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所著的《凌汛（1977-1979朝阳门内大街166）》以回忆的方式，详细记录作者在朝内大街166号两年的生活，也兼及了当时文坛的很多重大事件。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作家冯骥才从作家的角度讲述历史节点上的文学出版生态，其中的人与事令人感慨，也少有人记述。

冯骥才所著的《凌汛（1977-1979朝阳门内大街166）》记录作者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凌汛（1977-1979朝阳门内大街166）》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在那个年代，这些记忆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序

一、借调式写作

二、一屋子作家

三、后楼的生活

四、一个诗人的自我拷问震动了我

五、搁浅

六、“冯骥才是反革命了！”

七、坚硬的冰面在头顶上裂开

八、凶猛的凌汛

九、文代会后离开了朝内大街

十、又短又长的尾声

附件：

1．《祝红灯》·韦君宜

2．冯骥才与严文井的通信

3．《关于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的一封信》·屠岸

4.《记韦君宜》·冯骥才

5.《风景里的山峰》·冯骥才

6. 冯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发表作品目录

后记

一、借调式写作

1977年的春天，那是“文革”后第一个春天，忽得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要从北京来天津见我和李定兴，李定兴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的合作者。

我听了发蒙，甚至弄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年头，我从没碰过好事，全是坏事。有两件还是天塌下来一般的大坏事。一次是1966年那场全社会的十二级政治大地震——文化大革命，我家被抄得一贫如洗，然后被扫地出门；一次是1976年又一场土地爷闹的大革命——唐山大地震，邻居的烟囱砸垮我家的屋顶，楼梯也掉下去了，我抱着儿子，一家人死里逃生跑出来，身上只有背心裤衩。就这样，还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

再说，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换块牌子就是国家文学出版社。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和文学经典差不多都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名，它能瞧上我们这两个从未沾过出版边儿的在野的人物？

文学原本并不是我的理想，我从小的梦是绘画。我只是在“文革”前从事宋元山水摹古时，着迷一般地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与诗歌，但都是历史经典，与当代文学不沾边。自己偶尔写点小文章发在小报小刊上，也一概都是艺术随笔之类。在写作这片世界里，我最多是边地生出的一根随处可见的野草。

六十年代末，几个画画的朋友拉我去为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写脚本，与资深编辑李定兴结识为友，闲话时聊起了都感兴趣的义和团。天津曾是义和团翻天覆地的中心，当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过六十多年，一些亲历者还活着，义和团那股子气儿还热乎乎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俩决定用小说方式写义和团，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之后已到了“文革”终结的1976年。这年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我将书稿从废墟中挖出来。地震后，我们就把稿子打印成厚厚的两册寄给人文社。如果说心里抱着什么希望——那只是在寄出去之前还有一点，寄出之后便没根了，一片空茫，好像没写这东西一样。

人文社要来人的消息——正是在这一片空白中出现的。

人文社做事真是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这种事我从没经过。他们先在京津和哈尔滨三地召开座谈会，把我们写的《义和拳》打印本发给与会者，请他们提意见。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除去专业人士，还有一定比例的工农兵文学读者，他们的意见对这部书稿能否出版起关键作用。这是“文革”时期出版社通常的做法，在古今中外也只有当时的中国才有。据说人文社的领导就是专为听意见来天津的，也为见见我们两位作者。这位领导叫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

由于我不曾涉足文坛，没听说过韦君宜的大名，乃至那天她走后也没记住这个生疏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姓有点特别。

这个在天津的征求意见会由人文社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一手操办。开会的地方是借一家工厂工会简易的小会议室。二十来人围一张桌子，一多半人抽着烟，桌子上两个暖壶一堆玻璃杯，有的人还在翻看书稿，进屋时都抬头打量我们，我很不自在。李景峰是一位三十多岁、皮肤有点苍白、和善又勤快的男人，东北口音，后来做了《义和拳》的二审编辑。会前他把我们介绍给韦君宜——一位矮小、瘦弱、不起眼、五十多岁的女人。尽管她没有领导派头，我却挺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可是韦君宜好像也紧张，话不多，很少看我一眼。只记得坐在那里等着开会的时候，问我是否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是“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历史小说了。我说我读过，还说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老舍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文学，她小小又圆圆的眼睛在镜片后边闪了闪亮。

会上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好像好话多，座谈会的气氛很好。散会后韦君宜有点高兴，她说你们的小说基础不错，但距离能够出版还很远，最好住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可以得到编辑的帮助。

李定兴是天津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的组长，不能请长假，当时决定由我去北京的人文社改稿，修改的计划两人一起定。韦君宜对李景峰说：“那你去给冯骥才办组织借调吧。”

借调式写作——现在绝没有这种写作方式了。P1-4

今年入夏，北京几位文友来津做客，内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闲话里说到人文社坐落在京城朝内大街上的那座老楼将要拆除翻盖新楼，说我曾在这楼里住过不短的时间，知情不少，该给他们写点回忆的文章。这话一下子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未等开口，一位老友说：“大冯和人文社关系非同一般，说不定会写篇大块文章。”我便信由一时心情接着说：“我的第一部长篇、第一部中篇、第一个短篇都是在人文社出版的。我还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文社——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呢。我是从人文社进入文坛的。我在人文社住了两年！说不定能写一本小书呢。”

此刻，我忽然记起早在1981年我和入文社社长严文井先生的通信中表达过这个想法。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找了出来：

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我把人文社当作自己的母校。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大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让我从社里走出来时，手里拿着几本散发着纸和油墨芳香的书。我有个想法，也许过十多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我要写一个小册子，叫做《朝内大街166号》。我心里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

信中所说的“更长的时间”竟是三十年吗？怎样的情结仍然能撩动我这个陈年已久的写作想法？

不过，对这件往事当时并没说，文友们却已经猜到我“囊中有物”，逼我掏出来．由此便约定写这文章了。其实当时也只是触动了一种怀旧的情怀而已，未及深思。事后一个晚上想起要写这文章，进而回过头转过身，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1 977年至1979年——正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于是，我像白日做梦那样忽然清晰地看见了早已淡忘的人物与生活，早已淡出现实的事件；它们竟一下子溢彩流光般涌现在我的面前。那个时代的场景、气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名言、勇气、真诚与纯粹感，原来全都记得。在我的心底，它像历史江河一次遥远的早春的凌汛，原本死寂封冻的冰河突然天崩地陷般地碎裂，巨大的冰块相互撞击发出惊天的轰响，黑色寒冷的波涛裹挟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我写它，已非一种怀念，已经不是初始的想法，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从中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

这样，我便在半个月里一口气写成这本小书。在此感谢朝内大街166号——是它允许我在那里住了长长的两年，使我在那个非凡的岁月里，有幸由一个“文化复兴”时代的核心地带登陆文学。

是为序。

冯骥才

2013．8．20

写过这一随笔性的小书后，笔尖虽停，心绪未已。我只写到1979年的年底，接下来便是新时期文学轰轰烈烈的潮起潮落，更多的人物、事件、潮流、纷争、主张、作品还在我的笔管里，但都应放到本书句号之后的另一本书里去了。

这里，还要为本书再三表示遗憾的，是由于那时代的贫穷致使我鲜有照片为证。可能缘自我对博物馆的兴趣，我把实证性的历史遗存的意义看得分外重要。书中插图绝不止于装饰，而是不可或缺的见证。然而历史有时也很无情，它像一只大鸟飞走后，并不肯多留一片它生命之身的羽毛。

为此，在书尾部分加了几篇文章和资料，以印证我在朝内大街166号中难忘的人与事。

是为记。

作者

2013.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