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王震，白求恩的遗嘱，电视巨人魏文彬，带刺的蔷薇罗微，合肥有个李鸿章……这些名字对你来说是什么概念呢，你知道这些人吧？或者，你了解她们有多少呢？为什么这些名字都在长长的岁月中被擦亮，你知道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是什么样的吗？

这本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集《被岁月擦亮的名字》带你走进他们的世界，让你了解她们成功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苦与泪，感受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全书按领域不同，分为领导人、革命家，医务工作者，科学家，文化名人，运动员，历史人物这四个部分，共有17篇文章。

文学乃人生的教科书，传记文学的传主，往往是历史上或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集中了其所处时代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者。以文学手法为传主传神写貌，给读者的思想启示力和艺术感染力，常常是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收在本书的佳作，作者以高明的“心理学家的眼光”、灵敏的“历史学家的鼻子”和自如的“小说家对叙述的感觉”写作，如姜安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万伯翱的《井冈幽兰——朱德夫人伍若兰小传》、吴东峰的《“胡子”王震》、董保存和王跃民的《白求恩的遗嘱》、柳鸣九的《君子之泽，润物无声》、赵焰的《合肥有个李鸿章》、张昌华的《昊宓：是真名士自风流》等，因而读来引人入胜。

领导人、革命家

  贺敏学建国后的风雨人生

  井冈幽兰

  “胡子”王震

  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医务工作者、科学家

  白求恩的遗嘱

  被岁月擦亮的名字

  4万∶400万的牵挂

  蘑菇云背后的身影

  北大荒的“管天”人

文化名人

  凋碧树

  君子之泽，润物无声

  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

  电视巨人魏文彬

运动员

  带刺的蔷薇

  111.12米刻录青春

  姚明：梦想NBA总冠军

历史人物

  合肥有个李鸿章

55岁的魏文彬，依然个性张扬，在一堆四平八稳的官员中，绝对是个“异数”。从先前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到如今的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坐在湖南广电业一把手的交椅上，已经整整10年。“为什么我一脚踏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挪过窝？”在前边谈起10年改革的时候，他曾如此自问，却忘了回答。

一位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透露，魏的个性和傲气，曾为他招致不少麻烦，“很不入一些人的眼”。由于“不恭”，他曾意外遭到“弹劾”。正处于个人事业名望巅峰期的魏文彬，“一下子整个人蒙了，百感交集”，一夜间跌入万般尴尬的境地一位接近他的人回忆：“这场意外的挫折，对他个人的震动和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广电厅系统员工的强烈要求下，湖南省委决定，魏文彬以厅党组书记身份履行厅长的职责。决议一下达，魏文彬把厅里所有干部召集到会议厅，发表了一段威慑力十足的讲话。应他要求，讲话录音整理成文件后传达到厅里各个部门。

“我一介书生，受到同志们如此的厚爱。留下来是我自愿的，但是我告诉你，魏文彬掉了一票，千万不要以为我掉了胆子，今后工作上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工作上该批评还是批评，如果不把工作好，我该处分还是处分。”

散会之后，所有人站起默默送他下楼、上车。一路上，回忆着刚才的情景，他默默开始流泪：“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你说，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击溃呢？外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我呢？”

改革者以悲剧收场，一向不乏其人，而多数变革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仅仅用“奇迹”或是“侥幸”这样的笼统字眼，很难解释清楚魏文彬凭什么能走到今天。

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个体。作为改革者，存在着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魏文彬，一个精明强悍的魏文彬；而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魏文彬——有现实的策略和智慧，知道为了目的必须学会妥协和平衡，始终能在权力体系中为自己赢得信任和支持。

对于他处处力求平衡和妥协的做法，新生代的“湘军”中坚们对这位性格素来强硬的“大当家”有时也颇有些不理解：“有时，真觉得老魏让步让得太过了，太保守了。

这或许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最重要的奥秘，其间经过多少痛苦和漫长的磨砺，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有自己找的，也有别人给的，都不是你所能想象、你所能理解的”他双目正视记者良久，戛然而止。

现实和理想之间，个性与对现实的妥协让步之间，在不同利益的平衡和周旋中，魏文彬有多少无法言说的心曲；功名与寻常的幸福快乐，成功和与之相随的代价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变革时期，一个媒体的改革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魏文彬：这是让我作为一个行业的领袖来勾画。我来说这个话就不太好，这应该由你自己来把握。

人物周刊：坐在这个位子10年，您的个人体会呢？

魏文彬：起码，(叹息)应该具备政治家的睿智，起码应该具备企业家的头脑，起码应该具备艺术家的敏锐吧。我来说这个话就不太好。

人物周刊：您会怎么评价自己？

魏文彬：不该是我来说这个话。我把这个权力交给你。

人物周刊：您是个非常强势的人，但在面对外界的时候，似乎有谨小慎微的一面。

魏文彬：我绝对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人生短促，我过去常说一句话，人生不满百，常发千年忧。用不着这么拘束。不洒脱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毛病。为什么不洒脱呢？这么瞻前顾后，这么谨小慎微，这么畏畏缩缩？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想透了，人都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匆匆而过，一百岁也就这样。干什么要这么畏畏缩缩呢？就是真错了，那就错了，干吗要藏着掖着？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缺憾是什么？

