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他们揭橥，而开启了崭新的篇章。最初，为着探寻文学革命的路径，他们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后来，虽因思想歧异，而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他们并不怀揣成见，挟怨贬损对方，而总是客观公允地评说对方的功过得失，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本书全面客观评估他们的是非功过，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谚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为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解一部色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全面客观评估他们的是非功过，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序言：鲁迅·胡适·周作人

上篇：文学表现

一新文学的提倡者

——胡适与周氏兄弟的文学观

(一)胡适：从破坏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者

(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提倡者

(三)鲁迅：在新文学中实践立人思想

(四)形式之近与思想之远

二新诗的歌者

——胡适与周氏兄弟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

(一)胡适：从蛹到蝴蝶，中国新诗的缔造者

(二)鲁迅：为新诗敲边鼓的歌者

(三)周作人：早期诗歌的成就者

三所谓“整理国故”

——鲁迅、胡适古典小说研究的异同

(一)重估一切价值的评判立场

(二)古典小说的形式与内容研究

——以《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例

四鲁迅的自由观及其与胡适的异同

(一)留日时期：以自由为天神的歌者

(二)五四时期：为思想争自由，为女性求解放

(三)上海时期：为冲决伪自由的罗网而战

(四)与胡适的异同：自由，民主，容忍，渐进

(五)从“人权与约法”的风波看体制内批判与体制外批判

(六)崇高的愿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五女性的发现

——胡适与周氏兄弟的妇女观

(一)女性的发现

(二)女性的解放

(三)结语：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六无为在歧路

——胡适与周氏兄弟的政治道路

(一)胡适：在政治的诱惑与陷阱中

(二)鲁迅：坚韧的寻路人

(三)战士·隐士·叛徒——周作人的政治道路

中篇：婚 恋

一胡适的婚恋

(一)“一对小兔子”——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二)一段深埋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胡适与陈衡哲

(三)这个“同心朋友”是谁?——胡适佚诗《水调歌头》新解

(四)“驱不走情魔”的曹诚英——兼议胡适的《秘魔崖月夜》

(五)“无言的结局”——胡适与徐芳的一段情缘

(六)“单恋的趣味多”——再谈胡适的女友徐芳

(七)两只蝴蝶十朵小花——胡适与韦莲司

(八)赫贞江上的第二回相思——胡适与罗维兹

二鲁迅：我可以爱

三“我有过三个恋人”

——周作人的婚恋

下篇：人生的终点

人生的终点

——胡适与周氏兄弟最后的命运

一胡适：在围剿声中倒下

(一)来自大陆的思想批判

(二)卷入反蒋三连任的漩涡

(三)营救雷震无力的悲哀

(四)来自岛内学者的围剿

二鲁迅：仆倒在革命阵营的围剿中

(一)“横站”在战友和敌人中间

(二)两个口号的论争

(三)在围剿声中倒下

三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批斗中销声匿迹

(一)平淡而清苦的学者生活

(二)在红卫兵的批斗中“销声匿迹”

