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5年中辗转了7个纳粹集中营，拼死保存下的352封信件。这些信件编织的是一个战争的情感史，一个交杂着恐惧、寂寞和绝望的赋格曲。本书已被翻译成波兰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并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很少有家庭秘密既能改变人的生命，又能在世界历史中起到重要的链接作用。近五十年来，莎拉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曾在七个不同的纳粹劳动营里经受了五年奴隶般的劳役并活了下来。战后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她一直未告诉她的孩子们她这段史诗般的，却是非人的痛苦经历。她把三百五十多封信、相片和一本日记留在身边却只字不提。直到1991年，在她进行心脏手术的前夜，才突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女儿安。

纳粹劳动营里囚禁的犹太人建造了铁路和公路，生产了弹药和物资，无形中为纳粹战争机器无休止的需要提供了支持，但我们对这个庞大的纳粹劳动营网络的了解却少得令人惊奇。本书给我们的是一个过来人的叙述：生活条件十分残酷，死亡率极高。当十六岁的莎拉到杰帕斯多夫的一个集中营报到时，她以为只要六个星期。五年后，她还在劳动营里，而那时她那人数多达五十的大家庭里只剩下她和两个姐姐还活着。在集中营斗争的最初几年，莎拉得到了好友艾拉的帮助。后者后来领导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起义，只可惜在那个集中营被解放前几个星期被处决。然而最为关键的是，莎拉的幸免于难应该归功于她的朋友和家人写来的信里传递的丝丝支持。她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保存这些信，这些信里写的是向往、是爱、是希望，字句之间是令人断肠的伤痛，同时它们也验证了人的精神，一种即便是畸丑的邪恶也无法击败的坚定。

《莎拉的礼物》是一本稀有的书，是安献给她母亲的礼物，也是这两位女性馈赠给世界的礼物。

引言 在她成为我母亲之前

第一章 顶替姐姐

第二章 一个干净的犹太人

第三章 萨仁卡

第四章 小的和灰的，老的和小的，穷的和富的

空位期 1942年8月12日

第五章 好日子好邮件

第六章 最后的生日

第七章 120年自由

后记 沉默的另一端

莎拉经历的劳动营

莎拉的家庭

资料注释

鸣谢

译后记

她姐姐读着信，为了让父母听得懂，她把波兰语译成依地语：

“依据犹太长老会的命令，瑞泽尔·冈卡兹将于1940年10月28日报到，参加劳动营六个星期的劳动……”

瑞泽尔刚念完，莎拉就开口了：她将顶替她姐姐去。

两姐妹谁都不知道“劳动营”是什么东西。她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但是自从去年秋天纳粹入侵波兰，带来巨大的灾难以来，冈卡兹一家都已做好准备，迎接下一次冲击。现在这个冲击来了，却是以这份简单而且看起来很正式的文件的形式，详细情况不明，但却盖着犹太长老会的章。这个长老会是纳粹最近才成立的，它选上的第一批去劳动营的年轻人几个星期前已经出发了。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近况。

这个家庭需要钱。瑞泽尔的名字在名单上，因为她的父母付不起长老会设定的“人头税”；如果你交了税，你就可以免于送一名家庭成员去劳动营的义务。只有最穷的犹太人才会去劳动营。那封信上说这些所谓的志愿者可以得到报酬，他们家庭里其他成员可不必去了。

莎拉是约瑟夫和查娜·冈卡兹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三个孩子在成年前就夭折了，还有一个在波兰军队服役期间死去，他是同伴士兵攻击的受害者。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儿和一个儿子住在附近，各自成立了家庭。另一个儿子不久前逃往了俄罗斯。莎拉和她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布利玛和瑞泽尔仍在家里住。

冈卡兹一家在战前已是左支右绌了，现在更卷入了一个不断升级的贫困和危险的圈子里。自从去年纳粹入侵，父亲实际上已如囚困在公寓里，因为削砍胡子和殴打老年的犹太人已成为纳粹找乐子的方式。一些信教的犹太人已经把胡须剃去，而且修剪了两鬓的卷发；约瑟夫不愿这么做。他再也不能在街上安全地行走，再也不能在会堂里祈祷，或者给他的学生上希伯来语课。

