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德国图书畅销榜上雄踞前3名长达一年之久，对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内容之精彩，视角之独特无不体现畅销书的特质。

本书是西方近年来论述中国问题的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自2005年出版后，居德国经济类畅销书榜首达半年之久，此后多次再版，至今仍畅销不衰。在书中，作者弗郎克·泽林(Frank sieren)以中国近代史为主线，详细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从而探寻中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本书内涵丰富、条理清晰、视野宏大、剖析深刻，是以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中国的一部难得之作。

第一章 “黄色威胁”

第二章 “我群”危机

第三章 国家权力的瓦解

第四章 无“中”之国

第五章 大跃进式经济

第六章 改革的脚步

第七章 稳定压倒一切

第八章 后宫经济

第九章 驾驭世界

第十章 全球化陷阱

第十一章 中国密码

译后记

大事年表

划时代的变革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特性：在它来临之初，人们通常并不情愿立刻接受它。我们德国人更是如此。在有可能带来深刻影响的变化面前，我们宁愿闭上眼睛。我们总是希望，根本性的变革最好来得迟一些，缓一些。当然，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既然是涉及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问题，我们何必要仓促行事呢？然而中国的崛起证明，即使变化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不能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并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很可能会吃大亏。这些变化仿佛遥远天际轰鸣的隐约雷声，那些正在郊外野餐的人们尚不及享用完盘中的鸡腿，冰雹已瞬间从天而降。

对于死气沉沉的世界经济来说，中国是一个福音。30年来，这个大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2004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量的比例居世界之首。中国努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应对种种国内问题，并避免使其他国家受到连累。中国领导人冷静沉着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危机…以及来自世界经济的各种新挑战。亚洲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加稳定。2004年春，当中国出现因盲目投资导致的经济过热问题时，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并不试图遮掩过失，而是坦诚自信地指出自身问题，以此为世界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定下基调。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给地球带来的震动。中国正在悄然而坚定地打破世界的静止状态，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13亿中国人都在同一时间奋力向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是他们不能做，也无法做到的。中国人虽然是被西方强行拖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但是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转机制，并巧妙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力量。

“拿出勇气来！”——就在不久前，德国人还在以这样的口吻训诫中国人。如今，已经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听到这种话。当你遇到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并经常往返于两地的德国人时，他很可能会说，实际上真正需要勇气的是德国人自己。

中国——这个距离德国万里之遥，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对年轻一代德国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比德国国内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的影响更为深远。德国未来的命运和走向，更多地决定于遥远的中国。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和中国人握过一次手，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某位当代中国名人的名字，更不用说中国的流行歌星或是作家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一些德国人终于知道了中国最著名运动员的名字，虽然他们并不能把名字正确拼写出来。但是中国对德国来说，却已近在咫尺。中国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利用全球化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网络，将我们笼罩在其中，使我们难以摆脱对它的依赖。中国正在为世界制订标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工业大国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标准。奥地利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希默尔(Johannes Mario Simmel)在一本小说的开篇写道：“亲爱的吉蒂，我们德国人虽然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是却不会做沙拉，其实不必一切都尽善尽美。”现如今，我们制作土豆沙拉的水平是不是比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略好一些呢？

“德国制造”在德国已经成为稀有品。我们每天购买的商品，从垃圾桶、衬衣、激光唱机、笔记本电脑到集装箱船，全部是从中国进口。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服装鞋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山地自行车、微波炉、手机的最大产地。甚至高科技产品，如便携式电脑制造等领域，中国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国钢铁产量居世界首位，2008年上半年，中国钢产量是美国的四倍以及印度和德国的十倍。2004年，中国的汽车产量甚至超过了德国，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如果有谁在2004年初宣称，中国将会收购IBM电脑和英国罗孚轿车(MG ROVER)的话，肯定会被称为天方夜谭。中国2004年对外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将富裕的邻国日本甩在了身后，紧随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此外，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五强。2008年，中国经济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中，中国对外贸易额便增长了一倍。除商品交流外，人员交流也日益频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约尔根·韦伯预测，到2010年，汉莎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将增至每日四班，客流量将超过北京至纽约的客运人数。如今，汉莎飞往中国的航班已增加到每日两班。

