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是座丰富的宝藏，更是一部大书，对故宫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21篇文章，是作者在以往六年中对故宫价值认识与故宫学探索的一个小结，一个阶段性成果。

这些文章约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0篇，为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的概说；第二部分7篇，为故宫学的探讨；第三部分4篇，论述与故宫有关的人和事。或长或短，文体亦颇不类，但主旨则一，就是从不同方面述说故宫、研究故宫、认识故宫。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21篇文章，是作者在以往六年中对故宫价值认识与故宫学探索的一个小结，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些文章，其中10篇是在各个学术研讨会或报告会上的演讲，5篇是工作研究或专论，1篇是序言，另有4篇是记述或考证类文章。除过《探索故宫学的体会》为首次面世外，其余都曾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过，其中4篇被《新华文摘》转载。需要说明的是，故宫的文物藏品，以前公布的数量是94万件或近百万件，2005年把本应属于文物的古籍特藏、殿版书书板等列入文物总帐，对外公布藏品总数为150万件(套)，由于文章发表时间不同，因此就出现了几种说法。

关于故宫与故宫博物院

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

故宫的价值与地位

故宫80年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永远的故宫永远的保护——作于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

故宫博物院80年

开放型思维与21世纪初的故宫博物院——书画展示、研究、收藏为例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

故宫博物院的管理

故宫维修五年

故宫学述略

故宫、故宫文化与故宫学

紫禁城与故宫学

清史研究与故宫学

明宫史研究与故宫学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探索故宫学的体会

厥功甚伟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

关于故宫“盗宝案”

郑振铎与故宫博物院

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和宫廷旧藏文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宫殿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

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丰富典美的帝王收藏及皇宫经过近代革命，很快变为国家博物馆收藏，或者皇宫成为博物馆，例如法国1789年大革命，1791年就做出把没收的王室藏品集中于卢浮宫，1793年卢浮宫作为共和国国立美术馆正式开放；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就把属于皇宫的艺术珍品收归国有，成立了包括冬宫在内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清官收藏承袭宋、元、明三朝宫廷，再加上清朝的大力蒐集，文物尤为丰盛，但1911年推翻清政府后，14年后才成立故宫博物院，这个过程颇为曲折。

故宫大致分“前朝”与“后廷”两部分。辛亥革命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占据后廷，仍然称孤道寡。前朝收归民国政府。1914年在武英殿成立古物陈列所，收藏和展出宫廷文物，主要是从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运来的20多万件文物，应该说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24年11月5日爱国将领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临时政府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石曾)任委员长，政府方面聘任的委员多为国民党人士和倾向民主的北洋政府官员，负责清点清宫物品，开始筹组图书、博物馆的工作。但过了20来天，张作霖进京，冯玉祥被排挤，段祺瑞上台。清室遗老与王公大臣百般破坏，反对清点，企图让溥仪回宫，段祺瑞临时政府也多方阻挠，善后委员会对此坚决抵制，坚持进行清点。在清点中，发现了宫中文物大量流失的帐单，特别是清室遗臣、保皇派头子与溥仪相互串通、企图复辟的信件。善后委员会认为，这些信件是图谋复辟的罪证，事关国家共和政体的安危，当即抄录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后转京师高等检察厅)，请其对有关人员分别提出公诉，但在段祺瑞政府的庇护下未能实现。鉴于当时形势紧迫，善后委员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根据图书、博物馆筹备会完成的情况，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9月召开会议，果断地决定在后廷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隆重举行了成立典礼，并通电段祺瑞政府及全国，通报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情况。故宫首次开放，观者如堵，盛况空前。在新开辟的文献陈列室，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的条陈、函件也作为展品公诸于世。根据1925年至1930年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当时故宫博物院共有明、清宫廷遗留文物117万件，应是当时世界上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是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致命打击，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的内战及对博物院的干扰，加上经费的困难，故宫举步维艰。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临时政府忽然以共产党的“罪名”，通缉筹建故宫博物院的组织者李煜瀛、易培基，二人潜离京师，故宫博物院顿失首领，从此至1928年6月间的两年多时间，处于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经过了所谓的“维持时期”、“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和“管理委员会”四次改组。为了避免段祺瑞政府插手故宫事务，故宫博物院宁可向银行贷款并靠门票收入惨淡经营，也不向段政府要求拨款。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后，国民政府讨论了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的“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荒唐议案，并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再行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后经多方力争，才否决了经的议案，于1928年10月先后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明确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确定了院内各部门的业务职责，基本上适应了博物馆的性质与工作规律。由政府任命的第一届理事会的30多名理事，包括当时全国政界、军界、财界、宗教界、文化界的众多著名人士，如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于右任、宋子文、班禅九世、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马衡、陈垣、沈兼士等。至此，故宫博物院有了理论依据以及法律保障，加上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强大的理事会，又有一大批优秀学者为骨干，很快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陈列展览与开放参观、文物整理保护与传拓刊印以及古建筑管理维修与道路工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并以理事蒋中正领衔呈送国民政府，当即得到行政院的批准。此议案提出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将天安门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太庙、皇史宬、堂子、大高玄殿并入故宫。而这项议案的真正落实，则到1948年初才得以实现。