任何人只要认识瑞泽尔就知道选择她去劳动营肯定是某种任意挑选的官僚化错误。瑞泽尔虔诚而富有书卷气，总是埋头读书，有关劳动的事情找任何人也不应找她。如果德国人想找强壮而且能够很快适应新的不确定环境的人，他们找错人了。瑞泽尔身材瘦小，看上去跟孩子似的，厚厚的眼镜让她的眼睛显得很大，她总是一副吃惊的神情。虽只有十八岁，瑞泽尔对人性却已颇富洞察力，不过很少人知道这一点。她深居简出，喜欢和她的姐妹们在一起，而且喜欢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些文字和诗句。孱弱而敏感的她一接触到新的地方和人就明显地会畏缩，她对陌生人而言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孩子们除外。孩子们很爱她，从未注意过她言谈举止的怪癖，而且很享受她对他们跑来跑去的强烈的欣喜。人们很容易就认为她很古怪，但她古怪的外表下掩藏着坚定的品格和超群的智力：她是姐妹中最有学问的，随时随地都愿意吸收知识，因为她对祈祷和犹太研究的执着，她在这个关系紧密的犹太社区里小有名气而且颇受尊敬。

在纳粹来之前，两姐妹在波兰公立的学校里上学，穿着白袖口白衣领的海军蓝校服肩并肩地走着，总是整齐而干净。下午她们会接着去附近的贝斯亚霍夫(Bais Yaahov)学校听用依地语(她们社区的本地语)上的犹太研究课。在家里她们是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女孩——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贝斯亚霍夫学校是在1918年由一个叫萨腊·史尼勒(Sarah Sche—nirer)的革新教育家创办的。她的犹太女孩宗教课程的概念引起了争议，但很快传播到东欧和中欧二百五十所学校和近四万名学生，教她们的老师都是从史尼勒1925年在克拉科夫(Krakow)创立的新的神学院毕业的。这些聪颖的年轻教师身上散发着一种高尚的目标感，她们的知识能量让瑞泽尔和莎拉感到高兴而且深受启发。老师们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特别，甚至是她们的衣服，时髦却不张扬，而且由于是未婚，她们可以自然地留着头发，而不是戴着假发。

萨腊·史尼勒本人正是女孩们的偶像。她亲自造访了每一所学校，当她于1935年逝世时，成千上万她的学生哀悼她们的精神母亲的离去。在莎拉细心写下的日记里，她记录了萨腊·史尼勒来到她们学校这件事情，并吐露了她对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的逝去所感到的悲痛之情。在墨守成规的宗教领袖们抵制让女孩子接受教育的新观点之时，正是她顶住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莎拉的父亲对此也保持了谨慎态度，但他认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并允许他的女儿们去那个学校上学。

两姐妹的表现也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两人都是优秀的学生，但瑞泽尔是个非常专注的学者，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当她的波兰语老师推荐她去体育馆那里进行高层次的研究时，她一开始十分满意，但后来那里更为世俗化的课程和氛围让她觉得难以接受。她绝不会妥协自己的宗教原则。

纳粹的入侵让一切接受更多教育的想法成为泡影。犹太人的学校被迫关门，那些有趣的青年教师都解散回到自己的家中。波兰的学校大门对犹太学生关上了。瑞泽尔并不气馁，她继续独立学习，而且开始在家中辅导年纪小点儿的女孩，以贝斯雅霍夫学校的风格教授希伯来语课和宗教知识。

瑞泽尔是个优秀的老师，她温柔地引导学生跟着她的脚步进入要求更高、更为严格的学习当中。不过瑞泽尔对自己的妹妹却少了许多耐心。莎拉在瑞泽尔的严厉管教下坐立难安，她害怕姐姐那极为挑剔的眼神，任何一个学习上的错误，任何一处宗教上的不得体都难逃她的法眼。当她在安息日用梳子，或在炎炎夏日并非心存不敬而把长袖卷起来，暴露了手腕以上几寸属禁区的皮肤时，如果瑞泽尔威胁说要告诉父亲时，她却吓坏了。震骇于她的姐姐是一回事，可是她非常敬爱她的父亲，他从未大声训斥她，而且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疼爱有加。她可实在不忍心让他失望。

