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鸣九先生是我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他长期笔耕不辍，有“著作等身”之誉。他的作品，超越了政治、种族、性别、宗教的界限，对法国当代文学大师们实行了“一网打尽”式的探访，为许多法兰西文学史上的谜团和他们生活、创作、情感所经历的一切，留下最可靠的纪录……

本书除用了饱含深情的文字表达对父亲和师长的“感恩”外，作者又以冷静直白的笔触讲述了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完成四十余部精彩作品的来龙去脉。

人去恩在也

　一个厨师的人生追求——父亲的故事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追忆朱光潜先生

　我的启蒙老师吴达元教授

　怀念郭麟阁教授

　徐继曾与柏格森

　仁者李健吾

挨过翻译生涯

　我的绿色家园——我译都德

　我主编三卷本《法国文学史》

　一个漫长的旅程——写在《F.20丛书》七十种全部竣工之际

　与“魔鬼”签契约记

　一个被逼出来的译本——我译莫泊桑

与“巨人”比肩而立

　“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访阿兰·罗伯·葛利叶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我所见到的“不朽者”——访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现代派文学的“工匠”——访米歇尔·布托

　访雨果学权威雅克·塞巴谢教授

　她耕种自己的园地——访娜塔丽·萨洛特

　与克洛德·莫里亚克谈法朗士瓦·莫里亚克

　“铃兰空地”上的哲人——访米歇尔·图尔尼埃

　塞利纳的“城堡”与“圆桌骑士”——访塞利纳故居

　弄炸药而没有伤手的人——访亨利·哥达尔教授及其他

　谁道人生无再少——渐渐走近埃尔韦·巴赞

　法国当代的契诃夫——访罗杰·格勒尼埃散影

　老字号“NRF”与它的一位“掌柜”——记雅克·雷达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为了一条神圣的原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认真、更执著、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那个年月就更难了，虽然当时没有户籍制，没有就近入学的规定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了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最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

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50年代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迂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

巴尔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一个子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最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医生。这一对可怜的父母与那个挑水夫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以微薄的收入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是长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含辛茹苦、自我牺牲。我的初中时代与我弟弟的小学时代，恰逢“乱世”，物价飞涨，学费高昂，非得付“硬通货”才能入学，而入学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硬费用与硬消耗，以及为了在好学校上学而必须维持某种“体面”所不得不付出的“软”消费，更不用说为了保证儿子准时的起居与一日三餐，而长熬，这是慈爱的奋斗，这是精神的追求。

对于这个农民之子来说，这一奋斗，这一“长征”，这一苦熬，这一追求，几乎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在坚持着。事情是这样的：

4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厨艺行业大为萧条，他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60年代中期才回家乡。那一个时期，香港的天，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父亲在香港之所以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唯一的原因就是谋生。50年代，运动此起彼伏，横扫旧制度、旧思想、老习俗、老生活方式，高级烹调术吃不开了，被视为剥削阶级享乐服务的玩意，与父亲同一行业的“名厨”纷纷失业。父亲为了四口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只好咬紧牙关，单枪匹马，在那尚未“放晴”的天空下做一个老年打工仔了。要知道，他的这三个儿子正一个接一个进中学、进大学，三笔学费与三笔生活费是那时一般家庭绝对承当不起的，而这三个学生要得到国家与组织上的全额补助与照顾又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服务的，其家庭成分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有天壤之别，只能算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根本没有资格依靠组织，向党伸手，即使提出为了进步而申请入团的要求，其中那个领头羊也因为“家庭成分不纯”而三次被否决，后面那两个见势头不妙，也就望而却步了。

那些年，我正好经历了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每个月，我都按时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将一些老话一遍又一遍从头讲到尾，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生”，“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自己老朽落后，无力报效祖国”，“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不耐烦，那些信都写得长了一些，语句颠三倒四，车轱辘话来回转。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比当时那些政冶课教材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

当然，这个老打工仔常寄回来的远不止他那些冗长的“咏叹调”，还不时有些日用品与文具寄回来，如给“贤妹”的袜子、围巾，给儿子的钢笔、优质笔记本等等。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则经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从阿华田、丹麦饼干、白糖到香肠、猪油……这些源源不断的补给竟使得母子四人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无一人得那种大为流行的“浮肿病”。其中远在北方的那个蠢材，收到这类食物补给后，往往在食堂吃完自己那点“定量”再回到宿舍偷偷地享用，有时不免碰见同事，当然只能慷慨请客，虽为私下进行，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久后，在一次“思想整风”的“组织生活”中，就有革命同志对此严正指出，这是“炫耀自己有海外关系”。那时的香港，还是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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