魏文彬：困扰我最大的，是寂寞。有时候，真是寂寞无言啊。

人物周刊：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吗？

魏文彬：不能说是高处不胜寒，你别和我提这个词！如果是伟人，那就是高处不胜寒，但我不是。也许，我自己真走入了一个误区，也有这个可能，也许是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觉得自己是个行者，永远在旅途上，所以经常感到很寂寞。

寂寞，是我最大的苦恼，但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吧。怎么从寂寞中、痛苦中解脱呢？我有一种比阿Q要好的办法，这不仅仅是指寂寞，还有痛苦。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有时候生态环境不太好。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遭人误解和恨。对人对事，我是包容的，你对我越坏，我就对你越好，看你最后会怎样。但是，中途这个过程，是很难受的，万般无奈，有时真是苦不堪言，不堪重负。

有一天晚上，我走在马路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还有远处的山，我就想，一百年后，我们都化为灰烬了，但是，那颗星星还在，那座山也还在，那我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呢？还是回家睡觉吧(大笑)。P206-207

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评选活动的一项创举，便是增设了中短篇优秀作品奖。这是伴随着传记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相对于长篇辉煌巨著，中短篇自然在内容的丰厚深广上有所局限；但对于生活在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广大读者来说，又提供了不用花费太长时间便可阅尽全篇的便捷。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兴盛，对长篇传记文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谓予不信，读读这部收集了17篇中短篇传记文学优秀作品的集子，便可释惑。

我历来认为，传记文学在诸般文学样式中独具思想魅力。如果说，文学乃人生的教科书。那么，传记文学的传主，往往是历史上或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集中了其所处时代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者〔如果是反面教员，那就集中背弃了所处时代人类先进思维成果〕。以文学手法为传主传神写貌，给读者的思想启示力和艺术感染力，常常是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是把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成优秀的传记文学名著来读的，这部作品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读者的人生。当然，这是部长篇。但中国传记文学的祖师爷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不少名篇，如《始台皇本纪》《项羽本纪》和那么多篇幅更短的列传，论字数，不都只能算作中短篇吗？然而其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文化人格的影响，何其深又何其大也！

正是由于传记文学对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要真诚地推荐这部传记文学的中短篇优秀作品集。我赞成英国学者格瑞金对传记文学独具的慧眼：优秀的传记文学家向有“一种心理学家的眼光，一只历史学家的鼻子，以及小说家对叙述的感觉”。收在本书的佳作，如姜安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万伯翱的《井冈幽兰——朱德夫人伍若兰小传》、吴东峰的《“胡子”王震》、董保存和王跃民的《白求恩的遗嘱》、柳鸣九的《君子之泽，润物无声》、赵焰的《合肥有个李鸿章》、张昌华的《昊宓：是真名士自风流》等，就都显现出作者高明的“心理学家的眼光”、灵敏的“历史学家的鼻子”和自如的“小说家对叙述的感觉”，因而读来引人入胜，既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又得到精湛的审美享受。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杰出的大学者对传记文学钟爱有加者不少。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历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出关》不就可以看成是老子的一种传记文学吗？梁启超晚年所为的一桩大事便是写作世界英雄传记以激励民族精神。胡适不仅自己早年就有《四十自述》、晚年还有口述自传，同时还劝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作自传。至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更是史学界、文学界公认的名篇。这一传统理应在21世纪发扬光大。

权且充序。

仲呈祥

2008年5月1日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一千多年前，哲人奥古斯汀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忠于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根本就不具有可以信赖的真理器官，我们在描述之前就极可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之中。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在李鸿章问题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准确的把握进行着明目张胆的颠覆。这样的原因，只能归结于别有用心。当一种势力决心扭转现实的走向时，它首先要做的，是先完成对于历史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深度的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初衷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直到现在，它仍以一种最普遍的公众习惯，存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足够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文革的时代，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而现在的商品经济时代，则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现在的欧洲。而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同样，就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来说，也存在这样的状况。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一百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从启蒙思想到社会主义，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是早晨刚刚从封建古书堆里惊醒过来，目睹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上午又接受了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而晚上却已不得不完全倾倒在一种革命热浪中去了。在这一百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相反，有很多都是在生吞活剥后，生出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怪胎。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东西，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做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的传记。在更多的时候，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一直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内心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那种最艳丽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出现的光亮一样，在片刻之后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先得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一切立场、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说的是现实往往是历史的重复。古往今来，有两件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人头顸的星空，以及人星星般的真正内心。

对于历史和人生，我希望有更多、更细致、更深邃也更真切的了解，所以我希望传记文学有一个大的发展。

——王蒙

我熟悉此书的部分作者和传主，作品忠实于历史，讲究艺术创作，读起来很有亲切感……

——伍绍祖

将中短篇传记尤其是报刊上的作品列入评选，有利于推出新人新作，有利于传记文学事业的发展。

——陈祖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