经可以剖见我坦荡、真诚的胸怀和渐进的足迹。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面貌，从1965年到1976年的日记、文章，不予改动，少数有漏字或明显错别字、语义不顺之处，在括号中予以订正(原文字、句子保留)，如“第一遭(招)敌人失败了”，“这(个)纳粹分子在柏林防空室里像狗一样的(地)死去了”……1977年以后的文章做了梳理、删节。

第二，为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理解各个年代(尤其是“极左年代”)的环境、氛围及本人的思想、文风、语言，在每一部分前均加了“时代大背景”，在有的文章中加了“今日手记”，以作交代、说明；文中有关注释也由作者本人经重新严格考订而撰写。

有朋友说，我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日记和诗文有稚拙、偏激甚或愚痴的成分，公开发表是否会对目前我的身份和“面子”有负面影响？我说，我的品行中的重要一点便是“求真”，如要戴上“假面具”，那么我这本书的问世就毫无意义！我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从蹒跚学步过来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再伟大的天才，他从母腹中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绝不是一首诗，也是一声啼哭。

本书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因为我对山西这方土地情有独钟。从古代晋国的悲壮故事、传说，到近现代披肝沥胆的英烈、名士；从金沙滩、雁门关杨家将的爱国忠魂。到太行山、吕梁山抗日将士的热血；从恒山、五台山到黄河、汾河的壮丽山川……早在我少年时代起就深深烙在心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郭兰英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使人对那里的山水、风物神往不已；《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晋阳秋》等小说，都曾是我中学时代珍爱的课外读物……

追根溯源，总有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结萦怀心头。故而近年有机会到山西开会或讲学，会特地去拜谒刘胡兰献身处、阳泉八路军百团大战激战处、徐向前元帅故居，去虎头山下寻找、会见当年的大寨女英雄宋立英……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结，我在山西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找到了比全国任何地方都多的血脉。

我们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愫和价值取向，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染指，但批判了、清除了“左”倾的成分，不等于“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起倒掉”(恩格斯语)。毋庸讳言，有段时间我们忽视了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忽视了某些重要方面的立法和从严执法，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惊人的蜕化，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已被清一色的各路影视、娱乐“明星”所取代(这里无意指责青少年们拥有任何一位偶像的权利)；以自我为中心、极端自私自利已成了许许多多人的行为准則……当我们庆幸甩去羁绊而轻松、欢快地转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后，惊讶地发现“否定之否定”这一哲学命题的灵验性、真理性。我有时疑惑：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是不是再次“眷顾”了我们？诚然，我毅然决然地反对我们青年时代的激进的文化选择，但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在现时代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应该是和个人欲望的满足、消费的趋向相辅相成的，应该是和“超女”、“加油！好男儿”和谐相处的，而不是在那个年代前者排斥后者，在现时代后者排斥前者。

最近，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有一段深刻的表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增强学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胡锦涛：《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社会的导引者与有识之士的夙愿、期盼是契合的。当然，这些都应落到实处，而且要借鉴发达国家全社会系统工程式的熏陶、教化，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痛感：缺少素质和教养的民族是无颜立足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我们再也不希望听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中国人最有钱，但最没教养”这类刺耳的指责声。

我们的“否定之否定”是为了“螺旋式地上升”，如此，我们就不会回到原地，我们的社会才能获得新的动力和进步，我们吸取深刻教训、摒弃极左路线、警惕“左”的暗流回潮，才有了真正的意义，拙著的问世也才有了它真正的价值。

衷心感谢著名作家、“文化大革命”史和纪实文学研究专家、文汇出版社社长、高级记者萧关鸿先生，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

衷心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郭立群副编审，接纳拙著并在编辑、装帧、出版等方面精心制作。特别是郭立群女士，以她深厚的功底和学养，以及女性的智慧和细腻，认真审读，精心编辑，融通消释，甚至连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也予以关注，令人十分感动。在此，再次表示诚挚的谢忱。

还要感谢为了我的事业默默做出牺牲的我的太太、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老师李红霞，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本书编选的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老师、同仁和学生后辈，以及诸多至爱亲朋。

顾潜

2006年初秋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