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朱穆之的117篇文章，内容包括经历自述、论新闻工作、论对外宣传、论文化艺术、论人权研究与人权对外斗争以及政论、杂文和诗歌、散文等。

本书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重要著作。它浓缩了一位毕生献身人民革命事业，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老前辈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和他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读完本书后会使你深为感动、深受启迪。

本书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外事工作的同志们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干部培训的辅助教材。

朱穆之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和人权研究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著述丰富，七十年来不下千篇。

本书从收集到的300多篇文章，讲话中、精选出117篇，内容包括经历自述、论新闻工作、论对外宣传、论文化艺术、论人权研究与人权对外斗争以及政论、杂文和诗歌、散文等。

本书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外事工作的同志们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干部培训的辅助教材。

闪光的思想 非凡的经历(代序)

第一部分 革命生涯

1、我参加革命的历程(2001年3月13日)

2、就革命经历答党史征集办同志问(2002年)

3、记忆残片——忆“一二·九”时的北大(1988年4月)

4、怀念杨雨民同志(1998年)

5、忆韩多峰先生(2001年7月)

6、哀悼子侠同志(1942年3月12日)

第二部分 关于新闻报道

7、新闻报道必须为人民服务——《论新闻报道》序(1987年1月2日)

8、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1951年)

9、开展练笔运动(1951年3月)

10、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打破报道一般化(1957年3月)

11、如何报道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4月29日)

12、记者要革命化——在新华社召开的农村报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17日)

13、采写新闻好似砸核桃——在新华社农村记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5月24日)

14、对外报道要以我为主，有的放矢——在新华社第三次对外报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6月2日)

15、“文化大革命”期间“认罪书”“罪行”摘录——给新华社提供的社史史料(1966年-1967年)

16、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端正报道思想——在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77年10月20日)

17、宣传党的政策，考察党的政策——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及《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998年11月17日)

18、新闻工作者应把自己看作参加实际斗争的一员(2001年12月7日)

19、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1946年)

第三部分 让世界了解中国

20、对外、对台宣传是全党、全民任务，要全面、经常开展起来——在全国地方对外、对台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2年7月4日)

21、边境宣传要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在全国边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84年4月9日)

22、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在华北地区对外宣传工作协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22日)

23、建立系统的对外宣传工作，介绍中国良好形象——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1月26日)

24、对外宣传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河北省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7年3月23日)

25、对台宣传工作要放得开——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9月26日)

26、加强对外宣传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8年1月23日)

27、研究台湾情况，做好对台宣传——在台情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6月10日)

28、通过电视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会见各地电视台台长和对外部负责人时的讲话(1989年9月6日)

29、宣传好现实的中国是当前对外宣传工作最根本的要求——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0年10月30日)

30、有计划地做好外国记者工作——与外交部新闻司、中国记协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要点(1990年11月24日)

31、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发布工作——在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座谈会上讲话摘要(1990年12月5日)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任务——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摘要(1991年6月13日)

33、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挂牌仪式上的讲话(1991年6月18日)

34、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6日)

35、系统介绍中国，及时批驳谣言——在《中国》纪录电影系列片选题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7月25日)

36、通过旅游宣传中国——在’92中国友好观光年对外宣传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11月22日)

37、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还要大宣传——在海南的讲话(1992年4月11日)

38、香港宣传工作改革的标准在于争取人心——在香港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92年5月27日)

39、对外宣传是应运而生而发展——同辽宁的同志谈对外宣传(1992年7月27日-8月9日)

40、把经济建设摆在对外宣传的中心位置——同上海同志的谈话(1993年2月1日)

41、对外宣传工作是朝阳工作，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在北京大学“第三期对外宣传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93年3月3日)

42、对外宣传也要深化改革——在浙江几次谈话的摘要(1994年5月3日-16日)

第四部分 人权研究和人权对外斗争

43、把人权的旗帜掌握在我们手里——在人权问题对外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1991年3月28日)

44、《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1991年11月1日)

45、《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1992年9月22日)

46、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来历——“西藏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吗？(1991年3月30日)

47、达赖喇嘛的人权纪录(1991年5月15日)

48、关于西藏问题随记(2000年-2002年)

49、答《纽约时报》记者问(1994年7月29日)

50、同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会暨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4年12月20日)

51、关于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美国客人的谈话(1996年6月14日)

52、国际人权斗争和人权研究——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全国理事会上的讲话(1996年11月25日)

53、充分认识人权斗争的意义——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1997年4月29日)

54、和平、发展与人权——在挪威诺贝尔学会发表的演讲(1997年6月10日)

55、中西人权分歧何在？(1997年8月)

56、正确评价《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1997年12月1日)

57、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98年10月20日)

58、就我国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受新闻单位联合采访(1998年10月8日)

59、对’89政治风波和民主问题的看法——接受日本电视网北京支局采访纪要(1999年6月8日)

60、驳“人权高于主权”(2000年2月25日)

61、摆事实、讲道理是取胜之道——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5月29日)

62、追求所有人的美好目标：人权——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国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12月16日)

63、为富不仁(2001年3月3日)

64、公道自在人心(2001年4月)

65、关于民主的一些思索(2002年8月10日)

66、关于自由与民主(随记)(2003年)

67、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权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召开的“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02年10月28日)

68、中国人民要的是怎样的人权——在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3月1日)

69、人权法制保障要扶“贫”——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的“人权入宪与人权法制保障”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4年12月23日)

70、深刻理解中国自己的人权观——《人权知识干部读本》序(2005年11月)

第五部分 文化艺术工作改革

71、如何对待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序(1989年1日)

72、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的发言(1982年7月)

73、发展民族歌剧(1982年10月)

74、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1月)

75、关于文艺队伍和精神生产问题——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3年1月)

76、改革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1983年4月)

77、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1983年8月)

78、怎么看文化工作及文化体制改革(1983年8月9日)

79、关于开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新局面(1983年11月)

80、锐意改革，开展城市群众文化工作(1984年12月)

81、关于创作自由——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出版局(社)长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5年4月)

82、端正思想，探讨改革(1985年4月)