参考书目

后 记 学术无禁区价值有准则

1928年11月，周作人作《闭户读书论》，宣布从此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义，在这不可思议的时代装聋作哑，自我麻醉，多磕头，少说话，既可省事省力，又可养生得道。一年前，周作人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曾痛斥《顺天时报》教唆中国人“苟全性命”是想“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而今他却躬行他先前所激烈反对的人生哲学，收敛起“叛徒”的言行而以“隐士”现身。在他看来，装哑巴毕竟胜于当奴才。想醉生梦死而仍未能忘情于世事的人内心自然是苦涩的。对于周作人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处世态度，我们应联系特定的历史条件予以充分理解，正如周作人所说，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重刊<袁中郎集>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他的人生哲学和文化择取方面探寻原因。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提倡过“自利利他主义”的道德观。胡适宣传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中，包含着不计个人利害的牺牲精神。鲁迅更以“损己利人”为道德的最高层次，希望长者以“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新人。但在“利己”与“利他”的天秤上，周作人的砝码却倾斜在“利己”的一端。他明确宣称：“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是不可能的，是一种超人问的道德。”在文化择取上，周作人由早期主张‘摈儒者于门外”转变为宣传以儒家人文主义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他从儒家学说中提炼出了满足于饮食男女需求的“人生主义”，讲求实际的“现世主义”，安于忍辱、以忍为上的“混世主义”。这些思想又跟道家的超脱观念、无为主张，希腊文化中尊崇中庸之德精神，以及蔼理斯的调和“纵欲”与“禁欲”的思想等因素相掺合，使他变得更加冷漠、保守。他没有听从鲁迅关于在救国大事上不可过于退让的忠告，也辜负了胡适敦促他在北平沦陷后携眷南下的好意，终于由“隐居”而“出仕”，在20世纪40年代初穿上了日本式军装，戴上了日本式战斗帽，坐上了日本人侵者为他安置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交椅，在自己的生命史册上涂抹了无法洗尽的污点。周作人的下场正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寻求中间道路而不可得的悲剧。

跟周作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一样，胡适晚年也声明他在本质上并未反儒。但跟周作人的文化择取方向有所不同，胡适从儒家思想中吸取的主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世精神和“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特别是“积极人世”的立场，可以说是贯穿了胡适的一生。由于胡适信奉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用主义，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而不是采用群众运动、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置身于跟中国共产党相敌对的营垒。对于1927年以后建立的国民党政权胡适则有一个由‘‘从旁观望”到“充当诤友”再到“大失所望”的过程。他虽然没有像周氏兄弟那样及时发表谴责“清党运动”的文章，但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他不满于国民党当局“以暴止暴”的政策，希望当局者用“釜底抽薪’而不是“斩草除根”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的发生。作为留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始终想把他神往的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他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而民主政治则是实现上述自由的基本保证。鉴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崇尚法西斯独裁，胡适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新月》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呼吁当局切实保障人权，迅速制定约法，结果被视为“肆行反动”而受警告。当时，自以为将成明哲的周作人多次写信规劝胡适“别说闲话”，不在不相干的事情上耗费精神，以求在教书、著书上充分发挥才能，免生“忠而获咎”的闲气。他还将《永日集》寄赠胡适，希望他特别读其中的《闭户读书论》这篇文章。胡适真诚感激周作人的多次劝告，他十分动情地在复信中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他坦率向周作人表明无法改变‘好事”的性情，无法舍弃他信奉的“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个人的宗教，这就婉转而坚决地表明了他执意要以“无偏无党之身”做‘铮臣诤友”的政治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胡适跟国民党最高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成了蒋介石麾下的“庙廊军师”。他跟友人创办了立场并不“独立”的《独立评论》，颂扬蒋介石“超越异常”的魄力与才能，肯定他“在今日确有做一个领袖的资格”。他激烈反对民族危亡时刻的学生运动，主张依靠美国操纵下的“国联”来解决中日争端。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长期以为中国无抗日准备而主张妥协让步，作最大和平努力的胡适改变了观点，意识到消极避战的结果只能使“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他接受了秘密使命，以非官方人士的身份走访英、美等国，了解情况争取同情。他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白天到处奔走，晚上睡得很迟。他谢绝了美国好几家大学的聘请，不肯在国家危急人民遭劫的严峻时刻自己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1938年7月，胡适离美赴欧洲活动，又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使命，继违背了“不谈政治”的诺言之后，又放弃了“不人政界”的想法。他在美国忙碌奔波，四处演说，说明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抗战的极度艰苦和准备坚持抗战的决心，因而改变了美国在中日之间完全保持中立的态度，达成两次借款4500万美元的协议，在武汉、广州失守和汪伪政权即将出台的险峻时刻用财力支持中国的神圣抗战。

