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入了作者四十余篇散文，这些文章广涉政治、历史、文学、文化、出版诸领域，诸如，考量知识分子话语，演绎中国红色文学经典，批评新时期非理性创作倾向，甄别文论界的终结批判，阐释传统民主范式，解读美国精神，陈述表象历史，寻找城市记忆，剖析中国图书出版的文化走向等，均是在文化体验的基础上达观理性的认知。

本书收文四十余篇，辑为“三联评论”、“文学笔记”、“出版偶识”。首辑是笔者时任《书城》杂志主编时撰写的专栏文章，权作“三联评论”学术随笔的小结；二辑诸篇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及思潮的评析，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比较；三辑则是议论中国图书出版，探讨改革。

三联评论

 顿悟思辨的散文书写

 演绎红色经典

 苦难中拥抱阳光

 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

 现代文坛的“鬼才”作家

 电子人的乌托邦幻想

 传统范式的现代重构

 解读美国精神

 宣传：制造社会共识

 人生体察与文化自觉

 出版泡沫与政府规制

 历史的评说

 历史模型的人文考量

 表象的历史陈述

 史学的“世纪话题”

 寻找上海

 城市言说与记忆

文学笔记

 “席勒式”与文学现代化

 典型化法则别议

 小说批评思维的“寻根”

 文化人格的审美

 文学：现代人的思考

 探索中的彷徨

 郭小川诗论初探

 维尔特的政治诗

 克雷洛夫寓言诗的真理性

 对新民歌中“二结合”的反思

 台湾乡土文学摭拾

 神圣道德的叛逆与沉思

 中外微型小说比较

 《水浒》与《堂吉诃德》叙事结构异同

 《水浒》研究述略

出版偶识

 为出版社正名

 书刊的消费价值

 书刊出版的二重体制

 书刊生产的“智力型”管理

 面临危机的思索

 活化选题意识

 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

 谈上海美术图书出版

 再谈上海美术图书出版

 线条表现的文学

 华文图书走向世界

 亮点，就在创造

 后“非典”的作为

 出版定位的文化思考

 构建学术文化的出版高地

 出版人的应对

 让阅读融人生活

 “百家讲坛”现象的思考

 阅读印象

演绎红色经典

改编红色经典，曾是影视界的亮点，其理由很简单，红色经典在大众读者中有较高的认同度。改编者的审荑取向和叙事视角不同，其社会效应也自然有别了。电视剧《南行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承了红色经典的文学精神，尊重崇高，忠实再现了经典之审美价值而赢得了美誉。当然，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戏说”之风。取悦市民编造爱情戏，刻意塑造畸形性格；追求票房价值，消解崇高，肢解经典，结果滑入了庸俗化的困境，惹下了麻烦。沙家浜阿庆嫂茶馆斗智，改成了半老徐娘“玩爱情”(戏曲反串小说)；传奇英雄杨子荣被戏说演成了浑身江湖气的道地“溜子”。红色形象被抹上灰色油彩，也惹上了官司。法律评判替代了审美批评，这恐怕是改编者们始料不及的。

红色经典的改编，并非始于21世纪，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青春之歌》、《红日》、《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先后由文学的经典改编为电影的经典。上世纪末，经典电影的重拍再次演绎了红色经典的风采。红色经典的创作、出版、阅读、批评推介、改编传播，构成了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的价值链。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导引和审美取向影响着作家、改编者、读者、批评家们对红色经典的解读和演绎。60年代的经典守护者崇尚的是审美理想主义，当下戏说经典的“时尚”新潮迎合的是文化消费主义，道不同难以相谋，前阵子京、沪两地资深学者愤而指责“戏说”也是情理中事了。

红色经典的改编风波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怎样理解和演绎红色经典？自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诞生起，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学界、教育界争论的敏感课题。演绎的批评效应不仅波及文学的创作、改编，也涉及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数十年来，风风雨雨，争论不休。余岱宗的博士论文《被规训的激情》这一命题，系统地表述了他读红色经典长达十年之久的心得和思考。