83、陈云同志和文化工作——在曲艺家协会纪念陈云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年6月13日)

第六部分 述作选录

84、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30日)

85、回顾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2006年9月)

86、在党的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部分答问(1987年10月24日、11月1日)

87、八十党庆有感——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88、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的谈话(1991年9月30日)

89、坚持崇高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与青年同志座谈(1995年12月-2005年12月)

90、发展有道(2005年)

91、建设和谐社会(2006年)

92、关于“文革”后宣传工作的改革——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摘要(1980年7月7日)

93、关于宣传现代化——会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高级讲师安林的谈话(2005年11月24日)

94、关于文化和艺术工作的随想(三则)(2005年)

95、关于精神污染和揭阴暗面(随记)(1990年5月)

96、中韩友谊源远流长(1996年1月)

97、要从不利之中学会相处——与美国吉尔德·盖格能·豪义公司董事长吉尔德的(1993年5月3日)

98、由祈雨想起(2003年6月10日)

99、骂煞和捧煞(1995年1月6日)

100、美国正在玩火(1995年6月10日)

第七部分 诗歌和散文

101、悼歌——献给一次矿难中六百个死在矿底的工人(1934年)

102、我的灯笼(1934年)

103、黑夜(1935年)

104、吊反扫荡中诸牺牲烈士(二首)(1942年夏)

105、吊左权副参谋长(1942年8月29日)

106、“五七”道上(1972年春节于永济“五七”干校)

107、和袁宝华同志诗二首(1995年春、2005年春)

108、悼亡友诗(五首)(1999年-2003年)

109、北戴河避暑(2000年8月)

110、八十党庆(二首)(2001年“七一”前夕)

111、八十五有感打油(2001年12月25日)

112、无名战士(2004年6月19日)

113、游朝鲜金刚山(1964年5月16日-18日)

114、启明星(1986年)

115、高楼遐想(1990年)

116、三亚小花(1994年10月)

117、袁宝华同志《偷闲吟草》集序(2001年)

附录

1、青少年时期的朱穆之

2、朱穆之：从流亡到敌后抗日前线

3、增进了解和友谊之行——朱穆之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美国

4、朱穆之与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

5、交流、交锋、交友——记朱穆之率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欧

6、新华社老社长朱穆之忆烽火岁月

后记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形成一种风气，首先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深入是有许多困难的。怎样才能透过事物的表面，层层剥开，抓住本质?怎样才能从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发现真正的群众呼声?怎样才能在许许多多的话里引出群众心坎里的话?这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如何深入，这方面的经验还不成熟。有不少同志真心诚意地深入边疆、农村和工厂，他们不避任何艰险困苦，但是常常钻不出什么结果来。碰了几次，就不免失去信心。因此，要坚定大家深入的决心和信心，领导干部必须“身先士卒”，和大家同甘共苦，合力突破困难，做出成绩，取得经验。

从我们今天工作发展的情况来说，我们的领导方法也必须改变。这几年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扩大报道面，增加报道数量。现在看来，数量暂时已经够了，报道面还要继续扩大，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报道质量。从干部情况来说，前一两年，许多记者还不熟悉业务，这一两年来，记者进步很快，一般都成长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不努力提高自己，就不相适应了。

现在一般记者对于领导(包括总社和分社)最大的不满是领导干部长期浮在上面，不了解实际工作情况，不了解记者的情况，因此指导一般化，不能及时给记者指出明确的方向，解决具体困难。记者的要求是，领导干部能经常到下面去，深入了解工作情况，给记者切实的指导，帮助记者克服他们克服不了的困难。记者的要求是正确的。

就目前一般领导干部的缺点来说，最主要的缺点是主观主义。这个缺点对新闻工作来说，特别危险。要克服这一缺点，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学习中央提出的整风文件，进行整风；同时，要深入实际，深人群众。

有不少领导干部现在很苦闷。他们过去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新闻事业是有深厚感情的。但是，这些年来长期疏于采访写作，业务荒废了，实际知识也越来越显得不足，再加记者对领导的要求提高，许多同志不免感到惶惑，觉得这样下去，前途如何?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出路何在呢?我想，最好的出路就是深人下层，参加采访写作。这样，不仅自己能提高，也能够更具体地指导记者。

自然，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层，参加采访写作，会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有些同志有顾虑。主要是自己长期没有下去采访写作，怕一时做不出成绩，脸上不光彩。我想，这种顾虑必须打破。应该相信，只要下定决心，不怕跌几跤，一定能做出成绩来。有一些同志原来也是有这种顾虑的，但下去后，记者反应很好，认为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困难问题，有些同志自己还写了许多好新闻。说透些，我们既当新闻记者，就不能不进行采访写作，这和作家一样，哪有不写作的作家呢?我们既不甘就此下去，那就只有挺起胸膛，重整旗鼓，不能一面惶恐苦恼，一面又躺着不起。我想，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真正当一名新闻记者。

自然，长久不下海，要重新下海，还要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不能下得过猛。下海还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开始不妨先下去了解情况，熟悉门径，多和记者合作。一般同志要大力支持领导同志下海，不能要求过急过高，更不应讥笑讽刺。我想，开始总不免有点波折，但这一段困难的路程是不会太长的。

其次，领导干部既要掌握全盘工作，又要深入下层，采访写作，这确是很大的困难，这需要仔细地总结已有的经验，创造新的经验，求得妥善解决，以免顾此失彼。比如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进行采访写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上面处理全盘工作。情况许可，也可以用更多的时间下去。现在党委的重要活动一般是早有计划的，领导同志也可以挑选党委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下去。总之，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作机械规定，强求一律。但是，不论方法如何，应该肯定，领导干部必须尽可能地深入下层，参加采访写作。这样做是可能的。矛盾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只是难易快慢的问题。

为了使得更多的同志能深入下层，参加采访写作，应该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组织机构。我们的领导方法应该真正适合于新闻工作。

当然，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片面地强调领导同志的采访写作，轻视领导工作，轻视采访写作以外的工作。通讯社作为一个集体，不能没有领导；领导不好，绝不能作好报道工作。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他的任务首先还是组织和指挥记者采访，第二位才是自己采访写作。(本书上，P75-P78)