瑞泽尔天资聪颖，意志坚强——可同时也拒绝妥协、不会变通。无论这个叫做劳动营的东西有什么要求，瑞泽尔永远无法适应。而让比她小一点的姐姐布利玛离开家里更是不可思议。布利玛是家里的情感核心；家里经济困难、举步维艰的时候连父母都需要她的温婉体贴来获得些安抚。布利玛年轻漂亮，她原想离开波兰投奔住在巴勒斯坦的表亲，可当父亲表示反对时，她接受了他的决定。她总是把家庭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告诉她的姐妹们有事找她，而不是找她们的母亲，因为母亲经过二十年的生儿育女已操劳已久，疲惫不堪。当莎拉长大成为一名坚强昂扬的年轻女子时，布利玛忽视了她妹妹的年轻活力，而是充当了莎拉的维护者。

十六岁的莎拉觉得生活痛苦而平庸。环顾着她和六个家人合住的低矮房间，她几乎认为生活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白天的时候，这个房间是个拥挤而吵闹的车间，布利玛用机器绣着亚麻布，而她们的父亲和瑞泽尔在桌子旁边轮流辅导学生。房间里有几件家具：一张旧的木桌子，同时也是书桌、工作台和饭桌；一个放衣服和亚麻布的摇摇欲坠的衣橱。门又小又矮，门外通向一个储藏间和大楼公用的晒衣绳。邻居们从家里穿过去收衣服，并不总会征求同意。到了冬天，衣服会冻上薄薄的冰层，如果莎拉乱跑的话，打在脸上生疼。储藏问里还放着家里的草编床垫和晚上用的便壶，因为天黑走下三段楼梯去院子里的厕所太麻烦了。她一想到那个肮脏的户外厕所就打寒颤，每次她都蹑手蹑脚进去，心里祈祷邻居的男孩们不会透过墙上的小洞偷看，她知道他们在薄薄的墙上钻了洞。到了晚上一家人把缝纫机移开，把床垫拖出来，用衣服盖上；她和母亲合用一块床垫，她的姐姐们用一块，父亲单独用一块。有时亲戚来访的话，他们睡储藏间的另一块床垫。

她仅有的能让她逃避现实的东西是一扇小小的通往屋顶的斜窗。如果没有邻居在场的话，她会爬出去，脸上抹着一滴黄油来迎接阳光。为了享受宝贵的几刻清静时光，就算是冒着摔到下面的院子里或被瑞泽尔训斥一顿的危险也是值得的。

这是她唯一的家。第一任妻子在因生孩子去世后，她的父亲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娶了他年轻的小姨子查娜。约瑟夫和查娜一起把这个生下来的女孩和后来的十个孩子拉扯成人。一家人从小镇沃布罗姆(Wolbrom)搬到不远的索斯诺维克(Sosnowiec)，这是个更大的城市，约瑟夫也希望能招到更多的学生。

查娜则努力为一家人寻找食物——总是能无中生有地煮点什么，她们的父亲苦涩地说。布利玛已是个很有天赋的厨师和面包师，还是她母亲的“闺中密友”和帮手。她们家的饭虽然简单却有营养，特别的配料都是留给安息日和其他节日。大家的最爱都是鹅，这可是冬天的美味，因为冬天的时候鹅是最肥的。准备鹅肉大餐得花一天的时间，母亲能充分利用鹅的每一部分：鹅肉正餐吃，骨头熬汤，羽毛则用在羽绒枕头或温暖的毯子上。鹅身上的脂肪被剥下来，放在储藏问里最冷的地方，即施摩尔茨，整个冬天她都会留着，直到春天用于准备逾越节大餐。

日子不好的时候，橱柜里空空如也，查娜会烧一些纸而不是烧饭，假装炉子里正煮着什么东西。避免看起来需要别人的赈济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看见烟囱在冒烟会觉得我们在烧东西吃。”约瑟夫这样告诉她。

冬天的时候，查娜的毛线针会停不下来，编织出羊毛围巾、手套和袜子，好不让她的姑娘们冻着。莎拉一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就会看见她母亲的样子：穿着她一直穿的黑色裙子，眉头深锁，戴着照莎拉自己的长辫子做的假发，手里忙着打毛线，不停地打，不停地打。