但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我东北三省，平津震动，华北告急。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将院藏文物精品装箱南迁。古物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象牙雕刻等工艺类文物也不少；图书方面，可以说宫中所存值得运走的全部装了箱；文献方面，主要有档案、册宝、舆图、图像、乐器、服饰等。数十万件文物，装了13491箱又64包。先存上海，后转运南京朝天宫新库房储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批文物又先后分三批避敌西迁，水陆辗转，最后集中存放在四川的巴县、乐山、峨嵋。

努力保护体现本民族、本国家文化精粹的文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被侵略国家都十分重视的一项艰巨任务。在美国人L.H.尼古拉斯所写的《欧洲的掠夺——西方艺术品二战蒙难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德国对欧洲文物的劫掠以及各国千方百计保护的苦心与艰辛。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连美国也紧急动员，进行艺术品及档案资料的收藏搬家。但比较起来，像中国如此持久、如此艰苦，则是绝无仅有的。这批文物从1937年11月开始西迁入川，到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在后方整整过了10年。在这10年问的分散保存时期，文物没有大的损失，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P6-9

故宫的价值与地位是客观存在，但对它的认识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深刻地认识故宫，既是做好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前提，更是弘扬传承久远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需要，因而也成为我多年来所着力进行的一项研究任务。

正是在这个持续的研讨中，正是在对故宫内涵努力发掘的基础上，我认识到故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逐渐形成并明确提出了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对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学科特点及故宫学历程作了初步的探索与梳理。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21篇文章，就是我在以往六年中对故宫价值认识与故宫学探索的一个小结，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些文章，其中10篇是在各个学术研讨会或报告会上的演讲，5篇是工作研究或专论，1篇是序言，另有4篇是记述或考证类文章。除过《探索故宫学的体会》为首次面世外，其余都曾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过，其中4篇被《新华文摘》转载。需要说明的是，故宫的文物藏品，以前公布的数量是94万件或近百万件，2005年把本应属于文物的古籍特藏、殿版书书板等列入文物总帐，对外公布藏品总数为150万件(套)，由于文章发表时间不同，因此就出现了几种说法。

这些文章约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0篇，为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的概说；第二部分7篇，为故宫学的探讨；第三部分4篇，论述与故宫有关的人和事。或长或短，文体亦颇不类，但主旨则一，就是从不同方面述说故宫、研究故宫、认识故宫。又由于文体不一，有的有注释，有的则没有，现仍保留原貌，不求统一。

笔者近年来孜孜于故宫价值发掘与故宫学的探索，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囿于对故宫认识的程度以及学养的制约，对故宫这座学问的大厦来说，仍难窥见其中奥妙。所谓“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这里借用子贡称颂孔子的话，把“夫子之墙”当做故宫学的围墙，我也只是在苦苦寻求进入墙内的门径了。现在不揣浅陋，把这些探索之作刊印出来，主要是抛砖引玉，期望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并投入故宫学研究，期望故宫学研究有新的发展，取得更多的成果。

郑欣淼

2009年2月1日