P1-3

作为一个德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讲述中国，未免有些自不量力。对亲爱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样做显然是多余的。其实，这也并非我的初衷。我写作这本书的最初动机，更多地是为了向德国人或者说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或许恰恰是这本书的有趣之处。

喜欢从外国人的角度评点别的国家，可以说是西方的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中国似乎并不像西方那样突出。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如果一位法国人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的书，虽然这本书是写给法国人的，但德国人会把它翻译成德文，并怀着浓厚兴趣争相阅读。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欧洲。一本英国人评述美国的书则难以在美国读者当中得到同样多的关注，那些研究全球变化的书则更是如此。美国读者显然不大情愿让欧洲人为他们评点世界局势，超级大国及其国民的特点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正处于融人世界的过程中，因此中国人对于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态度相当开放。如果这一状况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对于全球合作将大有益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外国人隔着一定的距离观察这些发展变化，往往看得更清楚。虽然作者有可能由于未能将文化背景因素纳入视野而导致对某一现象理解有误，但即便如此，他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描述对澄清误解仍然会有帮助，人们可以藉此在“以接近促变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

有些德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中国。他们更多是从本国的发展水平出发，而不是以中国过去30年的进步来评判中国。反过来看，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的合理批评则常常过于敏感，反应激烈，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特征却丝毫未予顾及。上述两种表现对世界进步都没有好处，相反还会带来许多麻烦。避免被这些声音主导十分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中德两国关系。

一个超级大国独霸世界和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正在发生改变，世界秩序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变化是积极的。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要求各国之间有更多的协作和理解，同时也要求各国更加明确地阐述自己的立场。

为此，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通过全球化，这个世界或许将变得更公平，但绝不会变得更简单。如果这本书能够为减少全球化过程中的磨擦和耗损尽微薄之力，我将倍感欣慰。

请来信告诉我您对本书的看法与感受。我的联系方式是zhangwei@sier．en．net。

弗郎克·泽林

二○○八年十月于北京

这已是译后记的第三稿了。如果加上之前烂掉和废掉的腹稿，被我揉皱丢掉的纸团已然遍地。我渐渐开始后悔，在编辑要我写些什么的时候，我为何就那样忙不迭地答应了。是虚荣，但并不全是。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被这本书纠缠太久，从动笔翻译到现在，已过去将近三年。其问遭遇的种种周折，让我感觉如果不说些什么，实在对不起自己。

但是该说些什么呢？我一向是反对译序或译跋的。在我看来，除译文之外译者的话都是废话。从交出译稿的一刻起，除了未拿到手的稿酬外，译者与他的书已经两讫了。很多人喜欢将译者比作奶妈，抱的时间再长，孩子仍然是别人的，虽然那孩子的眉目总有几分像自己。

仔细看过编辑的信，要求是这样的：从译者的角度，介绍一下作者和作品的内容与背景。但是什么是译者的角度呢？一本书十几二十万字，读者耐着性子一路看下来，该明白的都已明白，即使不明白，也总轮不到译者来阐释，因为译者未必比读者更聪明。我的经验往往正相反。说到底，译者只是一个工匠，翻译对象本身不过是他面前的一件手工活。他要做的事，是把它一块块拆散开，一块块仔细打磨，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因此在翻译完一本书后，译者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细节，是自己反复斟酌过的每一处措辞和每一种语气。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放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但我仍不肯就此放弃。自己写不出，那就照猫画虎吧。我找到一些同类型书，并仿照那些译序的套路写出了下面这些话：

“在当今西方谈论中国的喧杂而近乎聒噪的声音中，《中国密码》只是其中一种。它与其他声音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没有人们惯常看到的西方式傲慢与偏见，在于它的严肃与真诚。在西方世界，这种声音即使不是少数，也仍然属于异数。敢于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勇气的。有谁愿意被自家人指着鼻子说，瞧瞧，人家干得比咱们好。……面对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应当让我们的耳朵习惯各种声音：习惯被指责(指责未必都是别有用心)，习惯被夸奖(虽然赞歌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调式)，习惯被关注(即使注视者的目光是透过有色眼镜)。……”