……

P13-17

在她成为我母亲之前

我母亲有个秘密。

我知道莎拉·冈卡兹出生在波兰，是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她是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有一个姨妈还活着，但我们曾经庞大的家庭里其他人的情况，甚至包括他们的名字我却都一无所知。

在我母亲少有的几次回顾过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们她是作为一个英俊的美国士兵的新娘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我喜欢听她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的哥哥们和我在故事里是主角。可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对这个故事也不尽信。我母亲用一个完美的结局替代了一个未讲述的故事。从幸存者莎拉到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和母亲莎拉，如此迅速、如此完全的转变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她在1939年被外星人掳去，然后1946年在纽约安了家。

过去的莎拉去过什么地方？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手臂上为什么没有被刺上一个号码呢？

我无人可问。我从未跟我的哥哥们或我的父亲谈过这个话题。在这些问题提出之前，母亲的沉默似乎就能够把它们全部吞没。如果有人——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或一个不小心的亲戚——偶尔误入了这个禁区，问起了莎拉在战争期间的事情，她会把脸转过去，好像她刚刚被人扇了一记耳光。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拒绝谈往事，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很愿意倾听。我有些朋友，他们的父母能够不停地说过去的事情。够多了，我的朋友会说，我们已厌倦了扮演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我仔细看过她梳妆台上的旧照片，它们是黑白的，静静地像哨兵一样站在那儿。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张年轻莎拉的漂亮的侧面像，她正凝视着一个年纪更大点的女子：“我的朋友艾拉·格特纳。”我的母亲告诉我，可是她没有告诉我细节。她们在哪儿认识的？后来艾拉·格特纳怎么样了？莎拉浓密而富有光泽的头发如瀑布般垂在背上，高高的颧骨折射着光芒，就像我最喜欢的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莫伊拉·希勒(MoiraShearer)和艾琳·邓恩(Irene Dunne)演的老电影里让人无法不着迷的天真少女一样。艾拉与之相比就没那么漂亮了，但是她的帽子翘起的样子却颇有些大胆和老成，而且她与我母亲交织的眼神非常迷人。

当然了，尽管莎拉尽了最大努力，她却无法在我们的现在和她的过去之间建起一座无法穿透的墙，一层雾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进来。1961年在电视播放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时，她坐在电视机前，接连看了好几个小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她读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书，看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电影，每年大屠杀的纪念日她都会纪念，只不过默默地，私底下地，好像我不在旁边看着一样。

我以为等我也做了母亲她也许会让步。我决定了，等我的孩子大到会提问题时，我们就试试。后来我的女儿准备一个有关家庭历史的学校作业时，想采访她的外祖父母。当时的场景非常理想：我们很舒服地在我爸妈的客厅里坐着，碗洗好了也放好了，沙发的靠垫也弄平整了，玩具也收拾好放在柜子里。我的父亲非常合作，他对三十年代纽约的回忆形象生动，令人遐想。轮到莎拉时，她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扭来扭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她讲了几件无关紧要的轶事，比如她唯一的绒布娃娃玩具，她的朋友圈，以及她们的学校制服等。这些我都听过。但是那时候她的不适开始剧烈起来；一直困扰她的关节炎和腰疼打断了她，她只得站起来，四处走走，这样她暂时的、慌乱的回忆停了下来。她守住了她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在1991年的一天结束了。那天将永远改变我眼中的她，同时也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

莎拉正要住进医院，她前一个周末是在我家度过的。她在以色列旅行时新的症状变得严重起来。突然之间耶路撒冷的山变得太陡了，她爬不动了。回到纽约后她得知她需要进行三重心脏搭桥手术。

她时年六十七岁，戒烟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十分痛苦，而且她的手因为没有往常的香烟，看起来空空的。我看得出来她准备说再见了。那是一个优美的夏日，我们刚刚吃好午饭，我正一人独坐着。她走出来，坐在我身旁。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纸板盒子，这盒子以前是装我旧时玩过的快速拼字游戏的。

她把盒子端给我，说：“这应该是你的。”

她的珠宝，我想。

不是的。我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很旧的褐色皮制文件夹，如一本平装本书大小。里面是数百封信、明信片和纸片，一些字写得小而挤，很难辨认，一些则是漂亮的斜体字，还有一些是用钝头铅笔在不规则的纸片上匆匆写就，所有的这些都细心地收好了。“这些是我在集中营的信。”她说，并把它们在我面前摊开。明信片和信还有照片铺满了桌子，旧纸张的味道升腾起来，弥漫在夏天的空气中。

