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追根溯源，马尔罗的每一部作品都和他的人生有紧密联系。他的作品出自他的人生，因他的形象而灿烂，随他的情感而颤动，因他的动荡而响亮有声，也随他的探险而变得深沉。马尔罗用他的行动为他的作品买了单。

本书作者以马尔罗的文学刨作为线索，追寻其人生经历中的再要足迹，如《人的命运》中与中国革命的接触，《反回忆录》中作为法国文化部长的反思，《砍倒的橡树》中对戴高乐的怀念。

安德烈·马尔罗，传奇般的冒险家，1933年龚占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前文化部长。

作者以马尔罗的文学刨作为线索，追寻其人生经历中的再要足迹，如《人的命运》中与中国革命的接触，《反回忆录》中作为法国文化部长的反思，《砍倒的橡树》中对戴高乐的怀念。马尔罗本人亲自评点做注，更增添了达份研究的珍贵。

大事记

研究与评注

文选

王家大道，人的命运，希望，寂静之声，反回忆录，砍倒的橡树

马尔罗面面观

参考书目

所有的反对声都聚集在那个挑起他们对话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相互对立的人都亲如兄弟。“这类英雄具备行动的才干，既具有文化素质，又富有远见”，马尔罗通过加林这个人物体现了他所有人物的共同特征，也体现了他自己的特征。他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即知识分子的语言；他们拥有同一个领域，即行动的领域；他们具有同样的风格，即某种激情的风格，这种激情并不满足于自身，它更关注其他真理，因此变得越来越强烈。马尔罗不像巴尔扎克或是普鲁斯特，他丝毫没有打算将个人的观点赋予每个人物，或是将他们从创作者身上解救出来。在使他们彼此对立的对话中，费拉尔说话就像吉索尔，斯加利就像阿尔维尔，瓦尔特就像樊尚·贝尔热。马尔罗并不是在听别人说话时捕捉到这些赋予人物的语言，他如果不是通过记录得到这些语言，那至少是把自己的语言搬到作品中去了。他赋予人物的语言就是他自己的语言——即他的交谈语言，但是经过筛选和崇高化的。说它经过筛选，是因为至少有一种情感没有在作品中出现，那就是在他本人的对话中经常出现的嘲弄和讽刺。说它被崇高化了，是因为对话(正是以讽刺的口吻说出来的)经常简化作品意欲崇高化的东西。但我们在他作品的对话中还是会发现他话语(他的思想)的节奏：同样的快捷，同样的具有攻击性的粗暴——这是某种激动而断断续续的狂怒，同样的令人惊愕的悲怆，同样的抒情说服力和简练朴实话语的结合。还有同样的没有回应的警句，同样的感人话语，同样的语句闪光点——就像一把突然出鞘的薄剑那样闪闪发光，却在敌对话语火焰的照射下又变得暗淡无形。

不是他本人经历的，或是他丝毫没有涉及的，马尔罗都避免去表现。在这个既属于自身内部冲突又属于外部战斗的世界里，令读者吃惊的是敌人的缺席。资本家、压迫者、纳粹、长枪党一这些小说主人公的所有对手——都没有出现。在《阿藤堡的胡桃树》中，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在1924年身为德国兵的父亲和在1940年身为法国兵的儿子，他们都不是在与对方的人民作战，而都是以人的名义与上帝作战。德国人在进攻前、在黑夜的堑壕里发出的呼喊声与集中营里的法国人发出的呼喊声同样响亮。

在这一拒绝表现敌人的现象中，也许应该看到马尔罗反教条主义的结果：他与自己的真理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知道他的真理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真实，他也知道人的崇高无法涉足的道路非常少。过去，在他把人生和作品与受到极度保护的伦理、政治态度相联系时，基本的反教条主义使他在《轻蔑的时代》前言中写道：“这是人类其他的态度”；今天，它又使他做了一个摒弃苏联集权制的演讲，他在其中喊道：“让每个人到他认为正确的地方去战斗吧！”这些一直存在于他身外的价值，既不是他选择的，也不是他意愿的，他知道只能消极地表现它们(“如果我把赋予卡斯奈的重要性也给了某些纳粹，那我显然是按照他们真实的热情，按照民族主义才这么做。”)。他很厌恶在人类世界里引入一种消极的表现方式，就像是人类所有的介入元素在他看来都具有了一种崇高性。他没有体现资本家和纳粹，我们断言他将来也不会去表现共产党人，因为他无法描绘他们的形象，他可能只会把乔和马努埃尔的形象再次用在他们身上……而杀人者和刽子手却出现在作品中，因为在人类秩序之外，他们就像森林或毛依人一样，与命运那普遍而令人窒息却又难以解释的存在融合在一起。p2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