发给朋友看。朋友说：你翻翻报纸，上上网，到处都是这样的话，你说它干嘛？没错。我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读者，译后记当然不应是一篇读后感。朋友提醒说：你不是作者的朋友吗？说说他，写些大家不知道的花絮吧。

这主意不错。于是重新写：

“我和弗郎克认识已逾十年。那时，我们都为德国媒体做事，他是《经济周刊》驻京记者，我给另外一家德国报纸作翻译，多少算是同行。但我是这家的雇工，他是别家的老板，平时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是10年前，我们作为同一办公楼里的近邻，因为反抗‘强拆’(在租赁合同到期前被强令搬迁)联手作了一次‘钉子户’。当出租方抛出停水停电停暖气的‘杀手锏’后，是弗郎克找来柴油发电机解决了‘无燃之急’，并率领两家代表到外交部新闻司交涉，使我们的维权行动得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回忆起来，弗郎克身裹羽绒服、怀揣暖水袋敲打键盘的样子，仍然清晰如昨。……”

这次轮到自我否定了。这些和我的翻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通过这些花边趣事，告诉读者我和作者关系很铁吗？于是再次删掉，打开新建文档，重新面对一张白纸。

其实，我是有话要说的，甚至很多，但绝不是上面这些。对于一个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的最深感受，是翻译的艰辛。

翻译这本书是一种磨难。最初读到它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翻译将会如此艰难。作者逻辑缜密的思路，简洁清楚的语言，仿佛正是自己最熟悉、最能把握的一种。但是，一旦开始，困难便劈面而来。整本书，几乎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此众多的人物、历史事件，说俗些简直是浩如烟海。而查找那些大量的名人引语，便犹如大海捞针。我曾为核实某些人名或查找某段引语，数次把电话打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甚至曾把电话打到广州，请教一位明清史专家。更多的时候，我的痛苦是因为怨恨自己的无知。对一个以外语为专业(这也算是专业吗？)的译工来说，书中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广泛了。为了避免犯下过于拙劣的错误，只能现磨枪了。于是，常常为了翻译一两页的东西，就要看一厚本参考书……

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要不然，译后记将会变成一部血泪史。我的一位翻译同行早就说过，翻译的苦只能自己吞，因为这毕竟是你的本职工作，再苦都是活该，你以为，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就不苦吗？还好，书终于要出版了，就像建筑工人看到自己亲手建起的高楼终于要有人人住了。房子盖的质量不好，还可以再修。翻译中的错漏又该怎样弥补呢？高人的指教与斧正只能留给下次，这次的遗憾只能是遗憾了。

为了让这篇不像译后记的译后记多少有些译后记的样子，学外国人的做法，鸣谢一下：

感谢谷歌(幸好这个时代有网络，网络有GOOGLE，帮我省了去图书馆的路)。

感谢我的先生(嫁给同行毕竟是有好处的)。

谢谢建伟、芳芳、刘风、耀军，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话虽俗，但绝对真诚。

强朝晖

2008年10月22日于维也纳

弗郎克·泽林担任《经济周刊》驻京记者已十余年。他的这部倾力之作具有令德国警醒的力量。如果德国不愿接受惨遭淘汰的命运，则必须破解“中国密码”。下至学校，上至大公司及政府部门的高层人士均须如此。从联邦劳工局的统计数字中，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因素的作用，大大小小的企业正在一天天地将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本书内容翔实，考据缜密，是每一位希望了解应当如何对德国经济作出调整的人必读的一本书。

——德国《商报》

一部富有独特大胆见解的激情之作。

——德国《金融时报》

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种种思考，泽林得出结论：与德国目前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相比，中国的崛起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法兰克福汇报》

这是每个关心德国前途的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

——彼得·绍拉图（德国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