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骗了我们！”这是本书以充分的证据揭示了一个事实——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诛杀过一位将军大臣；他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保护人犯权利的法律；荆轲行刺，他怒火万丈，占领燕国的秦军却没有屠城暴行。但是，只要历史事件对秦始皇有褒扬作用，司马迁立刻就会用一些小零碎将这种效果抵消。司马迁为什么要骗我们？

本书全力解开尘封了2229年的谜团，作者以独特的读史方法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再认识，可供学者借鉴批判；其中丰富的历史知识，可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这是一本读者面广，见解独到，故事生动的难得佳作。由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作序并推荐。

这不是一本把《史记》翻成白话，再加点想象铺陈，加点个人感想的书。

秦始皇，人们习惯上把他认作暴君，从古至今从小学课本到学者论著。的确，史书中记载着他的暴行：

他用“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屠杀统一了中国；

他用“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的独裁统治着帝国以至于“劓鼻盈蓑，断足盈车”，被判割鼻子断足的人太多割下的鼻子用筐装，砍掉的脚用车拉，“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囚犯堵塞了道路城市到处是监狱；

他用征发七十万受过宫刑和其他徒刑的罪犯，来为自己修宫殿造陵墓。

独裁和暴政不得人心他的暴行终于引发了陈胜，吴广的起义。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4年便被农民战争所推翻……

然而，当《本书作者用另一种读史原则，不带偏见地审视历史典籍的时候，上述耸人听闻的形容词和人们的习惯印象，却经不住历史事件的反诰。

本书以秦始皇一生为线索以独特的读史原则审视典籍，不仅描绘出全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画面，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与我们心目中褒贬迥异的真秦始皇。

序言 是得多个心眼 易中天

前言 用另一种方法读史

第一章 司马迁骗了我们

 第一节 暴君之说如何植入人们脑海？

一 孟姜女，小学课本误导孩童

二 焚书坑懦四个字得罪天下识字人

 第二节 再读《史记》，疑窦丛生

一 春秋战国时期人命如草芥

二 惊人发现颠倒乾坤

 第三节 司马迁加进去的零碎

一 吕不韦编书，是文化功德还是面子工程?