闪光的思想 非凡的经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口气读完朱穆之同志的《风云激荡七十年》。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重要著作。它浓缩了一位毕生献身人民革命事业，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老前辈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和他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读后使我深为感动、深受启迪。

穆之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从青年时期起就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前后达半个多世纪。开始是在新华社，那是解放初期，他担任新华社副总编，我是刚参加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一个20来岁的普通采编人员；“文化大革命”后，穆之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管全盘工作的副部长兼新成立的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我以新华社副社长身份参加对外宣传小组，作为小组成员，1986年起兼任副组长，在穆之同志直接领导下辅助他做一些具体工作。穆之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高瞻远瞩、敏锐准确的洞察能力，坚持崇高理想、忠诚革命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朴实谦和、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使我深受教益。可以说，我是在穆之同志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他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

穆之同志十分谦逊，我们这些长期同他相处的部下，从未听他谈过自己的赫赫经历。如果不是五洲传播出版社这次出版这本书，他的一些不平凡的革命斗争事迹和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恐怕会被湮没，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走上革命大道

书中使我感触很深的是关于穆之同志一生丰富经历的介绍。它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党的指引下冲破长夜漫漫的旧社会，走上彩霞普照的革命大道，经过艰难曲折，成长为我国新闻宣传战线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闪光的人生历程。支撑着他的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在散文《启明星》中，回忆战争年代夜行军中升起的启明星，把漆黑的夜比作旧社会，把共产主义理想比作启明星，它在漫长的夜行军中冉冉升起，突破沉沉的黑暗，照耀着夜行军到达目的地。那颗启明星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朱穆之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混战连年，孩提时的朱穆之跟着父母在炮火中不断逃难，眼看着周围的人在极端贫困中挣扎、死去，自己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31年，朱穆之到北平上高中，住在大姑父刘半农家。刘半农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他同情共产党，李大钊遇害后，墓志铭就是他写的。他对朱穆之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朱穆之考入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很活跃，有许多进步社团。由于思想情绪相近，朱穆之经常和进步同学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一起。他涉猎了不少进步书刊，还有一些进步影片。他说，这些都对他起了重要影响，要求革命的思想逐步萌发起来。当时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镇压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进步人士，一些与他来往密切的同学也遭到逮捕，北平一片白色恐怖。朱穆之说，这种种的苦难和不平，很自然引起他的不满、苦闷和反抗情绪。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下，眼看华北又将沦陷，无限悲愤的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党组织发动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朱穆之作为新选出的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同学生会干部一起，组织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示威游行。朱穆之是北大游行队伍的总领队，走在队伍最前面。途中一群警察用高压水枪拦住去路。朱穆之第一个冲上去，同几位同学一起夺下水枪，反过来对着警察喷射，警察狼狈奔逃，游行队伍乘势冲了过去。之后，更多的警察反扑过来，对游行学生大打出手。朱穆之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立即在全国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大火。谈到这段经历时，朱穆之说：“经过斗争的锻炼，受到党的教育，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1936年初，朱穆之在北大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大道。

在“一二·九”运动60周年和70周年的时候，朱穆之都应邀参加北大学生的纪念活动，并发表了语重心长颇富哲理的讲话。他说：“‘一二·九’时期，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甘冒生命危险，吃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而不后退，就在于有理想。这就是要抗日救亡，还要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新社会。有了崇高理想，就有无畏的精神，无穷的力量。今后的中国就靠后来人了。作为对后来人的要求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四有新人’，‘四有’里面，理想为先。理想有高低大小之分。这里所说的理想是崇高远大的理想，就是要有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的理想。只为个人，不顾国家、人民的理想是渺小的，没有前途的，称不上理想。只图个人有大把钞票，挥霍享受，这个理想就太小太低了。有人羡慕资本主义，这应该说是一个黑色的理想。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人类的理想。正因为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极度不满，才出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且要实现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多数人刚刚脱贫，还有许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离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距离。坚持我们的理想，就不会满足于现状，而会激励我们不断地奋斗，不断地前进。”朱穆之这一席谈话铿锵有力，深入浅出，切中要害，为今天广大的青年同志指出了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朱穆之流亡到南京，参加了根据党的指示接办的南京《金陵日报》的工作，负责写评论宣传抗日，还报道八路军作战情况。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不许宣传抗日和民主，经常无理删改送审的社论、评论，朱穆之就用改头换面或干脆“开天窗”的办法坚持自己的主张。报纸受到读者欢迎，销路大增。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他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新闻工作是抗日救亡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看到新闻工作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和统战工作

南京沦陷前夕《金陵日报》停刊，朱穆之流亡到武汉，他不愿再留在大后方，一心想到前线去，便利用机会到了敌后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聊城，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38年春。党组织派他做国民党旧军官石友三等的统战工作。

1939年元旦，朱穆之到河北南宫八路军129师向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汇报国民党石友三部情况，被两位领导留下来任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他还不到23岁。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129师成立师政治部统战部，朱穆之改任统战部副部长（没有部长），对外名义是参议室主任。随即受师领导派遣，先后做过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24师和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的统战工作。1941年春，师领导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1943年下半年，朱穆之被调往邓小平领导的北方局工作。1945年，他又受命作为八路军代表，先后两次赴敌占区新乡，做争取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统战工作，这是需要很大的胆略和政治智慧的，而且要冒很大的危险。他做统战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在1945年10月蒋介石对解放区进攻发动的邯郸战役中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领全军一万余人起义。高树勋是第一个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对随后的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树勋部随即改番号为民主建国军，邓小平要朱穆之担任该军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上是负责高军整个工作。朱穆之深知责任重大，一再坚辞，并提出自己还是做文字宣传工作比较合适。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宣传工作。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新华社要求各大解放区设立特派记者。朱穆之被任命为新华社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特派记者。他感到非常高兴，又能做他向往的新闻工作了。