红色经典的创作繁荣期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文本。塑造革命者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书写革命人生的悲壮历程，反映革命斗争生活与社会主义新生活是其重要的题材和主题。红色经典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审美象征和文化载体，熔铸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实现了革命文学的审美教化作用；同时也建构了红色文本的文学叙事机制。它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的积累与社会效应已成为几代受众的文化记忆，并且也在重读和改编的演绎中不断释放红色经典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力。《被规训的激情》一书就是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为个案，着力探究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红色经典文本创作的内在关系。作者选择的言说路径是，着意小说文本的内部解构，从感性的叙述层面分析红色经典的内在叙述机制，认识红色文学采取何种方式去建构其革命的激情，论证经典的审美表达如何适应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该著有别于社会、政治、文学之外部关系的传统论说，为重读和演绎红色经典拓宽了一个新的视域，这是值得赞许的。  作者的基本立论是，红色经典的感性叙述是在革命意识全方位的规训下展开书写的。所谓“全方位”，是指叙事的主题指归、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及叙事情感等诸多层面。所谓“规训”，在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操作性表现为“叙事修辞”。通俗地说，也就是规范感性的叙事系统，对文本中局部有悖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叙事倾向和情感具象进行修改和调整。借用作者的术语，即是通过修辞的书写方式将故事情节、艺术细节、情感具象“编人革命意识形态的编码”。作者将叙事修辞的书写规范简约为：主题指归的纯正性、人物形象的神性、叙事机制的传奇性、革命激情的超越性。作者的论述是否合乎理性，可略作一番考量。

确实如此，红色经典的文学主题有着鲜明的指向性，与革命的主旋律保持一致。革命性、阶级性的主题话语凸现并规范了红色经典的叙事逻辑。为此，作者将红色经典在主题层面上的书写方法，定位于“保持其意识形态的‘纯正性”’。《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是以暴力手段建立政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斗争叙事；《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以塑造人的心灵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表达主题指归的书写均是以革命者(包括成长中新人)为主人公，以革命活动为主要叙述对象。作者要提请关注的，则是红色经典文本的感性叙事与意识形态指向有着审美错位和悖论性存在，这便需要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叙事修辞的校正。诸如，《红旗谱》的主题是农民自发的阶级斗争在党的引导下走上自觉的革命道路。但主人公朱老忠的故事是以家庭仇恨为叙事的兴奋点的。朱老忠的言行和生活经历，较多流露了江湖义气和家族伦理的价值观。故事叙述的意识形态特征与文本主题叙述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错位和悖论。为此，红色经典文本需要运用叙事修辞，对故事的叙述结构进行规范，以强化朱老忠作为“阶级人”，而不是“家族人”的主题指归进行叙事书写。梁斌自己也承认，叙事的规范使其“完成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要求”。作为中国集体化运动的文学经典《创业史》，也是一个值得演绎的个案。柳青在感性层面的主题表达是通过梁生宝组织蛤蟆滩的贫苦农民艰苦创业来叙述农民自我改造的主题意义。P11-13

拙著《守望理性》出版后，屡见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书评界的评点。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过于鼓励，但笔者闻过誉之词总有诚惶诚恐之感。有学者说，文章书写“汇集了出版人与学者这两种视角”、“总是以出版人的眼光估量学术，又总以学者的眼光来考量出版”、“做出版能够沉潜而不浮躁，能够沉下心来思考点问题”。这段评语道得平实，却也概括了笔者数十年的追求。从事出版数十载，若有心得体验、书写冲动，始终萌生于学术文化的情结。《守望理性》的数十篇学术随笔，只是以读书、评书为载体，言说出版人某种文化体验和思考而已。自然，出版题材之丰富，领域之广泛，常常会引发新的阅读体验，也就有新的书写冲动，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思考涌至笔端，有待于记录定格。书写没有停止，“守望”也不会终结，这便有了编“再望”的念想。

《再望理性》收文四十余篇，辑为“三联评论”、“文学笔记”、“出版偶识”。首辑是笔者时任《书城》杂志主编时撰写的专栏文章，权作“三联评论”学术随笔的小结；二辑诸篇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及思潮的评析，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比较；三辑则是议论中国图书出版，探讨改革。虽说，书写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年代的人文内涵，辑入的文章又广涉政治、历史、文学、文化、出版诸领域，但命题的切入则着意人文思考，摒弃趋炎附势的功利性。诸如，考量知识分子话语，演绎中国红色文学经典，批评新时期非理性创作倾向，甄别文论界的终结批判，阐释传统民主范式，解读美国精神，陈述表象历史，寻找城市记忆，剖析中国图书出版的文化走向，等等，均是在文化体验的基础上达观理性的认知。也许书写的命题贯之以理性的人文意识，题意的演绎便能穿越因时间造成的思维局限。言说虽有偏颇，却仍有益于当下的思考。

本集汇辑与选编《守望理性》颇为相通，均持出版人与学者双重身份去作命题思考。有鉴于此，将之作为《守望理性》的续编，且以“再望”题之。

作者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