“你想知道什么？”我的母亲问道。

于是我开始问了。

问题一个个胡乱地冒了出来。她去过什么地方？谁写的这些信？她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些人现在在哪？我的母亲尽她所能地回答我，她的声音里是久未提起的人名和地名。

很快她就累了。我们一起把这些信件放回到保存它们如此之久的盒子里——不过现在这个盒子是我的了。

我母亲的信不仅仅填充了她过去的地图的一个空白，它们还带来了鲜活的她——还是个少女的我的母亲——它们同时把我们的亲人们从阴影中带了出来，在战争中逝去的外祖父母、姨妈们、舅舅们和表亲们。

这些信件是由八十多个不同的人所写。它们讲述了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及一个由政府精心组织、企业支持的奴隶体制的故事。只有最初的几张明信片是用波兰语写的；其余的通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只有极少的捷克语和依地语。有些标记看来十分明显，如“z”形的签章，表明曾被检查员审阅(德语的审阅是zensielt)过，但其他的则需要认真研究才知道它们后面的秘密。其中有几十封漂亮的手绘生日卡，有些上面写着诗和奇特的花以及儿童的图案。我委托他人把它们译成英文。我非常没有耐心；每件译稿的到来都让我十分激动，好像这些信件是昨天才写的，而且是写给我的。我发现了艾拉·格特纳的信，她的笔迹醒目独特，一如她的照片。还有几封偷偷带进集中营的情书，是由一个叫哈利的追求者写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我仍住在布鲁克林的罗斯姨妈，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了。而我母亲梳妆台上褪色的照片，现在也焕发出盎然生机。

我母亲和我一起读着这些信。她几乎和我一样需要看英文版本；战争结束后，她能流利地说和书写德语，而且除了自己的两门母语波兰语和依地语外，还略知一点俄语和捷克语。但在1946年她就不说这些语言了。她的波兰语和德语能力已经退化到阅读都有很大困难了，况且她生硬的翻译还受到情绪的阻碍。听着她熟悉的声音发着那些奇怪的音节，我感觉就像是有人施了古怪的法术，假冒了我的母亲。

我们不停地聊着。她容忍了我的问题和我的录音机，告诉我一件又一件事情，仿佛分享她的记忆的限制从未存在过一样。她是第一次讲这些故事，而我则是个饥渴的倾听者。

在我想象中，母亲作为囚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相对较短的苦难，可结果却是几乎长达五年的、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的奴役(在此书附录里有莎拉的七个集中营的完全列表)。她是来自波兰西部约五万奴隶——年轻健康的犹太男女——中的一员。他们是施梅尔特组织(Organization Schmelt)手中的珍贵财产，这个组织是纳粹入侵波兰后不久成立的，为纳粹党卫军的分支。

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劳动营，往往隶属于德国企业拥有的建筑项目或工厂，条件不一而足，不过在莎拉的集中营里，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与奥斯维辛的囚犯不一样的是，这些人身上没有被刺上号码。这些犹太人是要留着性命的，至少要完成当日的工作。他们被迫与自己所爱的人分离，他们挨着饿，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进行超长时间的劳作，他们睡在人满为患、缺乏供热和换气设备的木头房子里，而且他们时刻活在恐惧中——但是纳粹却为他们传送邮件。信件和包裹都是允许的，甚至是提倡的，好像他们不是囚犯，而是第一次离开家去野营的人，而纳粹们也愿意告诉那些焦虑的父母们一切都好。不过到了1943年夏天，所有的普通邮件全停了。

施梅尔特组织在历史上是个并不重要的脚注。相对而言，关于纳粹官僚和犹太领导人以及德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较少见诸文字。正是这种关系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波兰上西里西亚东部(Eastern upper Silesian)地区诱拐而来。甚至很少有书提过阿尔布莱切特·施梅尔特(AlbrechtSchmelt)的名字，他是该组织的总建筑师，这个迅速扩张的奴隶贸易让他发家致富，也藉他而得名。能接受邮件的犹太人劳动营的存在几乎无人知晓，它们的具体方位也几乎被遗忘——除了那些曾在那儿被囚禁过的人们。