朱穆之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后不久，刘邓大军取得鄄城大捷，总社要求他采访刘伯承司令员。当时他在后方司令部，离前线很远，邓小平政委正在后方，要他在后方写，不必去前方。朱穆之向司令部参谋处详细了解战况后，很快写出《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一稿，经邓小平、薄一波同志审阅，得到他们的赞许，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当时解放军主动撤出张家口等一些城市，不少人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朱穆之根据中央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以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地区和鄄城大捷的事实，阐明“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稿件发出后，澄清了人们对战争形势的认识，受到多方的称赞，不但解放区各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连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

为新华社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47年，朱穆之正式调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78年才离开。全国解放后，新华社从解放区通讯社建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的过程中，朱穆之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新华社由战争年代分散的宣传机关改变为国家通讯社，中央要求新华社成为全国的消息总汇，成为“精确地、及时地、系统地报道全国新情况，并通过这些报道推动工作、教育人民的最权威的消息发布机构”。新华社工作人员一时不能适应职能上的这一重大转变，特别是各地分社记者大多习惯于地方报道，不善于把国内国际总形势同自己的报道联系起来，文化水平和新闻写作水平也不高，写出的稿件采用率低；同时产生了许多思想问题，如“地方没有全国性新闻”、“短消息没意思”、“要短快多地发消息就不能深入，要深入就不能短快多”，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新华社能很好地履行国家通讯社的职能，朱穆之作为主管国内新闻报道的副总编辑，协助社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业务思想建设工作，确立了一系列具有迫切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业务思想和报道方针，包括树立全国观点、成为全国惟一的消息总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报道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国内国际和对内对外并重等。这些成为新华社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社的业务思想。

改进新闻写作，是新华社业务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任务。为此，新华社由朱穆之主持在全社展开了练笔运动，像部队练兵一样，组织编辑记者学习和锻炼新闻写作，掌握各种新闻技术的基本功，使他们的业务素质、写作水平显著提高。全社上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在组织上、业务思想上、工作上完成了重大的转变，很好地担负起了中央赋予的国家通讯社的职责。

更值得一说的是，朱穆之在业务思想建设上，对于人民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业务思想建设，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当时许多讲话、报告和文章中指出，新闻报道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新闻报道和资产阶级新闻报道本质不同的所在。新闻记者思想意识要革命化：一要自觉地为革命而工作，这是根本，记者追求的不是名利、地位，而是革命。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二要对革命负责，就是一切服从真理。记者天天反映情况，天天明辨是非，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就是只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铁面无私，对任何人不去吹吹拍拍，不掩饰什么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对的要敢于坚持，错的要敢于反对。只有做到了这两条，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记者，马克思主义的记者。新闻工作要起党联系人民的桥梁作用，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把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党，帮助党了解真实的情况，制定真正符合人民意见和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是要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因此，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向党及时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这就要求记者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的情况，是否正确；不仅要看到执行政策中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不仅要看到群众拥护的一面，也要看到群众怀疑甚至反对的一面；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使党和人民能了解实际情况；如果政策有不完善、不切合实际、甚至错误的地方，领导机关就可以及时改正。在新闻报道中，朱穆之强调把真实列在第一条。他说，无产阶级的新闻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讲真理，讲唯物论；资产阶级的一套则相反，他们是歪曲事实，从主观愿望出发，搞唯心论。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说朱穆之同志这些深刻论述，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及时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见，帮助党制定和完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并使之得到正确执行，这是新闻工作者第一位的任务。

1955年10月，毛主席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他说，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朱穆之说，他理解毛主席提出的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那时候新华社的国际消息几乎都依赖苏联塔斯社。从那时起，新华社开始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时期。朱穆之作为主管业务的第一副社长，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考虑，新华社不可能一下就建成世界性通讯社，要在可靠的基础上有步骤地进行，计划分两步走，首先在7年内建成以报道东方（亚非拉）为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然后再逐步建成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这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西方大通讯社不重视亚非拉国家的报道，而且常作歪曲报道。这些国家一般也无力对外报道本国实际情况，中国能为它们作报道，替它们说话，并有利于它们相互沟通情况，将受到它们欢迎。因此，我们加强对亚非拉的报道，并以此为特色，成为报道东方国家新闻的权威通讯社，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我国扩大国际影响，特别是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利于与西方通讯社在新闻舆论领域争一席之地。自然也是与当时新华社的实际力量相符合。在报道方针上，改变过去对于国际情况常常只报道进步的对我有利的消息，其他一般不报道的做法，而要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世界发生的人们关心的重要情况，还要多发西方通讯社不愿播发的、对西方统治集团不利而对世界广大人民有利，以及能反映我国与西方不同观点的新闻与评论。作为世界性通讯社，需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记者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到1961年，新华社已在61个国家建立了分社或记者站，遍布亚非拉欧澳五大洲。新华社还在许多地区设立了出稿站，所发新闻受到亚非拉报纸的欢迎。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新华社办了外语训练班，后来又与其他单位联合建立了第二外语学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一过程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在1966年5月上旬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朱穆之作为主持全盘工作的第一副社长首当其冲被拉下马，三天两头受到批斗。但是，他对党的信念并未动摇。被关“牛棚”的时候，他还写思想汇报进行抵制，说自己是正确的。造反派逼他写“认罪书”，交待“修正主义罪行”，他就罗列一系列事实作为“罪行”，实际上是要说明自己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比如，195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一些关于宣传党的政策如何正确的报道是“主观主义的”、“赶浪头”、“随风倒”、“片面性”，要按刘少奇的指示反映执行政策中的偏向、问题，要把人民心里不敢说的、不能说的反映出来；在大跃进中毛主席视察的一些地方取得的成就是虚夸的，新华社作了报道，助长了浮夸风；1961年他到湖南、安徽农村作调查后说，三年困难是“打了大败仗”，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对情况估计不正确”，“只强调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可能性，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等等。新华社实行军管后，军代表根本不抓宣传业务，每天播发的许多稿子都送周总理审，周总理多次批评无效，就向毛主席提出希望朱穆之回来工作，毛主席同意。这样朱穆之就于1972年8月从干校回来，一天也没有休息就上班。当时有同志劝他写个书面检讨，他不写，只在全社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就算解放了。9月，中央任命他为新华社社长，军代表为副社长。

