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践行者，作者对之充满敬意；却也困惑于他的理想主义群体在维持八年后为何突然溃散。本书记录了作者和小川的交往，她完成小川遗作的经过，以及有关小川的种种，最终要的是——对小川的“热爱和迷惘”。

1936年6月25日小川绅介出生于东京。离家里不远的地方，有个电影院。所以经常被大人带领着去看电影。直到1943年9月，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转学迁至老家歧阜县瑞浪市釜户村。1948年9月重新搬迂回到东京，父亲为了重振制药业，在东京都港区霞町开了制药厂。小川就转学到港区的立笋小学。少年时代的小川热衷FEN(美军极东广播)收音机的音乐和电影。1949年进港区立纯心中学就读。1952年进私立海城高等学校。就是在高中时期，读到了列宁的著作，受到很大影响。1955年进入国学院大学政经学部。那时候的小川，花很多时间在看电影。还和朋友组织了电影研究会，制作了《小小幻影》、《山谷里的孩子们》等电影。1959年大学毕业。1959年毕业后先是帮助父亲处理药业事务工作。被人叫去帮忙，于是当了副导演去长崎拍戏。1960年实在太热爱电影，与岩波电影制作公司签署了副导演的合同。1961年秋天跟随黑木和雄导演拍摄《我的爱北海道》(1962年)等。并从1962年开始，和其他导演如东阳一、岩佐寿弥、黑木和雄、土木典昭一起频繁见面，发展成电影学习会《青之会》活动。1962年2月与前妻平琢美枝子结婚。1964年为了开始自由的导演生涯，中止了与岩波电影制作公司的合约。1965年长子小川出出生。1966年2月完成了处女作<青年之海——四个函授生》。试映时，只有自己的三位亲属作为观众到场观看。但是小川依然非常兴奋，影片中展现了小川独特的电影语言，让人看见了一部日本年轻人的新浪潮纪录片的诞生。紧接着，7月初，日本政府决定在三里建立东京国际机场。这引起了日本很大的震动和支持三里诼农民反对运动。

奉献

寻找小川

走进日本荻■，小川的工作室

小川的童年

躲避“浊音符”

追随小川的梦想

认识日本人

没有渴望的日子

在山形拍摄的日子里

共产主义的集体

激情年代

还是被理想主义感动

关于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

“铁三角”中的黑木和雄导演

寂静的日子

重新出发

理想和钱的关系

牧野的冬天

1992年纽约的冬天

小川还是生活在我们中间

小川绅介生平简历

1998年间的来信都是由洋子的中国朋友冯艳给我们当翻译，洋子说她很快会把小川为《满山红柿》做的笔记给我寄来。从她说的那一封信起，我就开始等待，这个“很快”，竟然让我等了整整三四个月。我开始没有耐心了，发出去一封又一封信在那里催促。一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冯艳回天津老家生孩子去了。于是，信在天津、东京、上海之间转来转去，大家都在回答着不是同一封信上的问题。日本，刹那间变得那么遥远。

1998年，已经是上网发邮件的年代了，我们还用手在书写着。我像一个失恋的情人站在黄昏的落日下面，站在家门的小院子外面，在那个木头信箱前面，等待着邮递员。每一次邮递员在那里叫喊着签收盖章时，我总是第一个冲出我家的小院，似乎认定那一定是我的邮件。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上上下下地奔跑着，消耗精力，这样给自己找到一点好的感觉。但是等到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仅仅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个在纸上可以说得激动人心的愿望，实现这个愿望还早着呢。我连一个拍摄计划都没有看见，拍摄的预算也不知道，我拍了那么多年的片子，这时候怎么变得像个业余的小学生那样幼稚了昵?我甚至拿出过去的来信，认真地再看了几遍，是不是有“小川笔记”的说法?这些不会是我自己杜撰和臆想出来的吧?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笔记的故事和说法。

有一天，在大白天的日子里，我蒙上了被子昏昏沉沉地睡去，等我睡醒的时候，脑袋又沉又重，我跟自己说，我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在经历了几个月以后，早就变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于是，我突然心血来潮，化了妆，先在外形上彻底改变了自己，骑着我的破自行车跑到上影厂去了，我把破车子扔在厂门口，急急忙忙接受了拍摄上海解放50周年的献礼影片《上海纪事》。

剧本夹在后座上，又往家里骑去，我听见破车子踏过地面时，发出的哐当哐当的响声，我好像在和自行车做一个游戏，有时狠狠地往下蹬去，有时就让它在路上慢慢地滑行。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原则的人。