这也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倘若要描写这些筑建在地狱外沿而不是地狱中心的地方，可能会影响世人对奥斯维辛伤痛之地的了解。在施梅尔特的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没有焚尸场，也没有人数众多、形同鬼魅的玛索尔人(Musselmen)，他们是奥斯维辛常见的行尸走肉，在奥斯维辛，人平均的存活时间是三个月。

因为死亡集中营的条件要恶劣许多，有时甚至在幸存者之间不经意地会有一种攀比意识。“噢，你的母亲在劳动营啊。”一个幸存者告诉我，不以为然地挥挥她的胳膊，正好足以让我看见她前臂上刺的数字。我当时在给她看母亲的一些信。“我在奥斯维辛，”她大声说道，“在奥斯维辛我们绝无可能有那样的信件。”她在匈牙利的家里一直待到1944年，她大部分的家人都幸存了下来。我问她在奥斯维辛待了多久。“四天。”她淡淡地说。

在奥斯维辛待了四天……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待了五年。我的母亲失去了她的父母、姐姐、哥哥、外甥和外甥女、表亲：她失去了大家庭中至少四十个成员。我不想比较。有些苦难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

我更欣赏谈到这个话题时莎拉和她的朋友们发出的沙哑的笑声。“我父亲很有钱的，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两年！”喝咖啡时古希亚吹嘘说，笑着敲着桌子。“哈！”莎拉嘲笑地哼了一声，“我的父亲比你父亲有钱多了——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整整五年！”

莎拉的勇气和胆量堪比一个档案保管员的本能。五年以来，冒着遭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她把所有的信件都藏好，不让集中营的守卫发现。通过创建一份自己苦难的纪实写录，她同时也是在延续着一个亘古即有的为群体灾难做编年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古老的《圣经》。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人们书写着，保留着第一手的见证和其他文件。人们举行比赛鼓励个人编年史和日记的撰写。“兄弟们，写下你的一切所见所闻吧，”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在离开里加(Riga)的犹太人区时这样呼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在埋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牛奶罐里，在扔在奥斯维辛悲惨的土地上的容器里，档案被细心地藏了起来。与战后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原始材料不会受到捉摸不定的记忆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创建者已然逝世，而它们却依然留在世间。  莎拉的信件就是点滴的时间，是白发的倾吐，带着走形的真实生活，它们的情感是真切的，未加过滤的。它们从未触及世界大事。由于不联系背景就无法阅读，我在讲述我妈妈的故事时加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德军的前进和美国的参战，意大利的勾结和背叛，争夺太平洋的战役——从未有通讯记者提到过这些，他们也不见得对这些故事有多知晓。他们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有限的观察力。这是一个充满了隐晦的谣言和不确定的祈祷的世界。这些私人信件编织的是一个战争的情感史，一个交杂着恐惧、寂寞和绝望的复杂的赋格曲，总是会回到明天的希望的主旋律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吗？因为只要你在阅读，我们就在一起。”她的姐姐瑞泽尔·冈卡兹如此写道。一纸书信，承载的却是鲜活的亲情。一旦莎拉得到了这些信，她就必须留着它们，因为给莎拉信的就是她所爱的人，就是爱她的朋友和家人。所以她在列队时把信藏起来，把它们交给信任的朋友，把它们扔到房子底下，甚至把它们埋在地里。保留这些书写的文字——这一点就足以让她轻易地丧命——与挽救她自己的生命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开的联系。我开始理解她的逻辑了：她为保留信件所冒的险与她失去信件后面临的终极危险是无法相比的，因为那样的话，她将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我从许多幸存者那里听说过关于家里来信的辛酸的故事。我母亲的朋友萨腊在解放后染上了严重的伤寒，于是把她的信件委托给了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此人许诺在她住院期间会妥善保管信件。医生们告诉萨腊，她在谵语状态时曾不停地跳起来狂乱地在床底下找她的信。当她身体复原后，那个人却已不知所踪，她的信自然也就不见了。丹柯，一个七十好几的女士，在告诉我解放后她的旧箱子被俄军士兵偷走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女孩，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因为她的旧箱子里装的是她的父母写给她的信，以及她在战争期间写下的诗句。“他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呀？”她伤心地哭着。珠希在一次恐怖的集中营检查时失去了她的信件，当她看见1944年写给我母亲的生日卡上自己的字迹时，她简直不敢相信：“你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她惊异地问，“你怎么会有这些的？看看，你母亲是多么聪明，多么勇敢！”

