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的95岁，最年轻的77岁。这就是本书八位作者的一项数据。他们的口述各自反映了一段生动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他们对亲历事件的真情实感。对长者丰富的生活和工作历程，我们怀着仰视、聆听的虔诚；对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细检人生，总结得失的行动，我们更是肃然起敬。

本书为《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北京记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工农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本书为北京记忆。

苦争春

百年回忆

风雨历程述略

党外布什维克

政法战线老兵

抚今追昔忆故往

回忆、反思

忆我走过的路

在北平第一监狱里的斗争

被囚禁在与世隔绝的单问牢房中，无时不在思考着如何才能熬过这漫长的不能说话的牢狱生活，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敌人何以视政治犯如洪水猛兽，不外乎怕我们团结起来“闹事”难以对付。

其实，敌人对政治犯用单人囚禁的办法，只能剥夺政治犯说话的权利，却剥夺不了政治犯的思维，人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会用大脑思考，而且会发挥创造性。

我经过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的冥思苦想，终于琢磨出利用室内的暖气管“打电话”，借以联络同志的方法，打破监狱对我们政治犯的孤立封闭。于是我和武竞天依靠普通犯的帮助，用纸条交换意见后，又经过实验，确实有效。这方法是敌人逼出来的。

说来并不复杂，利用暖气管当“电线”，用喝水的搪瓷缸当“话筒”。通话时，由发话者将缸子底部紧压在暖气管上，用嘴深入缸子口内讲话。对方收听者则将缸子倒过来，把缸子口紧压在暖气管上，再把耳朵紧贴缸底。经过如此试验还真灵，狱中的政治犯之间就用这办法来交流思想，讨论狱中斗争，交流学习心得，传递信息，还可用来唱歌，消除寂寞。这就打破了敌人不准政治犯互相联系的规定。

经过一段使用后，发现这样通话容易被敌人发现，一旦通话内容被敌人听到，会遭来横祸，经过细心思考后，终于创造出更好的“发电报”办法。这就是：先将四十个汉语拼音字母按顺序排成八行，每行五个字母：敲暖气管子“打电报”时，先打“行数”(第几行即打几下)，然后接着打该行的第几个字母，(第几个字母即打几下)。这样，将字母连接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字，字字连接就可以成为一句话，一直打下去，就可以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在监狱的斗争……

一次，我给难友“打电报”时，因暖气管直通看守长办公室，用手敲打声音过大，看守长听烦了，于是他随手用铁器使劲敲打暖气管，表示发泄他的不满，但他却不知道我们敲打暖气管是在干什么。有时候，有人正敲打暖气管时，被看守看见怒斥道： “你敲什么?”你不理他，他也不知道你敲打是什么意思，就扭头走了。

我们为了了解外面的消息，决定向狱方提出要求——允许我们的家属探监和与家属通信。

经过斗争，终于迫使狱方答应允许我们的直系亲属每月探监一次，虽说也答应可以通信，但狱方管理很严，必须经过他们拆封检查。

以后，每个月探监日到来，政治犯家属就可以来，但每次探视只准半小时，而且不准家属直接递送物品和信件，接见时看守在一旁严加监视，只准见面说家常话，不准谈政治。

我在狱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普通犯人的思想工作，如每天利用普通犯人给我们打水、送饭、倒马桶的时机，总要用三言两语(没有时间多说)对普通犯作宣传工作，日复一日过去了，那些普通犯知道了共产党好。有时他们还主动帮助我们传递纸条或口信。

我在几年牢狱生活中，除创造“打电话”、“打电报”等同志间互相联络的方法外，还通过学习《百科全书》，对书中所载中外各国的“速记符号”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速记术》，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拼音”新文字，用以记录自己的秘密，狱方即使发现，他也无法破解。出狱后整理成册，保存至今。原稿已交给北京市档案馆，做为历史纪念。

七七事变后，日本入侵攻占了北平。从那以后，北平市政府与南京中央断了联系，北平市政府领不到经费，眼看北平监狱里的犯人面临断粮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法院不得不做出一项应急的决定，这就是，先将刑期余剩几天或一两个月的在押犯三三两两地陆续释放，政治犯也在内。1937年10月，我的刑期基本已满，于是被释放，获得自由。

P16-18

人们常说：岁月消磨不了记忆。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岁月是可以消磨、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

原因何在?不言自明。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资料，保护不当，会有分散和遗失。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可以躲过水淹火焚，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更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记得的越来越少，忘却的越来越多；记得准确的越来越少，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这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因此，经验的归纳、教训的总结、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把记载在纸张上(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保存手段)的历史称为“历史文献或档案”；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历史，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脑之中，通过他们的口，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口述历史。

在历史学的发展上，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长久的地位。结绳系事，口述歌颂，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在现代和当代的历史中，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一下子扯远了，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

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甚至是历史链条中唯一的环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侯，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感情，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我们和过往历史的距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之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亟待当事人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史叫做“抢救活资料”。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工农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呀!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7年夏

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的95岁，最年轻的77岁。这就是本书八位作者的一项数据。他们的口述各自反映了一段生动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他们对亲历事件的真情实感。对长者丰富的生活和工作历程，我们怀着仰视、聆听的虔诚；对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细检人生，总结得失的行动，我们更是肃然起敬。

本书大部分访谈和整理工作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苏峰承担，作为一个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她付出了努力，在工作中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感谢为编写本书做出贡献的人们，特别是老同志身边的同事、部下、亲友，这里恕不一一列出。

由于人们所处的角度和地位不同，每个人对历史的观察都会有差异。加之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恳请见谅。

编者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