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一直望着天花板，又开始发呆。怎么昨天还做着大头梦，有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冲动，现在却径直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筹备拍摄人们说的最难看的“主旋律影片”呢?真是想不明白。望着苍白的天顶，我想，我缺少的大概是抽象的宗教信仰，我没有；所以我只有让冥冥之中存在的“神”来把握我的命运。以往宗教的意义衰落了，科学占据了我全部生命的领地。但是，我的困惑又不能被科学解释，精神上是一片荒原。深深地感受到此起彼落的悲哀，灵魂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被解决的。科学和技术解决了很多自然现象，帮助人类控制和利用了自然可是信仰呢?到哪里去寻找?小川，他几乎就是一种信仰的象征，他让我相信，人是可以有意义地生存下来的。他的生活态度，也几乎是一种宗教态度，他告诉人们，在物质以外，人，是可以在荒诞的现实里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

从物质到精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实在是太贫困了，是极度的贫困。所以，现在发生了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时，大家都要抓住机会不放。我不知道精神世界里的追求，是否可以凭空而来?无衣可穿时，打个补丁，不过是不折不扣的贫困而已。穷有钱以后，还保持一份朴素，那是一种生活态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涵了特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小川是独立的，他选择了朴素的生活……

只是，只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穷人来说，千万不要要求我们朴素了，就像不能要求叫花子朴素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渴望成名，渴望物质，渴望有钱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大家刚刚体验到“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滋味。上帝，宽恕我们吧，就让我们放声地唱出声音来吧。  我就这样重新迷失在自己的选择中间。

《上海纪事》的剧本翻开着，已经一个下午过去了，我还没有看完第一页。

我给洋子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我的选择。我说，你慢慢地筹备吧，没有你的消息，我接受去拍别的戏了。我说因为我需要挣钱。其实，这不是我要说的真心话，但是与其被人笑话成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我愿意让自己把曾经有过的幻想糟蹋一遍。反正，在我们的今天，把自己说成一个物质化的人，倒会显得更加正常，也更顺理成章。1998年我没有时间了，你也不必再等待了。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从邮局往家走的路上，我看见了邮递员，我懒懒地跟他点了点头，已经不再期待任何邮件了。偏偏在这个时候，邮递员远远地叫住了我，像是报告什么好消息似的，说我的挂号邮件来了。这太像是在开玩笑，他怎么会知道我在等邮件呢?我把双手揣在裤子口袋里，掉头走过去的时候，邮递员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一把拉住了我：“签字啊!”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木然地看着邮递员，看着他手上的大信封，那正是来自日本，我等待已久的小川的工作笔记……希望，永远是迟到的。永远!只有在你彻底放弃希望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而那个时候，你常常把这份实现的希望，当成一个窝囊的负担，不知道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恨不能重新抱着被子再昏昏沉沉地睡去，这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好办法，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

让我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洋子还在信上跟我说：

“大胆地去做吧，相信你自己。相信小川当年对你的信心。当你接触到小川的胶片的时候，反反复复在剪辑台上来回来去倒片思考的时候，你会领悟到小川的精神，相信你一定会把片子做好的。洋子”

修改我的主旋律剧本竟然成了副业，着急地看小川的笔记是我的愿望。找到日本回来的朋友段海萌，她口述我笔录，把小川的“工作笔记”翻译成了中文；然后，我将中日文对照做了一个合订本，将它寄给了洋子。我说晚了，1998年下半年，我已经和上影签约，我不能来山形拍摄了。

P63-66

从小，在我心目中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理想主义是伟大高尚的，唯心主义是主观荒谬的。手头一本1996年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在“唯心主义”条目中还专门写明：“唯心主义一般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但是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对我来说意义截然不同的中文词在英语里竟用同一个词来表达——Idealism!这使我好像突然悟到点什么，也不知是理想主义降了，还是唯心主义升了，反正这两个词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屈指算来，认识小莲已经二十五年，虽不经常见面，但联系却从未中断，知道她一直在勤奋而紧张地拍片、写作、读书、思考。她的每部作品——无论电影、小说、纪实文学，或是其他——无不倾注了巨大的心力。这本新作《理想主义的困惑》也不例外，书中记录了她和小川的交往，她完成小川遗作《满山红柿》的经过，以及有关小川的种种，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后面的故事——对小川的“热爱和迷惘”。

