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出版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本书为其个人传记。

北京女孩、阿季回南、启明小鬼、振华女生、东吴高材生、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留学牛津、在巴黎、振华分校校长、酷哉此别离、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妻子·情人·朋友……本书记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杨绛女士的一生。

序（杨绛）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启明小鬼

4 振华女生

5 东吴高材生

6 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

7 留学牛津

8 在巴黎

9 振华分校校长

10 酷哉此别离

1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华

14 我是一个零

15 体味人生

16 我仍是一个零

1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个

19 “逃——逃——逃——”

后记

杨绛先生平时说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可每当忆及往日北京旧事如说邻里间的和气有礼，见面总招呼“您早，吃了吗？”“您慢走，回头见。”……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静斋生，那时女生宿舍有会客室，男同学来访，通常由宿舍的女佣高声通报，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会客室会客。“×××小姐有人找！”杨先生为我们摹仿宿舍女佣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杨先生似乎对来自贝满女中的清华小女生印象颇深，她们特孩子气，日常言谈中频繁出现的不外这五句话：“哎，好玩儿”；“好看；“给我”；“讨厌”；“打你”。那发音吐字之纯正，语调神态之娇憨，脱儿一个北京女孩！我正惊讶杨先生善于捕捉人的特点，蓦然想起她本来就曾是个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先生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

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 for 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P3-5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合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是为序。

杨绛

二○○八年六月八日

尽管由于父辈的交往和情谊，我被钱锺书先生称为“世妹”，杨绛先生唤我“师妹”；然而在我心中，一直是把他们当做长辈敬重和对待的，admire in distance，虽然倾慕，从不打扰。两位先生和钱瑗的许多故事，我最初都是从杨先生最小的妹妹杨必那儿听说的。

杨必姐抗战期间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与我大姐学淑同班。那时我们家住公共租界康脑脱路，离学校不远，杨必姐放学后常上我家和学淑姐一起做功课。她思维敏捷，悟性特强，又善于表述，无论多复杂的问题，都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清楚楚。学淑姐说跟杨必一块儿做功课真叫开窍。她是转学生，在杨必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杨必姐皮肤白皙，黑发浓密，眉毛弯弯，眼角稍稍朝上，眼里总是带点儿嘲讽似的盈盈笑意。她可是位天生的演员，言语生动，表情丰富，观察细微，模仿起人来，惟妙惟肖。有时模仿一些公众人物让我们猜，往往一猜就中，不是大家会猜，她实在太能抓住人的特点了。她在学校是优秀生，受到各科老师的喜爱，被同学们称做“梁宝宝”、“孙宝宝”、“郭宝宝”(指某先生的宝贝)，……可她表演起她们教课和训斥学生来，一点不含糊，笑得我们一个个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我母亲也很喜欢杨必姐，每次放学来家，总要拉拉手，“肚皮饿了哦？吃点点心，再做功课”。说着端出汤汁鲜美的馄饨、香喷喷的蟹壳黄或旁的点心。家里每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杨必留着。我们说“妈妈偏心”，母亲却说：“杨必妈妈不在了，你们说我该不该宝贝她？”我们答“该”。不过我知道她有非常宝贝她的爸爸和姐姐们。

奇怪，我从未去过杨必姐家，对她家人的印象竟是活灵活现的；而我们家的情况，她家似乎也相当了解：从我父亲抗战时期的日记看，我们家有些事情，包括学淑姐中学毕业、北上燕京大学等等，最早给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父亲传递信息的，竟是钱锺书先生！这些信息当也来自联络两家的杨必姐。

1946年秋，我们家由上海迁回北平，与留在上海工作的杨必姐渐渐失去联系，但我从未忘记过她。

多年以后，在北京初次见到杨绛先生，不知是否由于杨必姐的缘故，言谈之间，很感亲切，似乎相识已久。

杨绛先生的创作和翻译作品：我读的不少，有的读过不止一遍，关于作者的故事也听说许多，我曾自以为对作者比较了解，待相处日久，才发现杨绛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历尽沧桑的人生大书，我的阅读和了解不过刚刚开始。她那充满智慧的谈话，幽默风趣的说笑，卓然独立的思考，深邃锐利的眼光，沉稳细致的处事，令我惊叹不已。

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有时间帮助杨先生打打杂儿；交流的机会多了，彼此也更熟了。每与杨先生当面交谈，或接听她的电话，或处理她交办的事，我总不忘忠实记下她的所思所言、所感所叹，作为我的“读”杨笔记，细细咀嚼，慢慢回味。经年累月，竟也记了许多本小册，每每翻阅，都深感获益良多，意味无穷。

杨先生近年闭门谢客，自称“龟蛰泥中”，很少外出，也不上网，每天只在家读书写字；但对外界一点儿不隔膜。我们偶谈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她都情况了然、判断准确。她的信息丰富、料事如神，往往使我感到吃惊。

她有一颗博大的心，世事全在胸中，与大众同悲喜。

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个春天，杨先生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听那位面无表情的卫生部发言人发布“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的最新数字，心情沉重。几年过去，人们对“非典”已不再关心甚至淡忘的时候，杨先生始终清晰记得那些为抗击“非典”、保护人民健康而献出了生命的白衣天使：叶欣、李晓红、邓练贤、段力军、丁秀兰、王晶……并为他们的家人难过。还有众多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后遗症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杨先生也一直挂在心上，直到听说卫生部2006年4月出台了一项“非典”后遗症人员医疗费用报销办法，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政府为抗击“非典”有功人员颁奖，杨先生立刻想到了勇敢冲破封锁、第一个向世界公众和卫生组织警示“非典”在中国肆虐的蒋彦永大夫，他没有获奖，反而得咎，但在人们心里，他是免于使灾难更大发生的一个真正的英雄。

听说邹承鲁院士去世，杨先生叹息：又一位说真话的人走了。她非常伤心，因为邹夫人李林和她的父母都是杨家的好友。

邹先生曾痛心地计算过，他从1951年回国到1978年，二十七年中能够做工作的时间不到十年。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花在政治运动上了，即使不搞运动的三分之一时间也难以工作，因为不断要开会！  钱锺书、杨绛先生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杨先生关心人，人们也喜爱她。她的fans很多，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不断。2005年岁尾，杨先生小恙住院一周，医护人员对她关怀备至，出院时依依不合，直送她下楼登车。有位年轻大夫送给她一棵圣诞树，接上电源，能闪烁出五彩缤纷的光亮。此后每年圣诞，杨先生都会请阿姨把圣诞树搬出来通电，我知道她不只是欣赏它漂亮的闪光华彩，也想念协和医院那些可爱的小友。

圆圆和钱先生走后，每逢他们的忌日，我都过去陪陪杨先生，怕她伤心；听她说说“我们仨”的故事，话话家常。

与杨先生相处越久，越感受她的人格魅力，也越钦佩她的为人。我每回翻阅自己的“读”杨笔记，都有说不出的感动，觉得那许多珍贵的史料、动人的故事该与所有喜爱杨绛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我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并且不揣冒昧地跟杨先生说了。我自忖文笔欠佳，杨先生未必同意，没想到杨先生一口答应，大力支持，有问必答。

两年里，我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有时口头，有时笔答，不厌其烦。书稿完成后，杨先生给审阅修改；出版前，又亲为作序、题签。读者读罢此书如还喜欢，那实在是因为杨先生倾注了心血。

本书出版之日，临近钱锺书先生忌日，谨以此书献给钱先生在天之灵，纪念钱先生去世十周年。本书虽然主要写杨绛先生，但实际上钱杨是不可分的。

二○○八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