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家黄永玉眼中的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80岁的黄永玉老人在这本散文新作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一代“鬼才”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

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 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通过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与这些艺术大师的相遇、相识、相知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增订珍版代序）

北向之痛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大雅宝胡同甲二安魂祭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

离梦踯躅

这些忧郁的碎屑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给这个党员打分

忆雕塑家郑可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不用眼泪哭

余所亚这次真的死了

白头偕老之歌

云深不知处

天末怀先让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O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锺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P4-5

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增订珍版代序）

我读了徐庆全先生著作《周扬与冯雪峰》，很受感动，一个多星期心情跟文章奔腾澎湃，不安之至。

文章点醒了我，冯雪峰先生1903年生，周扬先生1908年生，入党时间冯、周两位都在1927年4月12日大革命以后。冯二十四岁，周十九岁。

两位年轻人干着那么重要的大事，领导庞大的进步文学队伍，又在重要的时刻打下了不解之恨结。以后的几十年一直紧紧咬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两人同时都遭毒手，这才"历尽劫波兄弟在"，取得了互相的谅解。

太迟了!几十年时光耽误，大量优秀文艺队伍人员的牺牲，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弄怕、弄俗、也弄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生活在比天灾还恐惧的人祸之中。自己同志，怎么弄成这种局面呢?

善心的领导人曾经说："文艺界是个重灾区。"可惜希望的声音从文艺界头顶飘然远引，没有了下文……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你以前干什么去了?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那无数为冤狱死去的文艺前辈如何补偿?

你的"认识过程"、"成熟过程"，文艺界付出了忍受"大刑"的代价。无数的生命成为你交的难以负担的"学费"。……

那么不安，那么轻率，那么小题大做，那么信口开河，那么捕风捉影，连自己也掉进了剑拔弩张的混乱之中。

用得着吗?犯得上吗?清楚明白了也迟了!你就没想到自己会老、会死，会陷入自造的深渊之中?

虽然我在"文革"中受到点麻烦，但我会打发日子(包括老着脸皮装病、说谎，我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谎话都"消费"在这场混账日子之中)，倒是一句巴尔蒙特诗挂在心上：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老婆见我挨打背上流血，我安慰她：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不止是"文革"，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也是满身霞光在这个世界上出没的。

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我就左倾，很以为自己进步得不得了。穷也好，饿也好，褴褛也好，流浪也好，倒是一胸腔左倾傲气。用现在刻薄自己的话说，叫做"自费闹革命"也不为过。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是鲁迅思想传统的进步艺术团体(我还不懂得党在暗中领导)，领导人是久仰的木刻界前辈李桦、野夫、陈烟桥；还有一大批老大哥们：章西压、麦杆、王琦、阿杨、邵克萍、赵延年、汪刃峰……每年的春秋两届全国木刻展，我跟他们工作得很开心。真有这么一回事，信念是可以填肚子的(当然饿不死也饱不了)。隔几天吃两三块烧饼，喝自来水，能面不改色是常事。

那时候进步的报章杂志都让国民党查封了，剩下一家有苏联关系的《时代日报》国民党没有动，两星期出一期木刻画刊。大概觉得我浑身是劲又耐烦吧，就决定让我跟李桦一起跑这个工作，选稿、送稿、联络稿费这类的事情。社长罗果夫是苏联人，其实编辑部坐的全是中国作家、翻译家。楼适夷、戈宝权、陈冰夷、水夫……很多人挤在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

这些人是不是党员我不在意，他们对我温和亲切确是事实。于是我根据他们的年龄作了适当称呼，这位应称呼叔叔，那位应叫老哥，那位应叫老弟。这关系维持至解放后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和外文局……直到无数次运动之后不见人影为止……

李桦先生曾对我说过，"适夷先生是我在文学界最尊重的作家，诚恳、朴实。"妙的是，有一次适夷先生也对我说："李桦先生是我在美术界最尊重的画家，诚恳、朴实。"两位都是朴实的人，所以说的话一样。

有一天适夷先生说："有一个人要见你，我带你去。"

"谁呀?"