P16-18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为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解一部色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由于鲁迅20世纪30年代被拥戴为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周作人于1947年底被国民政府的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刑，胡适则于1949年初被中国共产党增补为“战犯”，在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任务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然难于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进行学术研究。但时至今日，对他们的研究成为纯粹“历史命题”和“学术命题’的条件日趋成熟。全面客观评估他们的是非功过，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不仅是恢复这二三位大师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而且也是正确总结新文化运动经验教训，继续探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前进道路的需要。我只想着重谈几个问题。

(一)五四星空：三颗相互辉映的金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胡适的名字是跟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并非用白话文写作的创始者。在近代中国，胡适也并不是以白话淡自然，能够从极平淡的事实中表现出极清新委婉的情致。胡适对周作人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曾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以旧式诗词里脱胎出来的”。他还进一步将周作人的《小河》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同时代的其他评论家也认为周作人的新诗取得了不易超越的成就，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继《尝试集》之后的第二块里程碑。

胡适之所以极力推荐“小河”，不仅因为这首诗语言质朴清新，意境优美隽永，节奏自然委婉，更主要是因为它完全打破了“诗之文学”与“文之文字”，‘诗之文法”与“文之文法”的界限，实现了他提倡的“诗体大解放”的目标。但也有论者觉得胡适对《小河》的评价有溢美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小河》的语言已劣变为散文化的语言，并非诗体的解放而是诗体的丧失。正是胡适理论的错误导向，才产生了新诗七十余年的历史上时起时伏的散文化倾向。周作人也自认为自己的白话诗并不算是新诗，虽然打破了诗词歌赋的规律，但实际上与语体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参阅《苦茶庵打油诗前言》)。

在五四时期，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创作是整体新文学创作中收获至为富饶的领域。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的《呐喊》《彷徨》把积极的社会功利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形象的完美性有机地溶为一体，呼唤了中国新文学黎明时期小说创作蓓蕾怒放的春天。胡适对鲁迅的小说推崇备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胡适谈到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情况。他说：“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新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直至晚年，胡适仍坚持这一看法。

在催促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诞生的过程中，胡适和周作人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他们的功绩并不是表现在创作实践方面：胡适仅写过几篇文言小说，半部章回小说一真如岛》，以及一篇平铺直叙，连自己后来也感到脸红的白话小说一一个问题》；周作人出版过一部《半做半偷》的文言小说《孤儿记》，写过三篇未能引起回响的文言小说《女猎人》、《好花枝》、《江村夜话》——其中被称为“社会小说”的《江村夜话》是松冈俊裕先生在《中华小说界》一卷七期中发现的。胡适和周作人的成就，主要是译介外国小说和引进现代小说观念。

在中国文坛，周作人最早是以翻译家现身的。在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前。他就已经译出了34篇外国短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他跟鲁迅以谨严的态度、直译的方法和取材于富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在中国近代的文学翻译史上别开了新生面。在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译介方面，周作人更是独树一帜。胡适的翻译活动晚于周作人七年。从1912年开始，胡适陆续翻译了莫泊桑、契诃夫、史特林堡、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辑成《短篇小说》一书于1919年10月出版。其中的《最后一课》《割地》)等名篇，长期被选入中国语文课本，激发了中国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1917年11月，胡适和周作人还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研究活动。胡适于1918年3月15日讲《论短篇小说》，周作人于同年4月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两篇讲稿，为中国现代小说美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使一向受到压抑的小说获得了科学的尊严，一向贫乏的小说理论充满了盎然生气。

在中国新文学的宝库中，白话散文占有极其醒目的位置。胡适在白话散文的创作上无疑也是先行者。翻开五四时期的报刊，可以读到胡适用本名和笔名撰写的大量杂感、随笔和短评。他推出的“什么话”题目，丰富了杂文的形式和技法。在传记散文领域，胡适也是最早的倡导者和耕耘者。周作人指出，胡适之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志摩纪念》)，但“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一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的上述评价大体上是正确的，所谓“味道不甚深厚”，也就是不够含蓄朦胧，虽具有散文必要的朴实美但缺乏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简而言之，胡适的散文具一种‘娓语风”。