二 吕不韦辅佐秦庄王，好心不得好报

三 十个字一箭双雕，贬损两人

四 尉缭为何要离开泰国？又为何没走？

五 老谋深算的王翦为何敢跟暴君叫板？

 第四节 剔除零碎，改正司马迁的错误

程步读史原则

第二章 秦始皇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吕不韦谋划十年后的阴谋

一 吕不韦大门谋子楚

二 神机妙算的吕不韦为何舍近求远

三 子楚大难不死．安国君早逝，人算抑或天意

 第二节 秦始皇的姓氏问题

一 七条理由否定私生子

二 刑事侦查理论辨析借种生子真伪

三 关于私生子的结论和原因

 第三节 秦始皇的根本不同

第三章 张冠李戴逐客令

 第一节 “大索，逐客”原因谬误

 第二节 秦始皇接受的秦国有多大

一 《史记》夸大了秦始皇即位时的泰国疆域

二 战国七雄，六分天下泰有其一

三 诸侯六国实力分析

 第三节 儿皇帝秦始皇危若累卵

一 来自五个方面的威胁

二 书呆子的举报把秦始皇逼上绝路

 第四节 肃反扩大化秦始皇知错就改

一 “大索，逐客”缘干姆毒叛乱和吕不韦罢相

二 持节求生的文书榜样

 第五节 吕不韦为什么没有支持叛乱

一 我们先看性和道德的问题

二 卖爵换粮的正确决策

三 伴君如何不伴虎

四 泰国的官员选拔制度迥异于诸侯

五 吕不韦权衡利弊，选择守法

第四章 尘封千年的军事战略

 第一节 对秦始皇统一战争的通常认识

一 泰国真的强大到视六国如郡县？

二 秦始皇消灭六国真的是策反工作起作用？

三 先攻韩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第二节 巧妙的战略和绝佳的突破口

一 历史上秦军多次东渡黄河，但都无功而返

二 蒙骜妙计，攻克荣阳

三 从荣阳突破的五大妙处

 第三节 操之过急，蒙骜大败

第五章 苦熬八年闪击赵国

 第一节 最强大的对手是赵国

一 消灭韩国，赵国坐收渔人之利

二 赵国西有黄河，北有长城，军队勇猛善战

 第二节 王翦诈围邯郸

一 王翦退守太原，7年按兵不动，似有图谋不轨

二 王翦前所未闻的战略战术使平赵举重若轻

三 秦始皇的耐心和定力

四 历史上最早的闪电战

五 兵书不载王翦的战略战术

 第三节 杀人与屠城

一 秦始皇该不该替母家复仇

二 中外历史上，战胜者屠城是很普遍的事情

第六章 满腔怒火仁定四国

 第一节 荆轲刺秦，混混变英雄

一 司马迁的文学创作左右读者好恶

二 荆轲刺秦的破绽

三 荆轲刺秦的另外一种解读

四 被荆轲刺秦抹杀了的仁慈

 第二节 秦始皇轻敌错用李信

一 李信翻江倒海的攻楚战略

二 楚军三天三夜合而不围．李信果然中计

三 李信注定要战败

 第三节 王翦如何破楚

一 可笑的挑战骂阵

二 描绘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秦楚大战

 第四节 平定齐国再用李信

一 秦始皇再用李信

二 和平解决齐国

三 秦始皇统一战争的结论

后记 司马迁的泣血苦心

尉缭是谁？

《史记》中没有关于尉缭的详细介绍，只说“大梁人尉缭”。大梁是魏国的都城，我们姑且推断尉缭是魏国人。

战国时期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作者当然可以推断是一位名叫尉缭的人。从书中的内容判断，写这本兵书的人也生活在魏国，曾经与魏惠王谈论军事战略问题，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人，就是这位写《尉缭子》的作者。由于有兵书传后，于是有人就把尉缭称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

然而，把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说成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有问题。

兵书《尉缭子》中记载，魏惠王曾经向写兵书的尉缭子询问兵家之事，而魏惠王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早于秦始皇100多年，那个与魏惠王谈论军事的尉缭子显然不可能再与秦始皇谈论军事。

如果一定要把两个尉缭合成一个尉缭，也还有一个解释：古代有不知名的文人，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得到君王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常有假冒名家的事情，也有假借与君王或名人对话，来阐述自己思想的事例。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尉缭子》的作者就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而兵书中记载的魏惠王向尉缭问军事，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

按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前提是问军事的君王不是魏惠王，而是魏文侯、魏武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假借一个君王来请教军事，作者当然会找一位霸业有成，受人尊敬的君王，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其他君王的重视；或者找一位即位时国家孱弱，驾崩时国家变得强大的君王，以证明作者军事理论的效果。

《尉缭子》中问军事的魏惠王恰恰相反，他接手的魏国，是其爷爷魏文侯、父亲魏武侯创下的盛世基业，可是到他手里却每况愈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是第一个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君。他礼贤下士，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李悝的《法经》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吴起为将，数次打败秦国，占领秦国河西之地；西门豹治理郡县的方法，广为后人效法。

然而，江山到了魏惠王手里，由于其战略抉择上的失误和好大喜功的狂妄，魏国四面出击，却屡遭败绩。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魏惠王诸多败仗中的著名代表。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出兵攻打赵国。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齐军没有去赵国都城邯郸直接与魏军交战，而是兵指魏国的重要城邑襄陵。魏将庞涓听到告急，急忙回军自救，而孙膑却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设伏，大败魏军，擒获魏将庞涓。齐国没杀庞涓而是将其释放，这就是桂陵之战，也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

十几年之后，魏惠王不吸取教训，又于魏惠王三十年仍以庞涓为将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国又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仍然故伎重演，不去救韩而是兵指魏国都城。庞涓闻讯，担心再次受挫，于是放弃攻打韩国而回军。此时，魏惠王不接受桂陵之战失败的教训，反而恼怒于齐国救韩，命令庞涓率领倾国之兵去迎击齐军，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便命令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令士兵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再减为3万。庞涓一见大喜，认为齐军撤退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便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

天黑时，魏军赶到马陵，庞涓命士兵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一块树皮，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魏国太子申率后军赶到救援，齐军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经此战败，魏国由盛转衰。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纵观魏惠王的军事业绩，如果尉缭假借他的名义撰写兵书，其宣传效果应该是适得其反，所以冒名说难以成立。

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尉缭也不可能假借魏惠王写兵书，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与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由于没有史料记载尉缭的生平和业绩，我们只能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只是魏国大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说之人，其没有治国用兵的经历和业绩。由于秦始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尉缭通过别人的引荐，如同商鞅、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多辩士一样，得以见到秦始皇。P14-16