在初次发现母亲的信件十年后，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家庭辩论，有关我们是自己留着这些原始的信件，还是把它们托付给图书馆。为了表明他的看法，我的父亲说他也有一箱子信：他在战时与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通信。“它可比芭比(Bubbe)的要大。”他自豪地说。

这个箱子确实更大。里面有我父亲写给他的兄弟和姐姐的热情洋溢、充满乐观的报告，也有写给他军队里的好友的信，甚至还有他打给我奶奶的调皮的电报，讲的是他的婚礼计划。正当我着手给这些新来的文件分类时，我发现了另外五十六封信，是在战争期问写给我母亲的。其中十二封来自艾拉·格特纳。

同时还有一份真真正正的宝物：我母亲从1949年10月开始记的日记。在这之前，我对年轻的她的认识仅仅来自于她的朋友和家人的信件，以及她的回忆。但是现在莎拉来到了舞台的中问，记录着她五年历程头几个星期的点滴。我看见了十六岁的她，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盯着眼前陌生的场景，估量着自己的将来，心里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可是无法明白说出来。

很多年后，我问我母亲那天她把信件交给我时，她心里有什么期望。“没什么特别的，”她说，“我不想你以后才找到它们。我希望你能亲手从我这里拿到这些信，得到我的祝福。这样的话，我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告诉你你想怎么处理它们都可以。这就是我把它们给你的原因。”

我并非第一个在父母痛苦的回忆后面追寻隐藏的真相的孩子；也不是第一个不得已感到过去长长的阴影是如何影响我自己的身份和信仰的——这可以给我稍许安慰。这对我们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虽然执笔的人是我。这些信让我们懂得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教会了我们友谊和笑声的力量，以及在最不寻常的条件下，生命和爱的执着。

这，便是我母亲的故事。

本书翻译工作进行期间正值南京大屠杀70周年，译者曾观看了纪录片《南京》。那些骇人听闻的历史事实我从小熟知，可是当它们以原始、真实的影像资料震撼我的视线，以屠杀事件亲历者讲述的形式轰击我的耳膜时，我的心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绞痛，不经意流出的泪水远不能表达我的悲愤、同情和憎恨之万一。手中《莎拉的礼物》带给我的便是这种熟悉的心痛。在安·科什那平实舒缓却饱含深情的叙述里，在一封封无比宝贵的信札间，读者会发现自己的心早已浸透了那次战争里犹太人民所感受到的悲凉的绝望，无力的愤怒，以及锥心的伤恸。

如果你以为这本书讲述的只是一个悲剧，那你就错了。在那重如磐石的哀痛之下，一丝绿意在倔强地往上生长。对它来说，那石头或许就是座山，可是它对生命的渴望，对亲情的执着，竟也是如山一般的悲壮。终有一天，它的坚持让磐石开裂，它在石头的顶端抽出了新芽。

在战争的荒漠里，这份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保护着的绿意就是人性的希望。

或许，这就是本书被称作《莎拉的礼物》的原因吧。

是为后记。

杨晋

《莎拉的礼物》确实是一份礼物。它基于详尽的研究，是一部匠心独运的非凡之作，它的问世让人充满敬意。它延展了我们对犹太女性及其为生存以及为黑暗中闪烁的光芒而抗争之方式的理解。

——迈克尔·贝伦伯姆，美国大屠杀博物馆创始人，犹太教大学神学教授

这本书的确不同凡响，普通读者和资深学者，都能在书里学到别处学不到的东西。我以阅读讲述大屠杀的书为生，可我极少读到这样一本行文如此简洁、字句如此优雅、叙述框架如此充满人性的书。它魅力非凡，撼人至深。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执干行干部

一部详尽的家庭备忘录。

——既是生动的见证亦是感人的叙述；——揭开了纳粹劳动营的骇人恐怖。

安·科什那把莎拉的礼物传递给我们每个人，向她那了不起的母亲表示了敬意。

——约瑟夫·康能，《德国好人》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