朱穆之回来后，一直不断发生“四人帮”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1974年江青一伙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有人在新华社散布对周总理的流言蜚语，引起公愤，纷纷贴大字报加以批判。所以，外面是批周公，新华社里是反批周公。1975年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江青也跑到大寨找一些人开会，大讲“批《水浒》”，影射邓小平像宋江架空晁盖一样架空毛主席。记者回来汇报后，大家都很气愤，社核心小组开会，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朱穆之同意以个人名义反映。他同穆青商量，将记者整理出来的材料直接报毛主席。朱穆之在穆青起草的给毛主席的信上先签了名，穆青也签了名。他们委托担任外事采访的李琴送王海容、唐闻生转呈毛主席，李琴也在信上签了名，王、唐两位欣然同意转呈，但那时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受到排挤，报告无法上送，又经李琴退给了朱穆之。后来“批邓”大张旗鼓展开了，向中央“告江青状”的事被揭发。江青骂新华社没一个好人。朱穆李三人受到批判。朱穆之又被打倒，发送新华社印刷厂劳动。他很坦然地说，再一次打倒也无所谓，我不在乎。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8日，朱穆之在印厂劳动时，来了一辆轿车把他送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还有耿飚同志。当时就宣布由耿飚、朱穆之、李鑫三人负责宣传工作。耿飚抓总，朱穆之负责日常工作，李鑫主要起联络作用。当时叫“宣传口”，是协助中央管宣传工作的机构，主要任务是管路线方针政策。1977年下半年，耿飚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由张平化接替，就正式称中宣部了，张平化任部长，朱穆之任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78年，朱穆之辞去新华社社长的兼职，专任中宣部的工作，直至1982年5月。

既反“左”，又反右

朱穆之在中央宣传口、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约6年期间，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以高度的政治洞察力和原则性，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既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又反对右的错误倾向。

朱穆之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他当时表示，要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能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主席，但维护他不等于说他一切都正确，对其错误的东西还是应该否定，因此批“两个凡是”是对的。他还对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说，批不批 “两个凡是”，关系到邓小平同志能否复出的问题。

当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大抓宣传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时候，朱穆之予以积极的协助。他协助胡耀邦同志就新闻、理论、对内宣传、对外宣传、文化艺术等项工作，分别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其中仅文艺座谈会就开了10次。会前，他组织调查研究，会后又作了小结汇报。

1979年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朱穆之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会议一开始就出现许多右倾言论，主要是全盘否定过去，把党与“四人帮”混为一谈，认为本来就不该实行社会主义，等等。胡耀邦在中宣部会议上提出，存在许多“左”的思想的同时，出现右的思想苗头值得注意，不能让它泛滥下去。经与胡乔木同志商量后，决定请邓小平同志到会讲话。以后，邓小平同志到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对澄清混乱思想，起到非常有力的作用，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理论务虚会以后，右倾思想仍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时有冒头，朱穆之一经发现都予以批评。一次，中宣部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有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论调，认为跟着党走会犯错误，跟着人民走不会犯错误。朱穆之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人民是一个群体，人民里面分先进、中间、落后，你说跟人民走不会犯错误，跟的是谁？能代表人民最先进部分的是共产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离开共产党，就可能代表人民中的落后部分。会后，胡乔木也反对这种论调。后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对“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论调作了严肃批评。

朱穆之在回顾这段时期的情况时说，80年代“左”的思想还不少，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政策新措施新事物抱怀疑态度。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深深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影响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对“左”的思想要不断地批判、纠正。但是，在着重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同时要防止和反对另一种倾向，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要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唯物辩证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解放思想、着重反“左”。但是，伴随着反“左”，有一股或明或暗的右的思潮隔一定时间就汹涌起来，不得不加以反击。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思潮达到高峰时形成的。通过平息政治风波，右的思潮受到沉重打击，使得这些年政治上相对比较平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但右的思潮并没有完全消失。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在继续反“左”的同时，注意及时反右。

开拓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

朱穆之是我国历史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的开拓者。新时期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实际上是在他的具体领导和努力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朱穆之常说，对外宣传是应运而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后不久，朱穆之就提出，要开放就必须对外宣传，让人家了解你，否则你的门开得再大，人家也不敢来，你出去人家也不接近你。所以对外宣传是为对外开放鸣锣开道的，是战略性的任务。  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对外宣传工作，决定成立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负责统一领导整个对外宣传工作。4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正式成立，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被任命兼任组长。1982年至1986年他任文化部长期间，仍兼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1988年至1989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曾一度撤消，对外宣传工作归中宣部管，但他作为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仍负责指导对外宣传工作；1990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恢复后，他继续担任组长，直到1992年他离休。

在整整12年中，朱穆之为对外宣传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就对外宣传工作发表过难以数计的讲话和文章，全面论述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形势、任务、意义、方针、原则、策略、宣传艺术、队伍培养、对外宣传事业的建设等。我认为，这些仍是当前和今后对外宣传工作所应遵循的。

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很薄弱，“文革”中基本上被取消，仅有的一点就是把“文革”的文件、文章、言论等往外发。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造成普遍缺乏对外宣传意识。朱穆之说，所以，对外宣传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加强对外宣传意识，解决认识问题。当时反复宣传要对外开放，要开展国际合作，没有对外宣传沟通，中外相互了解是不可能的；要扩大开放，不大规模开展对外宣传也是不可能的。无论外交、经贸、科技、学术、文化、体育、旅游等部门，不进行对外宣传就无法开展对外工作。各地要对外开放，也必须对外宣传。所以，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的先导和保证，也可以说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央赋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协助中央领导全国对外宣传工作的职责，就是不只是管中央对外宣传部门的，而是包括中央各涉外部门和地方以及驻外单位的对外宣传，也就是大外宣。其任务主要是：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对外宣传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问题的宣传意见，组织、推动、协调、检查各方面、各部门的外宣工作。朱穆之说，开放不仅是中央开放，全国各地区都要搞开放，所以必须全国都来做对外宣传工作，连群众同外国人接触也有关对外宣传，所以对群众也要进行对外宣传教育。对外宣传工作不仅是宣传部门的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形成全党全国全民千军万马、上下左右一起来做。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主要抓大事，具体工作由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去做。当时对外宣传小组每周都开一次会，议形势，讨论全党、全国对外宣传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指导对外宣传工作。对外宣传小组由14个成员部门组成，其中有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文化部、外经贸部、社会科学院、侨办、港澳办、对台办、国家旅游局等，还有中央各主要新闻出版单位。整个对外宣传队伍的组成包括：中央、地方党委对外宣传领导机构；中央和地方对外宣传机构，包括有关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影视、出版等部门；中央和地方各涉外部门、企业、团体，以及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单位，形成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三大块的对外宣传工作体系。