"见到就知道了。"

坐公共汽车到霞飞路(?) "作家书屋"，适夷先生说："是篷子开的。"我说我听说过。

铺子中间一座矮宽台子，高高低低摆了些书，三边墙书架子上也是书。适夷先生要我外头等等，并随便介绍个看摊子的青年："篷子的儿子，文元，你们谈谈。"他进了后边左手小门。

一个微胖大眼睛的青年。我说："你这个工作不错，得空可以看看书……"他说："不行的，我守着，有人会偷书……"我喔了一声。是的，会有人偷书的。我也这么想。

适夷先生向我招手。黑洞洞地方，迎面一座楼梯，斜坡底下铺了张单人床，一个老人提了把水壶从后门进来(我那时认为五十岁已经很老)。

"冯雪峰先生。"适夷先生介绍。

我想我在哪里见过他，春季木展吧?我没出声。

"你这么小呀!多大了?"雪峰先生问我。

"嗯!"我来不及计算："二十一二吧!"

"听说你很努力呀!……生活艰苦啊!……"他笑了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写了些寓言，想请你作插图，这些稿子你先拿回去看看，有什么事让楼先生转告我好吗?"

倒了杯水给我，记不起喝了没有?地方窄，三个人怎么站怎么坐我也忘了。也不清楚适夷先生带我来见的冯雪峰是谁?

几天后我告诉博识的黄裳兄，他说：

"喝!大人物!"

我刻了几幅木刻插图交给了适夷先生。多少年后在北京才再见到雪峰先生。

四八年跟适夷先生在香港有过颇长一段时间相处。

香港的房租太贵，他拉我到九龙一个名叫荔枝角九华径的小农村成为邻居，慢慢地来了不少文化人，王任叔、张天翼、臧克家、杨晦、唐人、余心清、耿庸、端木蕻良、方成、巴波、林景煌、朱鸣冈、考蒂克、陆志庠、陈敬容、蒋天佐、杨太阳……我会讲广东话，帮忙联系生活细务，调解小小磨擦纠纷，他们戏呼我为保长。记得茅盾先生、夏衍先生、潘汉年先生、乔冠华先生以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九华径玩过。香港有什么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成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我觉得神圣而隆重，像儿童跟长辈上戏园子那么开心。

我最早知道左派文艺界内部也有纠纷的是在香港。

因为胡风先生的《论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批判会是在香港开始的。至于是什么意思和意义，我一直模模糊糊。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胡风先生找适夷先生来了。适夷夫人黄福炜在新四军还在什么解放区当过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会做菜，还向我爱人"借"了两个菜请这位贵客。胡、楼二位先生就这么一直谈到三更半夜，其中楼先生又敲门来"借"点心。可惜我当时不懂事，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只觉得胡先生中气十足，情绪激忿。楼先生是个厚道人，不断说些安慰调解的话。

我和同辈朋友为画呀、木刻创作也吵过架，一时情绪也未必平定得下来，尽管这样，过几天也就好了，有说有笑的。我以为这些老人家的事情也和我们一样，何况读了那么多书，这么大年纪，又都是革命文艺前辈，一肚子修养，万万没想到，一些文艺上的不同看法，多少年后却要了人的命。

几代人把气力都花在这上头，哪里还写得出好文章?

在香港湾仔国泰影院看《松花江上》，电影散场时，国泰的负责人欧昶兄叫住我："夏公在"美利坚"，绀弩也在，他说要我在门口等你，叫你去。"

"美利坚"是间小饭店，烧鸡出名，便宜爽好，很多文化人常去。离《星岛日报》近，向叶灵凤先生要稿费也方便。

我和欧昶进了玻璃门，喝！好多人，吕恩、白杨、第一次见面的张骏祥先生……没想到叶灵凤先生也在。

看起来他们快席终了，我似乎有点过意不去，夏公说："吃烧鸡，我们等你，那么，两只吧！一只带给你小媳妇……"

"我告诉夏公，说你会写文章……"绀弩先生说。

"你还在帮吴性栽写剧本啦?"夏公说："我以为你只会刻木刻咧!……你帮我刻幅木刻像好不好，我书上用，最好背景是《上海屋檐下》。"