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论者多以周作人1919年3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祖先崇拜》为真正的白话散文，但周作人自认为这篇文章说得“理圆”而“余情”。1921年6月1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周作人不仅提出了精辟的现代白话散文理论，而且可以说是用全副心灵从事散文小品创作。他一生约创作了三千余篇散文，其中的一些篇什——如《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地方与文艺》、《古文学》、《读(京华碧血录>》等还被选人教材，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胡适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创始者地位。1922年3月，他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指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拙笨，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在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这一评价，得到鲁迅的首肯。他写信给胡适，认为这篇文章“精辟之至，大快人心”……

湖北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吕薇来电话，约我写一本《胡适与周氏兄弟》。我说琐事较多，短期内恐怕无力写出一部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对方宽慰我说，这是一本普及性的书，带编著性质，并不要求每个章节都有新意。如果时间紧，还可以找一位合作者。我于是想起了我的学生宋娜。我的印象中，她思维敏捷，文笔畅达，是可以信赖的。出于对老师的爱护，宋娜爽快地答应助我一臂之力。然而不久她双喜临门：先结婚，后怀孕。待到交稿期迫近，她也快临产了，医嘱不能多接触电脑。因此，这本书也就只好在仓促中煞尾。但我通读全文，感到虽然不无遗憾之处，但总体而论还是达到了预期目标。书中的有些章节不但有原创性，而且颇有可读性，是能够取信于读者的。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胡适和周氏兄弟都有筚路蓝缕之功，然而在一段漫长的岁月中，胡适跟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却被抹杀或遮掩，他们仅仅作为反面教员而为读者知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偏颇逐步得到了纠正。继《周作人年谱》及多种周作人传记出版之后，各种版本的周作人文集源源问世，研究周作人的论文更是难以尽数。胡适研究稍微滞后一些。多种胡适文集和胡适研究论著的出版，主要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到如今，不但独尊鲁迅的局面已经打破，而且在一部分人当中甚至产生了尊胡抑鲁的倾向。

对于那些用鲜血谱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页的左翼作家，我至今仍怀着无尽的缅怀和无比的崇敬，但新时期以来，我也一直在用行动支持对非左翼作家的研究。比如，我为那套热销的《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写了序言，在中国大陆较早报道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晚年在台湾的情况。我所在的单位以及我个人也对刚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给予过切实的支持。学术本无禁区。不研究非左翼作家，就无法真实再现一部色彩纷纭的中国新文学史。这个道理十分浅显，不必展开论述。但是，任何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判断时，都离不开特定的价值准则——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承认或不承认。在学术范畴之内，对胡适和周氏兄弟的评价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完全可以观点创新。这些“和而不同”的声音，正是新时期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表现，也正是社会科学得以不断繁荣的希望之所在。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也应该坚守一些有利于民族生存、振兴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底线。比如，我们可以高度评价周作人在创作和翻译领域的成就，也可以高度评价他在五四黎明期引进的那些新的观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美化他在北平沦陷时期有损民族气节的言行，更不能把他的附逆落水说成是秉承“共产党方面”的旨意。我们也可以高度评价胡适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但却不应该全盘肯定他的政治主张，更不能把胡适的主要贡献单纯归纳为在中国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模式。在我看来，从这些价值底线上退却，只能给方兴未艾的胡适研究和周作人研究带来干扰，这恐怕是大多数研究者不愿看到的状况。

最后，本着文责自负的精神，将本书分工执笔的情况说明于下：一、上篇第一、二、三、五、六章和下篇由宋娜执笔。中篇的第二章由我的学生林敏洁执笔，但我进行了指导和润饰。中篇①⑥⑦节由秦峥执笔。我写了其余部分，并通读了全文。另外，王平、萧振鸣、李致、马俊江、刘铁等同志也为本书搜寻资料和图片花了很多精力，在此表示感谢。这是我合作写书的第二次尝试。记得胡适说过，“自古成功在尝试”。我知道这两次尝试都有成功之处，也有欠缺。我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探索中继续前行。

                    陈漱渝

                   2006年7月lO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