为了适应全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外国来华旅游者和商人等激增的新情况，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于1982年4月召开了全国地方对外对台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由朱穆之主持。胡耀邦、邓颖超、廖承志等领导同志到会讲话。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地方主管对外对台宣传工作的同志，而且有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央各主要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会议确定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任务和方针，对中央、地方和驻国外机构三部分的对外宣传工作，都作出了部署。这实际上是历史新时期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它为构建大外宣格局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指导和部署对外宣传工作的时候，朱穆之始终强调要重点宣传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他认为，对外介绍中国古代的、自然的、静止的东西，如风光名胜、文物古迹等，也有作用，但现在国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现实，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大的发展变化，走的是什么路子。因此，我们既要注意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风光文物，更要注意介绍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情况、人民生活等现实状况。宣传现实的中国是当前对外宣传最根本的要求。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要把经济宣传摆在对外宣传的中心位置。朱穆之还多次到地方参加对外经济宣传活动，给予鼓励和指导。

对外宣传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舆论上与西方反华势力进行斗争。朱穆之说，西方反华势力无孔不入地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尤其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他们通过广播、电视和各种宣传渠道，用捏造和虚构事实的方法煽惑公众，破坏中国形象，竭力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专制的、镇压人民的邪恶国家，而我们的对外宣传又十分被动，致使西方反动舆论在国际和我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风波平定之后，朱穆之立即组织各对外宣传部门，运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揭示“风波”真相，并介绍我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他还亲自组织有关部门赶拍了一部《平暴真相》录像片和一本《平暴真相》画册，运用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客观反映“风波”真相，很具说服力，发送国外后，反应强烈，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89政治风波过后，西方舆论又造谣说，北京已成为“一座死城”、“一座恐怖的城市”。针对这种谣言，朱穆之又组织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北京之夏》，用生动的镜头反映北京的稳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该片送国外播出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朱穆之说，对外宣传工作者要树立“两场意识”，一是市场意识，就是要宣传经济，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经济；二是战场意识，就是进行对外舆论斗争。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敌对势力演变中国的图谋失败，就经常在民主、自由、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大肆攻击中国，在国际上毁坏我形象。朱穆之说，这是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组织了有力的反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事实批驳他们，打破他们的造谣污蔑，及时消除西方造谣在广大外国人民中引起的对我的误解和疑虑。朱穆之说，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这种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朱穆之认为，对外宣传是一门艺术，难度很大。最大的问题是针对性。内外有别，区别内外，是最大的针对性。对外宣传还要区别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情况和要求，进行不同的宣传。对外宣传要加强针对性，必须认真研究宣传对象，掌握外国各类人的思想状况，对中国什么方面感兴趣，或有疑虑、误解等，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各地、各部门都要研究自己的宣传对象。对外宣传要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让读者通过事实自己去下结论，而不要说教，先下结论，使人感到强加于人。要坚持用正面事实来宣传，反映我国的本质和主流，同时不回避存在困难、问题和缺点，但要告诉人们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全面了解我国的真实情况。对外宣传要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对于重大突发事件，要主动报道；对一些外界非常重视和敏感的问题，要适时作好舆论准备，以堵塞其可乘之隙，并对海外舆论作正确引导。对外宣传的方式要符合外国的习惯，要使我们的对象容易懂得，能够接受，使人喜闻乐见。

朱穆之还重视利用外力进行宣传，特别是重视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强调对外国常驻记者要多接触、多交往，要主动、积极、有针对性地加强新闻发布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及时向他们提供权威信息，以引导舆论。领导同志要见记者，接受他们的采访，这是宣传中国的非常重要的渠道。“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把接见外国记者视为畏途，一般不接受他们的采访。我国代表团出访外国也不见记者，不开记者招待会。1982年2月，中央批准对外宣传小组的请示，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央许多部门和省一级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由偶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到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成为制度，做得最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记者招待会也已经常化、制度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设新闻发言人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朱穆之成为第一个担任党代表大会发言人的人。党的十三大也由他任发言人，同时还请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新一届领导人选出后即与中外记者见面，回答提问，取得很好的效果。以后，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都设大会发言人并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出席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这已形成定制。中央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也常接受外国记者的专访。此外，还有计划地邀请外国作家、学者、重要传媒的记者来我国访问，通过他们写文章和新闻、拍电视介绍中国，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注意做来华外国专家、留学生以及其他来华人员的工作，通过他们宣传中国。

朱穆之感到，对外宣传需要有财力支持，没有较大的财力支撑，对外宣传事业难以发展，更谈不上同西方舆论竞争。1981年下半年，他要中央外宣小组办公室的同志到中央各对外宣传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列出有关对外宣传部门急需开创、加强、发展的项目，以及所急需的经费和基建投资，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央对外宣传部门和一些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报告很快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并作为补充项目列入了国家“六五”计划。这一大笔经费和基建投资逐步到位之后，大大加强了对外宣传事业的建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同意在“七五”计划中保留对外宣传经费的项目，并从此固定下来，给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列了一个专门的拨款户头，一直延续至今。这为对外宣传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期的经费保证。

朱穆之说，对外宣传不仅做在国内，还要做在国外，这更重要。当时陆续创办了英文《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过多种途径扩大我外文书刊在海外的印刷、发行，开辟了对外电视，建立了大功率的发射台向海外传送广播电视节目，在西方国家开展了汉语教学，在一些国家建立了文化中心等等，还同当地友好人士和华人合作建立了一些海外电视宣传阵地，使我们的声音部分地进入其主流社会。