是得多个心眼

——程步《真秦始皇》序

程步先生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他写这本书，我写这篇序，都有风险。

何况程步先生这回涉及的，还是秦始皇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何况程步先生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有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这个结论和我写序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是骂声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栏标题：易中天、程步之流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标锁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干得出来，而且以前没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就被妖魔化。这一回，我们肯定又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我必须与程步先生“划清界限”，并亮明观点。第一，我对秦始皇没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与秦政治不能打等号。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决不可能“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公国(孝公时代)，后是王国(孝公之后)，消灭六国、兼并天下之后又成为帝国。但无论是孝公时代的秦公国，孝公之后的秦王国，还是始皇时代的秦帝国，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张行“仁政”。当然，他们也不主张“暴政”，至少不公开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从孝公到始皇，秦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法家学说；秦的治国方针，也是法家的那一套。这个方针，是商鞅在孝公时代为秦国奠定的，以后又在赢政时代为韩非、李斯所确立。法家的主张是什么？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用韩非的话说，就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八说》)，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实上，从孝公到始皇，秦公国也好，秦王国也好，秦帝国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歆《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没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确实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但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正是靠着这些杀人机器，秦王赢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业”，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他的家产，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臣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赢政本人是仁是暴，实在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秦始皇这个“案”，我看不“翻”也罢！

那又为什么还要为本书写序？

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能有这个主张，则叉因于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媒体人。史学家与媒体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书，后者却明白得多个心眼。我们知道，史书记载的所谓“历史”，无非“过去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则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报道，如何记录”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编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史学家不一定清楚，媒体人却门儿清，因为他们有切身体会。媒体人比谁都心里有数，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去报道，完全有可能让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媒体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到事件、起因、结果、细节都真实，却让读者的感受不真实，并诱导他们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肤之痛的。但为了不得罪媒体，我还是举史书为例。比如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周瑜、鲁肃、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同孙权谈过话。但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只知道周瑜的谈话在后。鲁肃和诸葛亮谁先谁后，就不清楚了。这样，当后人叙述此事时，就必须进行编辑。把诸葛亮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把鲁肃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鲁肃说服了孙权”。这就全看你怎么编辑。根据我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编辑比记者更重要。正是他们，决定着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读者的感受和情绪。历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伟大的司马迁，就都是编辑，或者是编辑兼记者。他们怎么编，我们怎么读，怎么信。如果你没有一点媒体经验，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被牵着鼻子走。程步先生因为自己是媒体人，深知其中奥秘，便在读史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这个我很赞成。我还建议，读报的时候，也要多个心眼。否则，遇到居心不良的编辑，你上当受骗，他还没事偷着乐：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由此可见，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同样，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不必盲从，不必认为程步先生所说就是对的。他其实也是编辑呢！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编排。例子我就不举了，相信读者自会判断。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争鸣罢！

2008年9月18日于厦门

司马迁的泣血苦心

当我写下第一章的标题“司马迁骗了我们”时，我的心中异常地痛苦。

司马迁是我心中的偶像，他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意志，是我每遇困难和挫折时的精神支柱。每当我沉溺在日复一日平淡重复的生活里，感到极度地无聊和惶恐时，司马迁和《史记》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盏明灯。司马迁是中国文人的楷模，《史记》是至高无上永远无法逾越的文史巅峰，我怎么可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来对司马迁和《史记》品头论足，甚至诋毁？！

然而，当我在新的读史原则下，又一遍重读《史记》的时候，我产生了深深地疑惑。为什么司马迁的文字处处要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暴君，而他选取的历史事件，却又给后人诸如我这样的不逊之徒，留下了反驳暴君说的证据？

我给自己想出三个答案：

(1)司马迁史学良心和个人好恶发生冲突

司马迁讨厌秦始皇，所以，他要用被文人大加赞赏的春秋笔法，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褒贬他认为应该褒贬的人，而史学的良心又使他忠实地收录前朝留下的史实资料，因而有了《史记》里历史事实与作者观点和文学描写的分裂。

这个可能是有的。

(2)历史典籍过于浩瀚，难以辨别褒贬

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历史巨著的时间过于紧迫，因此，司马迁无法仔细斟酌自己采录的每个历史事件对人物的褒贬作用，因而留下破绽。

这个可能也是有的。

《史记》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记载。有的我们可以解释为司马迁想尽可能保留历史上的不同记载，给后人以自己甄别的可能。但有些却是明显讲不通的谬误，司马迁却没有予以剔除，而是记录在篇幅有限的《史记》中，不免造成浪费和误导。

举个例子，秦帝国的一个重要人物秦子婴，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份，《史记》有三种说法，自相矛盾。可是有两种明显谬误，司马迁却如实采录，徒然扰乱了视听。

第一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胡亥的侄子。

秦始皇死后，胡亥即位。不久，赵高又杀死胡亥，立子婴为秦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立二世之兄子子婴。子婴立，刺杀赵高，夷三族。”这段记载说，子婴是胡亥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胡亥的侄子。子婴即位后，刺杀了赵高，并将其夷灭三族。这是第一种说法侄子说。