小川绅介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1936一1992)，小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8年的夏威夷，小川看了她拍的《女人的故事》，于是这部“漂亮的电影”和“漂亮的女导演”便进入了他的视野。等到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那年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相遇后不久，小莲应小川之邀去了日本，他答应帮助她做纪录片《我的日本梦》的前期调查。没想到的是，小莲发现小川的工作条件非常艰难，而且第二年他就病逝了，小莲的片子没有拍成。

结果是时隔八年后，小莲却帮助小川完成了他最后的片子《满山红柿》，该片于2001年被评为日本十佳纪录片。谁都知道，要共同完成一件心灵的作品——而且是没有商量地共同完成——实在是太难了，没有精神和艺术的共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合作是小川的信任，也是小莲的情意，是两个电影人的相互理解、欣赏和感动。

小川是以1968年拍摄成田机场农民对抗的纪录片闻名的。他出生于东京，七岁回到乡下，在战时长大，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执著感情。当政府征用土地建造机场时，农民反抗了。小川凭着他对贫困的体验和对电影的酷爱，一头扎到第一线去拍摄，一拍就是六年，完成了令人震惊的《三里塚系列》，成为纪录片大师。

1975年，小川工作室开始成为一个公有制的集体，在日本最贫困的农村一边种地，一边集资，一边拍片，过着十分艰苦的二十四小时的共同生活。这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公社，没有私有财产，所有人都跟着小川干革命，开始的时候，和小川有着共同的理想，或许说他们将小川的理想视为自己的理想。他们拍摄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冲击的日本农民，拍摄了行将消亡的村落，还有那些渐去渐远的传统。农民支持他们，感激他们，他们的片子在电影节上让国际震撼。

然而，让小莲深感困惑的——或许也是让小川深感困惑的是——一个令人骄傲的理想主义群体为什么在维持八年后竟然溃散了?成员们似乎忍无可忍，一个个托故离去。当散伙的时刻终于到来时，小川让大家说出理由——说出背叛他的理由，当时打开着的录音机让这些人至今记忆犹新。小川是个为理想献身的人，他支撑着这个工作室，制作出一流的电影，他一人挑着众人的担子，难道大家不应该和他一样为理想献身吗?为什么还要离他而去?如果小川是那种仅仅把理想作为口号的口是心非的人，那么事情的发展倒不难理解，但小川是真诚的，他是言行一致的。

说起理想之高尚，真让人难以拒绝。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每个人每代人的理想都受其时空的限制，没有人能永远地规定理想。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小川记录了弱势的农民反抗，这符合当时的理想。但时过境迁，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反抗，小川的工作于是变得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理想改变了。

人组成群体，便可拧成一股绳，把个体力量集中起来充分发挥。但有组织的群体，特别是公有制群体，必然有个统一的问题。而人是以个体存在的，想法、利益各不相同，要长久地保持一致而不感到压抑是很困难的。小川一个人的理想不能永远代表所有人的理想，他一个人的意志不能永远代替所有人的意志，哪怕只是那个小小的群体。如果不是出于自愿，那么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剥夺他人的意志，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就会成为强权，就会引起反抗，理想主义也就走到自己的反面。

人总是在寻找意义和目的，理想是人性的升华，它使人能高于自己。但理想只是人脑在一时一地的产物，过于夸大意识的主导作用，就违背了唯物主义。也许正因为这点，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合用一个英文词。人们需要理想，但一旦执著过了头，理想主义就僵固了：一是可能把理想强加于现实，二是可能把理想强加于他人。这不由使我想起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双重否定似乎很被动，但实在是大智慧。倘若反过来变成双重肯定：“己所欲，施于人”，听上去好像更积极，后果却不堪设想，一个人的理想难保不成为别人的噩梦。

人是能改变客观世界的，但世间万物有其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其世代凝聚的传统，并非都能够或都应该随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理想而改变。人类说到底还是以适应环境为主的，因为环境的许多改变根本不可预料。固守理想去改变现实，往往成为堂吉·诃德；固守某个时代的理想，就会否定时代发展后的新理想；固守某些人的理想，就会否定其他人的理想。所以当我们满怀理想时，还是别忘了我们是人，是有局限的，对大千世界保持一份谦恭，保持一份敬畏为好。

对小川这样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小莲是满怀敬意的，否则她不会去完成《满山红柿》；但小川的理想主义又不能不引起她的迷惘，于是就有了这本《理想主义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