朱穆之在回顾对外宣传工作的历程时说：“在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在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作，终于组成了一支对外宣传队伍，建立了对外宣传体系，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打开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局面。”这里凝集了他多年的心血。他的对外宣传理论和实践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应该很好地应用到工作中，以促使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新的更大发展。

带头从事人权的研究、宣传与对外斗争

人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我国对外斗争的焦点之一。朱穆之在先后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和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期间，对中国人权研究、宣传和对外斗争，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发表的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朱穆之主持撰写的。以此为契机，中国启动了关于人权问题的系统研究、宣传和对外舆论斗争。

为了进行对外人权舆论斗争，朱穆之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权的几个白皮书，亲自撰写了30多篇文章，发表了几十次讲话，包括同外宾的谈话。他在舆论斗争中，理直气壮地高举人权的旗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讲人权。他善于用生动有力的事实来批驳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攻击。他认为“摆事实是取胜之道”。他重视揭露西方攻击中国人权的真实意图。1991年，中国南方发生特大水灾，许多个国家给予援助，援助款一般都在10万美元以上，而美国仅援助2.5万美元。朱穆之组织一篇报道，将所有援助国国名及款额一一公布。他在篇末加了一句话：“请看口口声声关心中国人权的堂堂美国，给了中国灾民多少援助！”同一年，美国多次派人来华，了解和援助几名所谓“政治犯”（实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犯），自称国际旅费花去几十万美元。这比给中国的救灾款多得多。朱穆之又让人写文章加以对比，说明美国对中国几个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关怀备至，而对几千万灾民十分冷漠，揭露美国“关心”中国人权的虚伪性和真正图谋。

朱穆之说，人权对外斗争可以说是长期的，时紧时松，时隐时现。西方“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人权就是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一个突破口，这与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所谓的民主是一个脉络：你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就是“专制”、“独裁”。从本质上说，搞西方的民主就是对一个国家实行“西化”、“分化”。搞人权也是一样，人权的核心是民主问题，究竟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西方认为，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只有跟着美国走，改变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才能改变一切弊病的根源。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许多按照美国的要求推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不是内乱，就是民不聊生。　　朱穆之在领导人权理论研究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人权建设的实际，结合对外人权斗争的实际，并批判地吸收外国关于人权的合理思想，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他组织中国人权研究会的100多位成员以及会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并到国外考察，又召开了两次国际人权研讨会，还办了人权研究的刊物，出版了许多本阐述人权理论和实践的书。

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已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的框架，它包含对于人权的一套基本观点，如人权的普遍性必须同各国国情结合；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人权既包括政治权利，又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既包括个人人权，又包括集体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权与主权是一致的，主权是最大的集体人权，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正确途径，等等。

这些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不仅成为中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识，而且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有识之士的赞同。

朱穆之对于国内的人权建设，主张要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权主体的广泛性，使全体人民都享有人权。他特别强调要维护和促进工人、农民的人权。2004年12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人权入宪与人权法制保障”理论研讨会。朱穆之在会上作了《人权法制保障要“扶贫”》的讲话。他说，工农劳动人民享有的人权，是过去完全不能相比的；但当前工人农民在人权领域还是“贫者”。他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工农劳动群众的人权保障，强调这关系到我国的基础问题。朱穆之的这一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撼与共鸣。

人们认为，朱穆之是中国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主要开拓者，是中国人权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是对外人权舆论斗争的优秀指挥员。

探索文化工作改革，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1982年初，国务院调整机构，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合并，设立文化部。在文化部职能大大扩大和加强的时刻，朱穆之受命担任 “五合一”的文化部部长。

1982年到1986年，朱穆之在文化部突出抓了文化工作改革，其中主要是文艺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反对搞精神污染；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文化和群众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以及几项重大文化事业建设。

朱穆之到文化部后，了解到文艺界的许多情况，使他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文艺界人士一般都非常热爱文艺事业，即使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都力求为人民多作贡献。同时，他也了解到文艺界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工作中存在多种不合理的状况，使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很大束缚。文艺工作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改革势在必行。

朱穆之于1983年开始提出文化工作改革，其中主要是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中要解决两个关系问题：一个是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关系；一个是企业、事业单位与个人的关系。这两个关系都涉及到自主权问题和平均主义问题。朱穆之提出如下措施进行改革：

给文化艺术单位应有的自主权，让文艺表演团体尽可能成为艺术工作者自己管理的社会文化团体，其他的许多文化单位要尽可能实行企业管理或改为企业单位；采用招聘、合同制，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享有较多的自主权，打破过去单位用人只进不出的局面，使人才可以流动；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拉开报酬档次，克服平均主义，改变不少主角、台柱子拿的钱少，跑龙套的反而拿得多的局面；文化艺术事业要打破统统由国家办的局面，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分别由国家、集体或个人办；文艺表演团体可广开门路，多种经营，自行开发，以补文化经费不足；打破许多文化艺术单位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不合理的布局，应该资源共享，不搞小而全，艺术表演团体也应该流动，不要死守在一个地方；艺术表演团队可以实行承包，企业单位或实行企业管理的单位，要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文化主管部门要抓立法，依法办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管理，出的方面要注意多介绍

民族的文化艺术，进的方面要注意多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

改革在文艺团体试验后，显示出一些成效；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一切向钱看，舞台上也出现了一些坏戏，同时对改革的认识还有相当尖锐的分歧等。针对这种情况，朱穆之对改革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改革没有现成的方案，也无前例可援，要一下把改革的路子找对，很难。最要紧的是对改革态度坚决，也就是如果这条路子不行，就换个路子走，非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子不行。”

文化工作的改革非常复杂，任务非常艰巨。朱穆之在文化部工作短暂的四年，对文化工作的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和试验。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让文艺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朱穆之强调，我们的文化艺术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因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他特别希望文艺工作者注重现代题材的创作，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让人民通过自己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为自己的成败兴衰、悲欢离合而兴叹，从中取得智慧和力量，提高自己的品格和情操。