第二种说法，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也就是胡亥的叔父。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想篡位，“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受之玺。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淡及其子谋杀高。”这里明确说，秦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秦二世胡亥的叔父。

第三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的哥哥。

《史记·六国年表》里记载：“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

上述三种说法都载于《史记》，而侄子说最为流行。从东汉的班固一直到近现代，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这一说法。近几年修订的《辞海》和《辞源》这两部最著名的大辞典，也都一致认为，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甚至还明确指出是秦二世的哥哥扶苏的儿子。

按说那么多大家和权威都认可，秦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其实不然，恰恰是这一说法最站不住脚。  首先从年龄上推算，秦始皇50岁去世，长子扶苏最多32岁左右，子婴如果是扶苏的儿子，即位时不会超过17岁，不可能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可以一起密谋刺杀赵高。而子婴与两个儿子密谋刺杀赵高一事，《史记》多处有载，应当不会有错。除了《李斯列传》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记载：“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日。”

年纪是一个硬指标，不容置疑。

其次从子婴的社会声望推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杀了秦二世胡亥后，考虑立谁为王时说了一通话：“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赵高说子婴有社会声望，他的话在百姓中传诵。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只有17岁，不可能取得如此的社会声望。

这两条理由，足以否定侄子说。

二世兄长说也讲不通。秦二世胡亥篡位之后，大肆诛杀自己的兄长，连扶苏在内，一共杀死了23人，怎么会单留子婴这个兄长不杀？而且在秦二世诛杀大臣时，子婴还站出来反对，他怎么会如此幸运？

三种说法中，叔父说最没毛病，可是却很少有人采信。

奇怪吗？不奇怪。

古代君王登基，即使不是暴君，很多也会诛杀兄弟剪灭竞争。现在人们都相信秦始皇是暴君，秦始皇怎么可能不这样做？人人都要把秦始皇描绘成暴君，所以明知没毛病，大家都视而不见，包括《辞海》《辞源》这样的权威辞书。

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所以年纪可以在40岁以上，这样，有两个成年儿子可以谋杀赵高，符合情理。由于他是秦二世的叔父，不具备与秦二世争夺王位的条件，所以没有被加害。又由于是长辈，出面批评秦二世才能全身而退。更由于年长，曾经随兄长秦始皇打江山，能够在百姓中产生影响。

就秦子婴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人物，司马迁就留下了这么多自相矛盾的材料，而且其中的两种存在明显谬误，可见，司马迁忙中出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过，我愿意相信第三个答案：司马迁不得己而为之。

(3)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本心是要如实记录下秦始皇的仁慈和伟大，但是为了让《史记》能被汉朝的当权者所认可，并得以流传后世，不得已，只好在如实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巧妙地加进去一些小零碎，以改变读者对秦始皇的主观判断，从而骗过了汉代的统治者，不幸也在粗心的读者心中造成了秦始皇是暴君的假象。

我们知道，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秦始皇的臣民，被秦始皇的朝廷任命为泗水亭长，却犯上作乱，篡位而南面称帝。为了说明自己篡位的合法性，就要极力贬低秦始皇，只有秦始皇称帝不合法，秦始皇残暴，自己才是替天行道，才有合法性。所以，汉代统治者都要贬秦，贬秦为了褒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杀六国的王公大臣；而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与项羽一起杀秦王子婴，夷灭秦始皇宗室三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臣，都高官厚禄，善始善终；而汉高祖刘邦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夷灭了他们的宗族。

秦始皇对待战败的李信，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在平定齐国的战役中让其带兵立功，重树威名；而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因为将军王恢随机应变，没有冒险出击，就将其下狱处死。

秦始皇一生从未诛杀过将军和大臣；而汉武帝当朝宰相就杀过数位，还有将军、王子、公主。  秦始皇从未对直言的大臣加以处罚；汉武帝因司马迁替战败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就将其处以宫刑。

有上述种种的禁忌，试想，如果司马迁将真实的秦始皇，不加修饰的书写进《史记》，汉武帝读到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忠心的臣子读到之后禀报上去，又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不仅司马迁会遭灭门之祸，其一生的心血《史记》也将会化为灰烬。

司马迁不愧为文学史学双重高手，他知道在哪里加入一点点零碎，就能在不改变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改变人们对人物，对事件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零碎，它们骗过了汉武帝，骗过了许许多多忠心的朝臣，《史记》这才得以获得汉代统治者的认可，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们就认定，这是司马迁的一片泣血苦心吧。

2006年8月24日至2007年11月29日一稿

2008年2月4日第二稿

2008年4月18日第三稿

2008年11月6日第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