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又在海峡那边唱歌；有那么几个老头，他们一生漂泊，却终未摆脱政治旋涡；是宏大的抱负，是小小的乡愁，他们在夕阳下隔岸诉说……

有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有“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有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有的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有的经世济国，承受着晚年孽婚，有的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让我们一同倾听这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的真情诉说吧！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

他们，都曾因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资历，活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他们背负一身盛名，却颠沛流离，绝唱台湾。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面前，有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有人则选择了迎难而上、据理力争。以方寸之地守护着最后的人格底线。阴影无处不在，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还在被误读。

如今，抹去落在他们名字上的政治尘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前世今生。

或许我们不应该再囿于他们是在海峡这边。还是海峡那边，因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安慰。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蒋梦麟 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殷海光 “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雷震 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傅斯年 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胡适 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去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他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1956年在台师大创办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儿夭折。梁氏夫妇去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在祖国大陆。与他们一起相依为命的幺女后来在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由于思女心切，再加上程季淑患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可惜，这种享清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一样牵手在街上散步，不料路边突然倒下一铁梯，压在程季淑身上。程季淑被压伤，最终不治，享年七十四。梁实秋痛不欲生，遂动笔写下记述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的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他与明星韩菁清自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在行为上，程季淑的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行事趋于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向浪漫，就像是弥补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尝试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自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离别前，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后来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不过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的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为笔名发表小品文，部分作品后来结集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教授，后历任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有关的抗战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有人着文抨击、指责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糜烂生活。梁实秋气愤地以文章反击，却又为左派增添了批评他的新依据。P1-4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随后移灵台北。雷震1979年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声望，丧礼稍嫌冷清。1987年，梁实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后人难忘的学术典范。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  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给予你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九个个案是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着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