当时，文艺战线的思想相当混乱，有些人硬是置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于不顾，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回顾数十年来……历次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实在是瞎折腾！……每一次都给文艺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朱穆之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文化部是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政府领导部门，绝不能允许制造精神污染。他不顾当时遇到的不小阻力，亲自批驳种种谬论。

朱穆之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歌剧、民族戏曲、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艺术，在继承、发展和提高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创造新戏，创造各种新的流派。他指出：“民族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中国多次经过分裂，但是最终保持统一，这跟我们始终保持民族文化有极大关系。”因此，我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里，真正能站得住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但朱穆之并不是什么守旧的“国粹主义者”。他坚持：发展民族文化不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相反，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我们过去的文化就是广泛地吸收了外来的文化而形成的。但吸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朱穆之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他认为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应该具有三性：娱乐性、知识性、思想性。他反对极左，为文艺的娱乐性正名，把它置于三性之首。要突破“小文化”，兴办“大文化”。所谓“小文化”，就是只关心文艺活动；“大文化”则除文艺活动外，还包括娱乐、知识传播和体育活动等。他要求建好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基层建立文化站，以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

朱穆之很重视民族节日的文化意义。他说：“我还主张，各行各业的艺术家要利用民族节日来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无论是外国、中国，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节日。这种节日过去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对人民的精神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是不是可以利用民族的节日，开展一些健康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精神得到调剂，也受到一些教育呢？比如，过春节，闹元宵；过端午，闹龙舟；把这些传统节日的内容丰富起来。”他希望艺术家们考虑这个问题，“使得我们的民族在生活上蓬蓬勃勃，与我们从事的轰轰烈烈的事业相适应，不要弄得冷冷清清”。

朱穆之主张在国外建立中国文化中心，首先选定在非洲的贝宁和毛里求斯建立，进行试点。同外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朱穆之任文化部长后，这方面有较大发展，同许多外国政府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和文化交流计划，并认真履行。

朱穆之在文化部认真地抓了文化事业建设。一是建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已有个方案，但迟迟未能动工。朱穆之刚上任，即帮助安排整个设计，强调一定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新馆于1987年落成。二是断然否定已建成的北京音乐厅作不必要的修改，避免了大返工，保证了音乐厅的及时竣工并投入使用。三是拨款修缮梅兰芳故居，把它改造成梅兰芳纪念馆，弘扬这位艺术大师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四是争取建立几个博物馆，后来中央批准建立三个：一个是西安博物馆，一个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还有一个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最后一个后来没有建起来。西安的那个建成了，它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国家级博物馆。

朱穆之对建造抗日战争纪念馆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亲自担任建馆的筹委会主任。当年，为建造这个纪念馆，财政只拨款1000万元。他说：“这1000万能干什么呀！但不管怎么样，也得上”。经过筹委会的多方“化缘”，硬是完成了一期工程。纪念馆正面的塑像、装饰都是朱穆之拍板的。今天，抗日战争纪念馆已成为教育中国人民不忘历史、不忘国耻，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大课堂。

“有力只顾往前走”

“无妨霜雪满头，但愿日新世道，有力只顾往前走，哪管走到何时了。”这是朱穆之在《八十五有感》打油诗中写的，表露他晚年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壮心。

2000年5月，朱穆之辞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职务，这是他离开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时年84岁。从那以后，他在工作上仍未停息，继续发挥光和热，为党和人民尽心尽力。

他继续撰写文章，有的阐述邓小平理论，有的宣传革命传统，有的批驳西方攻击中国的谣言……今年6月，他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写了长达6千字的史料《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他还写随感、随记、散文和诗歌。过了80岁，他让孙子教会使用电脑，以手指敲键代笔写稿。现在说他“笔耕不辍”已不确切，要说“指耕不辍”了。

朱穆之有时还应邀参加一些会议并讲话，有时还会见外宾并答问。2000年12月，他已84岁高龄，还风尘仆仆地远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国际人权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每天，朱穆之除看电视新闻性节目外，要看当日送给他的一些文件和报刊。《参考消息》大字版，是几十年前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时按邓颖超同志建议为周总理和老年读者出的，不想今天成为自己的必读物。他自己剪报，积累资料。

“活到老、学到老”，朱穆之做到了这点。他天天看书，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读中国古书，看文艺作品。他写了几十篇读书笔记。

为了锻练身体，他按照自身特点，设计了一套保健操，每天做一刻钟到半小时。他有时也与家人一起玩玩麻将，他说这是使脑子不要迟钝。

朱穆之生活俭朴。直到两年前，他家一直都没有请保姆。他自己上街买菜，同老伴和儿媳妇一起做家务活。他说，做家务，活动筋骨，对健康也有好处。

朱穆之至今精神饱满，腰板直直的，身体很健康。人们问他长寿和健康秘诀。他笑言，心情开朗是最重要的。他在北大与同学座谈“一二·九”运动时说：“我现在人也老了，但我的心还不老，我不悲观，我充满乐观情绪。”

多年来，朱穆之与“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在京老同学，每年春节或国庆节都回母校聚会一次。他们大都是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部级老干部或老学者了。他们在一起回顾革命往事，纵谈眼前时局，描绘祖国和人类美好前景。

朱穆之参加革命至今的七十年，可说是风云激荡的七十年，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辛勤奋斗的七十年。  有人问朱穆之，经历过这七十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他引用他写的两句诗说：“古今多少兴衰事，只在公私一念中。”他解释说：“我这里说的公私，是为人民还是为个人；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为共产主义还是为资本主义。”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

本书由集体编成。曾建徽任主编，并写代序《闪光的思想非凡的经历》；金晖、田丹、范信龙任编辑，并写附录中的5篇专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其三局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新闻办七局提供了一些资料和照片。

五洲传播出版社非常重视此书的出版，总编辑李向平、副社长雷珈精心安排，“五洲”的一些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出版前，全书文稿除附录外均由朱穆之本人阅过，他还题写了书名和封底字。

限于时间和水平，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编者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