我说好。这顿饭是个人表演，吃得我满头大汗，另一只鸡带回给老婆。

十二三年后的"文艺八条"开会期间，我向吴雪兄要来《上海屋檐下》的剧照，完成了夏公交下的任务。

说来好笑，我五三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工作，忽然通知院领导要开一个审查我历史的会，把我吓得半死，一辈子没碰到这种事。几个人的会，毫无来往的同事板起脸孔轮流臭了我一顿。我想我出身、历史、作风都毫无问题，"从香港回来"算什么事?我在香港干什么难道大家不明白?不行!还要像审犯人追底地问。幸好一个上下午就完了。朋友告诉我，这是例行公事，不是侮辱，要习惯才好。我不甘心，听祖光兄还是苗子兄说夏公从上海到北京办事，正好!他是党的领导，要找他评评理去。到文化部招待所说他在六国饭店，又说在北京饭店，找到了一说，他哈哈大笑："这下套了你个"紧箍咒"了罢!干革命自然要接受审查，才一天嘛!你就受不了啦?你看我，你知道要我来北京做什么吗，上头要批评我了!知道吗?批评起来，比你的会一定凶得多……"

我以为夏公在开玩笑，这么了不起又大又老的党员，谁有资格批评他?

夏公后来调到北京来当部长，黑蛮和黑妮国际儿童比赛得了金牌。我家已从大雅宝胡同搬到美院北宿舍了，不知他从哪里得到消息，来宿舍看孩子了，变戏法似的从大衣口袋里一件件掏出外国彩色铅笔、木雕大笨象，手套还是围巾，说自己官僚主义，孩子双双得了国际奖，现在才来祝贺……

版画系那时候经费少，听说某个山村调整耕地有几十万斤的大梨树要斫伐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版画系正缺这么理想的刻木刻的木料，夏公知道这个消息说："正好部里还有点剩钱，要学院明早送个报告来我批一下，赶快买下它。木料买来马上不能用，要多搁几年，好木料是不等人的……"

几十万斤梨木是买下了。只是多少年来每逢"反贪"或"精简节约"运动，都要挂一挂这些木头。木头照用，意见照提。到了"文革"批"四条汉子"时，那几十万斤梨木也曾上纲到我与"四条汉子"的勾结上来，侥幸没有什么下文……

文艺界对于夏公，没有人当他是官。是兄长，是慈祥热心的叔叔伯伯。和其他当官的老前辈很不相同。

"文革"后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他短了一截脚，进屋刚坐定，多年卧在床底不出来的老猫认出了他，艰难地爬到他脚下绕圈，第二天，死了。它等了夏公十一年……

文化头头们最不怕背"人道主义"十字架的，怕就是夏公了，想想他那几部《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林家铺子》……的电影。他的思想一直很先进。

"文革"前《光明日报》上登过我一篇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教子篇》，我响应潮流说了一些教育孩子不应忘记过去的苦难之类的话。夏公用"黄似"的笔名写了一篇小杂文对《教子篇》提出新义，他说："……更要教育孩子如何迎接未来……"  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那本《老妇还乡》是我带给他看的。之前我就想过，只要他一出秦城监狱，我就给他送去。我说："你看，你看，多么像我们的"老妇"，要能演出来就好!"

几天后他托了位什么人来转告我：

"果然精彩!"

不久，北京人艺《老妇还乡》演出了，夏公一定是出了力气?我还写文章在《人民日报》上捧过场咧!

1953年我刚到北京不久，外文局的李荒芜兄就来联系为雪峰先生刻寓言插图的事。工作很快就开始，也很快就完成，大概是十幅吧!

又是适夷先生通知，雪峰先生要见我，地点在苏州胡同东口附近某号某号(六十年代后适夷先生住在那儿)。我住处大雅宝胡同和苏州胡同都在东城，骑自行车应是容易找到的。晚上，却是下着大雪，进东口不远，大雪纷飞之下墙根电线柱旁站了个人，下车一问，竟是雪峰先生，他说住在还要拐一个小胡同的里面，怕我找不到，所以等我。

屋子冷清，夫人见了面，一位年轻人倒来热茶，坐定之后，雪峰先生说满意我的插图，跟上海时刻的风格不一样了，又问我教学工作顺不顺利?然后他说出版社给我的稿费太少，他拿的稿费很多，这不公道，要私人给我一些钱。我说出拒绝的理由和谢谢好意的话，他迟疑了，然后说："你稍等等。"进房去了一阵，带出一本《苏联版画集》来："这是鲁迅先生送我的，当时我在"地下"，来回带着不方便，所以没有题字，多少年放在义乌家乡，这次搬书一起带出来，给你做纪念吧!"

(这本版画集应该还在我三里河屋里，几时找出来才行。)

以后我没有再见到雪峰先生。他的后半生真是寂寞辛苦，尤其是夹带着浙东孤傲的脾气的这种人，你和他去论论"三七开"、"二八开"甚至"九一开"试试!他不铲你两耳光才怪!

和周扬先生少有接触。有幸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中央文化工作队时握过他伸出的三个手指头。

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周扬先生可算是占尽风流。胡风垮了，冯雪峰垮了。风卷残云一扫上世纪三十年代郁闷之气了吗?未必!

雪峰先生心里那笔账复杂得多。这位当年的"湖畔诗人"命中早就注定要步屈原的后尘。他用诗人的方式游离于润之先生的友谊和党中央核心的亲密关系内外。屈原之于楚怀王，无异于雪峰之于润之先生。 "天低吴楚"，上世纪三十年代"四条汉子"的烦恼固然是个事，嗡绕了他半辈子；其实放在历史大天秤衡量，他哪里瞧得上眼?他心知肚明，润之先生和背后的"阴"影江青夫人才是要他老命的索命克星。

1957年1月毛润之先生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插话：

"对萧军、丁(玲)、雪(峰)，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雪峰先生自己说：

"……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很天真幼稚嘛I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谁，雪峰先生没说，但大家心里明白。

人们找不到几十年周、冯惹怒润之先生的真正的、确切的原因，却很容易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怒江青夫人的原因。江青夫人是《老妇还乡》中的"老妇"，是每仇必报的复仇女魔。外国古话说："狡妇心中打算，总用男人嘴巴说出。"这半世纪多的混乱不幸生活就是她扇起来的，她才是祸根。

三流演员的争风吃醋。

上世纪三十年代婚姻生活的多变是她终生沉重的暗影。

她的复仇动机既带有封建意识又兼夹小资劣根性。为了复仇，为了作众人皆知的掩盖，她大施杀伐。这真正印证了千年前古人预言的"红羊劫"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历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

聪明的男人能兴起一座城，

聪明的婆娘能毁掉一座城，

唉!你这个聪明的婆娘啊!

你简直是毛窠恩(我家乡对无眼眉的猫头鹰的叫法)!简直是猫头鹰(有眼眉的猫头鹰)!

长舌的婆娘啊!

你是祸乱的根!

灾祸哪里是从天而降，

完全由你这个坏婆娘制造出来。

谁也不曾有人教你(指男人)，

都因为你亲近了这个坏婆娘!

《诗经》里的这段《瞻印》，所指不是江青还能是谁?

(我怀疑江青真读过《诗经》，倒是天公开了我一个大玩笑，把我画的猫头鹰跟江青挂在一起。)

解放以来，批《武训传》， 《红楼梦》案，胡风案，反右运动，"文革"，都是江青夫人暗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由润之先生宣言出来的。

让全国老人痛哭，也要有点本事啊!

几乎是全国父母无人不哭。"文革"不用说，反右运动中，我多少年来尊敬的楼适夷先生、叶恭绰先生就都号啕大哭过。

是历史的哭泣，是文化的哭泣啊！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在人大会堂侧厅召开了几百人的会，文化界残余兵丁列席，零落轮流宣泄了点牢骚。是否张平化原意我不明白。会，开得阴郁。

散会了，几个人涌向坐轮椅的郭老握手，郭老兀兀然；夏公那边却是人头汹涌……

周扬先生一个人向东大门蹒跚走去，停在台阶边上。

一个孑然的小黑影子……

天安门广场暮色苍茫……

黄永玉(2005年5月14日于万荷堂)

　　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黄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